1920年，耿丹应邀从北京大学回到武汉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开展爱国活动，组织工人运动，其间，他与共产党人频繁接触，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耿丹同时具有教育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三重身份:既是开风气之先、大胆革新的教育家，又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还是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耿丹从北京回到武汉以后，首先来到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简称“武昌高师”)任教授，不久就担任教务主任(也称教务长)。在武昌高师，他支持张继煦校长进行了一些改革，使学校在原有基础上有了一个大的进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以后，耿丹到国立武昌商业专科学校(简称“武昌商专”)当教授兼教务主任。当时武昌商专处于困难发展期，他通过改革推动了武昌商专的发展。1924年12月，由于前武昌高师张继煦校长辞职，学校一度无人负责，耿丹被安排临时主持校务。1925年，他还担任私立武昌中和中学校长，履职期间着力培养辛亥革命烈士的遗孤。
第一节 耿丹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为了培养师资，1913年，教育部命贺孝齐在原方言学堂的校舍、图书设备及原有师资的基础上筹建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9月，武昌高师升格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1924年9月又改为国立武昌大学；1926年10月，在国民革命军攻下武汉后，武汉国民政府将原国立武昌大学、国立商科大学、国立医科大学以及省立文科大学、省立法科大学和私立中华大学、北京中俄大学合并为武昌中山大学，亦称第二中山大学。这所由多校合并而成的学府，成为1928年国立武汉大学建立的前身。
一、耿丹到校时武昌高师的建立与发展
1912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中国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民国初年，国内急需师范人才，将全国划分为北京、南京、武昌、广州、沈阳、成都六个学区，每区设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一所。1913年7月，教育部委派贺孝齐负责筹办武昌高师事宜。经贺孝齐筹备团队的努力，11月2日武昌高师正式开学。校园北倚蛇山，南临长湖、紫阳湖，东邻抱冰堂，西接省议会、阅马场。校园靠山面湖，的确是一个读书的好地方。
当时学校设有预科、本科。本科分英语部、历史地理部、数学物理部和博物部。学校的管理分为教务、学监和庶务三大部分。1914年秋天，校长贺孝齐被调回教育部，学校工作由张渲接手。
张渲，字绶清，河北东光人，曾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教育部京视学。1914年11月任武昌高师代理校长。1915年11月，张渲被正式任命为校长，张渲任职5年(1914-1919)间，武昌高师已初具规模。
1917年5月，武昌高师率先在全国将博物部改为博物地学部，数学物理部改为数学理化部，历史地理部改为国文史地部，调整和增加了课程，学校的专业设置开始形成自己的特色。
到1918年，武昌高师在校执教人员已增加到33人，其中有:黄际遇(教数学、物理)、姚明辉(教历史、地理)、竺可桢(教天文、气象、地理)、张珽(教植物)、李芳柏(教物理)、陈辛恒(教英语)、童序埙(教国文)、王葆心(教国文)等教授。教员们学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受到学生的欢迎。
在“五四”运动中，武昌高师学生率先参与运动，此举触怒了官府，官员们纷纷指责高师校长领导不力，张渲不得不辞去校长的职务，武高师进入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同年9月，教育部委任谈锡恩接替张渲的校长职务。
谈锡恩，湖北兴山人，清末两湖书院学生，受张之洞派遣去日本学习博物学，曾任学部视学，两湖博物专科学堂堂长。谈锡恩在校期间正是学校革新与守旧斗争激烈的时期，武汉的有些学校唯恐高师的民主空气波及社会，联合请求官厅下令整顿学风。
1922年1月，高师学生向学校提出学生自治、经济公开等要求，激怒了校长谈锡恩。在湖北督军肖耀南、巡阅使吴佩孚的支持下，学校开除了13名学生代表，并引来军警到校镇压。此举引起公愤。学生们组织赴京请顾团，要求教育部更换武昌高师校长。通过斗争，教育部不得不答应立即电召谈锡恩回京，另派张继煦为武昌高师校长，并放回了被开除的13名学生。
1922年9月，学校将原来的4部改为8系:教育哲学系、国文系、英语系、数学系、理化系、历史社会系、生物系、地质系，并在教学内容上作了一些调整。1923年6月，武昌高师评议会及主任会议讨论了更名的问题，决定自下学年起更名为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并着手筹备武昌师范大学改建事宜。1924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正式成立，前武昌高师代理校长张继煦被任命为武昌师大校长。
1924年9月，武昌师范大学更名为武昌大学。1924年9月至1926年秋，学校名称虽有变动，但仍然是一所国立重点院校。
二、耿丹任职武昌高师
1920年年底，耿丹从北京回到湖北，任武昌高师教授，主讲公民学和经济学。当时，李汉俊也在武昌高师任社会学教授。因为共同的革命兴趣，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1921年3月，耿丹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秋，耿丹任武昌高师教务主任，时称教务长。耿丹主持教务时，颇有改革之志，力图革除积弊，打破党派壁垒，延揽人才。因此，他在短短的任期内，支持张继煦校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支持学校招收女生。1922年9月，学校首次招收女生，实行混合编班，男女同学同校，在湖北省开风气之先。此时，耿丹就任教务主任，积极支持这一举措该举措打破了几千年来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传统，堪称民主思想的一大进步。在招收首批女生的同时，学校还招收了首批旁听生，建立了旁听生制。后来有人统计在武昌高师期间，在校正式学生有400余人，旁听生却有300余人。相较于高师后期251名在校学生，规模差不多扩大了3倍。
其实，学校招收女生还得从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支持的女师学潮说起。1922年秋，李汉俊刚到武昌高师任教授，就与董必武、陈潭秋等领导了轰动一时的女师学潮，迫使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今武汉第39中学)校长王式玉辞职。这一活动耿丹也积极参与了。
1922年初，《武汉星期评论》刊发了湖北女师教师刘子通的一篇文章，校方以“宣传赤化、贻害学生”为由解聘了刘子通。该校学生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庄有义、陈媲兰、袁博之、袁震之(她们中的徐全直、夏之栩、李文宜、袁溥之、袁震之，后来分别与陈潭秋、赵世炎、罗亦农、陈郁、吴晗结婚)等到校长室质问为何要解聘刘子通，女师学潮就此爆发。为避免纠纷，校方在暑假给7名带头挑起学潮的学生家长写信，让他们把孩子转走。新学年开学，有2人转走，其余5人仍旧返回学校。结果返校的5人学校先是不让她们上课，后直接将其开除了。被开除的学生气愤至极，到校长室砸烂了开除牌。省教育厅为了杀一儆百，也挂出了开除女师5名学生的牌子。女师学生立刻整队到教育厅请愿静坐，这一行动震撼了武汉三镇。
双方僵持多日，为解决问题，李汉俊与董必武、陈潭秋等中国共产党人发动教育界支援女师，最后迫使女师校长王式玉辞职并恢复5位女生的学籍。后来，这5位学生提前毕业，由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等几位武大校友在校外授课。
为了帮助解决女师学潮问题，武昌高师张继煦校长就此开始兼收女生。当时耿丹刚刚就任教务主任，也积极参与了此事。实际上，学校章程规定只招男生，到第9期兼收女生，但却以旁听生名义招进。因为张继煦与女师校长王式玉是经心书院同学，曾一起留学日本。当时招收男女旁听生，是希望被开除的学生能够离校后来这边就读。虽然这5位学生没来，但陈端本、汪中正等女师同学就得到这个机会到校旁听了。由于女旁听生学习成绩都很好，学校在学年期满时召开会议，决定将旁听生转为正式生。于是，学校从第10期起，招生简章上标明男女兼收。当时的大学还没有男女同校，而这一作法，成为近代中国女性教育权益发展的一大历史进步。
其次，协助校长变学年制为学分制。1922年9月，学校改4部为8系，推行学分制，并公布了修订简章，力求变革。耿丹曾留学英国，熟悉欧洲大学的教学及管理模式。于是在推行学分制的过程中积极主导。1923年2月，学校宣布废除学年制，采用学分制。学生在主修一部分课程的同时，可以自由选修他系课程，可以提前修满学分，完成学习任务。变革之初，学校还允许一些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和特长改换专业。这项制度颇受学生欢迎，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促进了教学质量的提高。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学分制并没有彻底实行，实际上还是学年制与学分制并存。不少学完指定课程的学生不能提前毕业，就利用毕业前的间隙到各地考察教育，进行职业训练。
最后，积极支持延揽教授。学者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教学质量的高低，还关系到学校发展的声誉。在武昌高师及武昌师大期间，耿丹均主张聘请有思想及有活力的教师。学校除了已有的名教授外，还新聘了不少大家。如纪育沣(1899-1982),浙江宁波人，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他192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后，在武昌高师任化学教授。后又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东北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过教授。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1年任中央卫生研究院药物化学系研究员；1958年任北京化学试剂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1982年逝世，享年83岁。纪育沣在武昌高师的一段教学生涯，是其成就学问的重要时期。其他还有李履冰(地质学教授)等。耿丹在校时，该校的教授达到了42位。
正当耿丹在学校工作得如火如茶时，却遭到东京高师派(元老派)黄际遇、薛良叔等人的反对。东京高师派使用的手段便是发动师生对耿丹进行驱离。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武昌高师在教师中逐步形成了三派。一是元老派。元老派的中心人物是数学系主任黄际遇(任初)、生物学系主任薛德煜(良叔)以及李步青等，都是当时响当当的学者。他们都是东京高等师范出身，在学校创办不久就过来了，大多是理科方面的人才，都主张为科学却科学地固守本身的位置，对于新思潮不仅不感兴趣，有时还加以批判和抵制。二是激进派(社会主义派)，以李汉俊为中心，耿丹是其中重要一员。此派做事风风火火，积极向上，赶潮流而动。其背景不仅在校内，在校外也有很多人与他们联系，如董必武、陈潭秋、钱介盘等。三是超然派，如生物学系张珽教授等。他们做事不偏不倚，处于一种超然的状态。
耿丹到校后的激进动作引发元老派的不满。他们首先鼓动学生联名驱赶耿丹，但多数学生却信任耿丹。虽然元老派们发起驱逐耿丹的帖子，但反对声浪并不高。见驱赶不成，元老派就在1923年暑假中进行了“逼宫”。邀约同派10余人包围校长张继煦，要求其下令免去耿丹的教务主任一职，由其同党领袖黄际遇担任。为了平息纷争，校长只好任命黄际遇为教务主任。
黄际遇在担任教务主任以后，加大了排斥异己的力度。1923年秋，元老派发动理科的学生驱赶耿丹、李汉俊、胡小局等文科七教授。文科的学生则认为，耿丹、李汉俊等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平日多有信仰。见耿丹被他系学生驱逐，本系学生拼死反对，这一次元老派们的目的又没有达到。之后，元老派又借京汉大罢工事件，多次在两河巡阅史吴佩孚那里说李汉俊的不是，导致李汉俊遭到通缉。最后李汉俊等不得不到国立武昌商科专门学校任教。
当然，教务主任黄际遇、事务主任李步青(廉芳)的不公正做法，也遭到耿丹的坚决抵制。黄、李二人主张聘用黄侃为国文教授，但却不跟国文系主任胡小石商量。胡小石非常不满，以不上课方式进行消极抵抗。耿丹知道此事以后，也觉得不妥，于是联合英文系主任陈辛垣、地学系主任钱秣陵、社会学教员李汉俊等数人，借薪金问题向李汉俊发难，印刷传单攻击李步青。李步青因此愤而辞职。耿丹也主张解聘黄际遇等人，并得到校长允许。最后，黄际遇不得不离开武昌师大，去河南中州大学当教授去了。
三、耿丹代理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校长及其风波
1.张继煦校长辞职，学校群龙无首
张继煦校长任职期间，学校通过改革有了很大发展，但也遇到不少问题。一是校内复杂的人际关系，平衡各派之间的关系要花费不少精力；二是年年军阀混战，导致学校经费严重不足，以至于成为学校发展一大严重问题。
1919年以前，武昌高师的年经费为110640元，每个学生年平均440元左右，还能正常运行。1920年以后，学校一步步陷入艰难困苦之中，军费年年增加，学费年年减少。1920年5月，湖北省长公署通知学校，武昌高师1920年的经费经财政部核准，改列中央预算开支，这实际上是把担子推给中央，卡高师的脖子。1920-1921年，武昌高师曾两度因经费无着落不能开学，并三次向湖北省政府借款。1921年10月，武昌高师的教师一连八九个月未领过全薪，为使学校维持下去，全校学生200余人组成了校款请愿团到北京请愿。迫于各方面压力，内阁最后决定高师经费月支1.8万元，由鄂烟酒税局拨付1.5万元，印花税局拨付3000元。1922年12月，在学校的一再要求下，国务会议决定每月增加学校经费3000元，由湖北省印花处划拨。后来，学校不得不让军阀肖耀南当了国立武昌大学的董事长，以谋求经费上的支持。
1924年9月，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改名为国立武昌大学。但在5月，武昌师大因外语系主任人选和排斥国文教员问题引起风潮，张继煦愤而离校，校务由黄际遇代理。到了9月，因学校经费无着，张继煦决意辞职。9月15日，张继煦以校务纷繁，力难胜任为由，向教育部提出辞职。17日，张继煦校长向学校评议会声明，请他们暂行维持校务，并请诸位教授仍然照常上课，各职员照常办公。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当晚就聚会，认为张校长尽了自己的努力，辞去校长所讲的情况属实，就不再强求，以免耽误学校议事，所以决定电请教育部准请他辞职。教育部批准了张的辞呈，此后几个月内学校无人执掌校务。
2.肖耀南董事长任命耿丹代理校长起纷争
自从张继煦校长辞职后，校长一席久悬不绝。北洋政府教育部原有让李四光当校长的提议，但因学校的东京高师派教员王谟、黄际遇等人为个人饭碗考虑，拼死反对而搁浅。
同时学校评议会认为，继任校长的人选关系到学校的前途和发展的大事，校长应是品学兼优、经验丰富的学者，才能够胜任。讨论很久，全体一致决定，欢迎陶行知博士来校担任校长。当即致电教育部，请快速聘任陶行知先生为校长。同时，去函陶行知先生，盼望他早日就任。同时也去函郭秉文、熊秉山两先生，请他们代为劝说陶行知先生就任。恳请肖耀南董事长向教育部陈述聘用新校长。并附学校的评议会书，请教师继续上课，允许维持现状。
对于新校长人选问题，他们提出4项条件:1.需要有相当学识经验并从事教育五年以上，且有成就者；2.无政客臭味者；3.有维持校款的能力者；4.能遵守本校的章程者，如经济公开等。上述4项大家都深表赞同，教授们也认为应照常上课，以免浪费光阴。
实际上，当时东北战争正紧，当局无暇顾及，教育部非常审慎，不肯轻易发表意见。学校的去函未见明确的答复，而熊、陶两位先生来函说，中华教育改进社职务重要，陶行知先生不能就任。其中缘由之一是东京师范派不想让有西洋背景的人掌权，陶行知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属于他们认为的西洋派。于是在1924年10月4日，学校推选代表梅远谋、卢龙光二人进京请愿，欢迎陶行知先生。两代表进京以后催促教育部发表任命书，并请各界协助。教育部以需要征求各方的意见为由拒绝，延迟发布校长人选的任命。陶行知先生因为工作需要，先从北京到南京。正在忧烦之时，北京政变1爆发。学校评议会以学校经济困难维持不容易为由，于10月16日向教育部发出声明，以10日为期限，过期不负维持校务的责任，以催促教育部任命校长人选。然而，政变突起，教育部无法履行职责，评议会不得已宣告解散。
学校师生闻讯十分惊讶，但全体师生达成一致主张:师生应该协作共管校务。他们一面请全校教职员共同维持校务，一面又请各级各系推举代表组成学校事务代表委员会，以维持校务。同时，全体教职员也召集联席会议，决议公推教授4人、职员4人、附中附小代表各1人联合组成校务维持会，负责维持校务，并上呈肖耀南董事长，请其鼎力维持。学校派代表去政府部门催领校款，学校事务才得以转危为安。
11月14日下午，湖北省教育厅长程鸿书率教育厅厅长朱某到学校，召集校务维持代表，宣布湖北省教育厅194号公函，公函说:两湖巡阅时史肖耀南考虑，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张校长辞职离校已经多日，学校无人负责，请耿丹暂行代理校长职务，以维持学校工作。函已送达耿丹校长，其不久将到校主持校务，相应地也请学校遵照办理接纳手续。为了保证耿丹顺利就职，程鸿书在离开时到学校文牍室把学校的印章拿走了。
在座的代表，因为事情重大，事先又没有得到通知，所以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也未敢有任何表态。此时学校正在上课，学生不知有此意外发生。于是学生自治会干事部及校事务维持委员会发出紧急通告，随即将教育厅的公函张贴。看到公函后，学校各方感到惊讶，同时又电告教育部，报告事情的经过。
学校当晚全体集会，认为学校属于国立，肖耀南以一省的军阀而委任国立大学的校长，手续本属非法。一部分学生本就反对军阀干涉教育，因此因这一任免行为而拒绝耿丹出任代理校长，也属于光明正大的举动。于是在黄际遇等人的鼓动下，反对耿丹担任代理校长的呼声越发高涨。
一时间，长期占据在学校的东京高师派教员加入了该行动之中并起主导作用。他们打着拒绝非法校长、反对军阀干涉教育的旗帜来号召大家。其动机纯属于保守东洋派教员想长期占据师大，不允许西洋派教员染指来，因为耿丹是英国留学生。同时，学生方面欢迎陶行知来任校长的氛围又十分浓厚，但陶行知也是美国留学生，又与东洋派发生了冲突。于是东洋派便撕去拒绝军阀干政的假面具，竟直接要求此前被师生反对干预校政的肖耀兰暗中阻挠陶行知出任校长一职。陶行知到任之事既已无望，耿丹也未辞职。后因种种原因，陶行知未能到任。
3.耿丹准备就职并对外发表说明
耿丹在得到董事长肖耀南的任命后，没有马上就任，但此后纷争不断。到12月4日，耿丹准备就职，并发表了相关说明:
敬启者，国立武昌师范大学萧董事长因张校长辞职离校日久，校事无人负责，又以北京政变，部派校长刻难实现，派都人暂时代理校长，藉维校务。本属权宜之计，鄙人以服务教育之身，当此负责无人举校惶惑之时，自不能拘言清高，置身事外。但以负有商大教务之任，当此时局混沌，是否不明之时，实又不愿再增系累而招误会。公义私衷，交相感迫，因是迁延至今，尚未决定去就。惟湖北省署已有令行于酒事务局印花税处所有本校经费，均由鄙人负责领取。近日学校已陷于断炊之境，附中附小已呈难以维持之象。鄙人若再坐视，殊非所以爱校之道，故决本日视事。藉以维持之事，俟正式校长到校，再卸仔肩。诚恐社会不明真相，滋生误会，特陈数言，敬希监察。耿丹敬启。民国13年12月4日。
为了阻止耿丹就职，学校在12月8日下午2时召开联席大会，讨论一切继续推进的办法。全体教职员、学生及附中附小代表等均列席，大约600余人。大会由学生自治会干事段君主持。教职员学生均发言提出建议，教授方面由黄际遇、薛良叔、王谟三位先生激昂陈词，反对耿丹代理校长；学生方面也有十余人发言。由于学校不断有反对的声音，只能由肖耀兰董事长暂时代理校长职务。
4.石瑛校长到任，一场纷争结束
由于校内外的反对，湖北省政府不得不收回成命。不久，教育部决定委派北京大学理化教授石瑛为国立武昌大学校长，久悬不决的校长问题至此得到解决。
石瑛、字蘅青，湖北阳新人，清末举人，少年曾留法学习海军，后转往英国学工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任上海龙华寺兵工厂厂长，北京大学教授。石瑛早年加入过同盟会，曾受到袁世凯的通缉。石瑛的到来对于学校的稳定、经费的争取、教授的聘请，以及毕业生的去向都是有好处的。
由于校长石瑛与耿丹属于同一派别(留英派)，上任后准备辞退反对耿丹的大学教授--国文系黄侃、数学系黄际遇、地学系王漠等。虽然该三系的学生认为，这三人学有专长，教授有方，群起挽留，但校长与学生意见相左，几乎爆发冲突。最后这三位教授不得不到他处就职，黄侃到广东大学、黄际遇到中州大学、王谟到北京师范大学。
耿丹在武昌高师任职的同时，还在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武昌商专)任职，曾一度任教务长。不过当时学校也处于问题多发期，其不久就辞职了。
一、武昌商专的发展
1916年9月，民国政府教育部在武昌设立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3年，武昌商业专科学校更名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6年，武汉地区七校合并，该校被并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1928年，政府改组国立武昌中山大学，建立国立武汉大学。
武昌商专的倡议和筹备始于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原广东道尹王韬提出:要以米厘公股设立武汉大学。米厘公股指的是张之洞督鄂时为建造川汉、粤汉铁路所征收的湖北米厘税款。王韬的提议得到中华民国参议院议长汤化龙、湖北省省长夏寿康以及湖北省议会议长王铁公等人赞同。不久王韬去世，汤化龙等人继续负责此项工作。到1916年，王铁公考虑到久拖或废，于是商定先设商业专门学校作为武汉大学之基础，获教育部批准。1916年9月，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在武昌三道街存古学堂旧址宣告成立。1923年夏，在全国一片升格风潮中，学校更名为国立武昌商科大学(简称武昌商大)。
武昌商专首任校长是汪济舟，他早年就读经心书院，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回国后历任武昌商业中学和汉口银行讲习所教员、北京财政讲习所教务长。1919年夏，汪济舟因病去世，教育部任命教务长葛宗楚接任校长；1920年冬教育部又任命卢蔚乾为校长。葛宗楚和卢蔚乾均为留日归国人员。1921年年初，教育部任命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兼任武昌商专校长。1923年，学校更名不久，教务长阮钧逝世，屈佩兰采纳学生自治会意见聘请耿丹为教务长。
1924年3月，教育部任命郭泰祺为校长。郭泰祺1911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湖北军政府秘书、黎元洪首席英文秘书和外交部参事、广东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驻国际联盟首席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最高国防会议外交委员会主席、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首任代表。他曾任湖北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办学成绩卓著。郭泰祺到任后，聘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王世杰为教务长(1929年任武汉大学校长)，聘胡伟为斋务长。不久，因北大不放行，王世杰辞去武昌商大教务长职务北返。郭泰祺后聘周佛海为教务长。为了加强教学工作、充实教师队伍，郭泰祺聘先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的周炳琳(后曾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以及留学美国的吴之椿和程明思、陈克明等任教授。
在十年的办学生涯中，学校培养了一批颇有影响的人物。如杨献珍(1896-1992),湖北郧县人，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1916年考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0年毕业后留校担任英文教师。剪伯赞(1898-1968),湖南桃源人，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1916年考人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不久转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19年毕业。李之龙(1897-1928),湖北沔阳人，中共早期著名军事将领；1916年考入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后因家贫辍学。武堉干(1898-1990),湖南溆浦人，著名国际贸易学家:1917年考人国立武昌商业专门学校，1921年毕业。陈绍禹(1904-1974),即王明，安徽金寨人；1924年秋，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预科学习；1925年11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二、耿丹在武昌商专
1923年，校长屈佩兰采纳学生自治会的意见，聘请耿丹为教务长。耿丹任教务长后，对学校进行了一些改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聘用了不少有思想、有声望的教授。如把当时在武昌师范大学任教授的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请来担任社会学教授，新聘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的南夔为银行簿记学教授，夏维海为商业广告学教授，于宅城为租税学教授，胡忠民为世界近代史教授等。
耿丹在屈佩兰之下任教务长，其实干得并不开心。因为屈佩兰虽然是校长，其实他的主要身份还是湖北省参议院议长。正是因为这一身份，在当时办学资金困难的情况下，武昌商专可以筹集到一些费用。但屈佩兰当校长基本不管学校的发展，耿丹因屈佩兰不能接受他的主张，1924年3月愤而辞职。
由于屈佩兰热心于当议长，不务教育正业，导致校务荒废。学生从自身的学业前途考虑，酝酿驱赶屈佩兰。对于驱赶屈佩兰，学生早有想法，只是碍于他的政治势力而一直没有爆发。直到1924年3月，教务长耿丹辞职后，学生认为校务日益危殆，于是在3月4日，由学生自治会一致决定驱赶屈佩兰，并在5日发出驱赶屈佩兰的宣言，列举了屈佩兰的四大罪状:品卑学劣、歧视教育、废驰校务、侵吞公款等。
屈佩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去函学校学生自治会，声明已向肖耀南提出辞职，当日即不再到校。
关于校长人选，学生向教育部提出了四个条件:1.需留学外国并有学位；2.富有教育经验，绝不带政客臭味；3.能改革校务，聘任优良教授；4.能筹措学校经费。继任的人物能够适合上述条件者，欢迎到校任校长，否则一律拒绝。不久，教育部任命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哲学博士郭泰祺任校长。
第三节耿丹任私立武昌中和中学校长
1924年3月，耿丹辞去武昌商专的教务长后，将主要精力转向创办武昌中和中学。
武汉中和学校源于武昌烈士遗孤教养所，是辛亥首义殉难烈士子女的学校。1914年开始，湖北都督段芝贵在统领湖北时将该校停办，而将办学费用挪作他用。直到1923年，武昌首义功勋马骥云等10余人，开始做恢复烈士遗孤教养所的恢复工作。他们奔走一年多，才将2万元发展基金及每个月2000多元的经费争取到，后又向教育厅交涉，教育厅才同意指定拨给旧五普通校舍充作校址。
校董事会决定中和学校以培养烈士遗孤的子女为主，供给他们膳食书籍费，兼顾招收非烈士遗孤的学生，以维持社会的需要，先行开办初中，以一、二年级各一班，体育专修科一班，共招学生250人，小学等来年再开办。
经过考察，董事会聘请耿丹为校长。耿丹为首义功勋，曾经担任过团长，后因参加二次革命而遭到袁世凯通缉，流亡海外。他留学英国六年，归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教授及教务主任(教务长)。1925年，因学校董事会一再催促，耿丹才在学校正式任职。耿丹到任后，开始物色教员、招收学员。他所聘任的教员都是各大学专门学校新近毕业、思想进步、富有改革精神的青年。在耿丹主导下，学校公布了教育方针及训育计划。
教育方针:以培养具有时代的眼光、有革命的精神、有公民的常识、有团体生活的训练的公民为主。也就是他们应该具有服从纪律、救助他人、牺牲自己、刻苦耐劳等精神品质。
教育方针:包括原则和方法两个部分。
原则:1.改变以前的训育工作由校长、学监少数人负责的制度，改为由全体专任教师合力担任责；2.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力及是非判断力；3.适度的训练学生的反省力，积极培养学生的奋斗精神；4.养成学生具有团体活动的训练能力；5.认真考查学生以前所受教育的习惯，对优良的加以鼓励，丑恶的加以纠正；6.通过运动培养学生的公正心；7.提倡以团体为单位进行竞赛运动，纠正普通个人主义运动的错误。
方法:1.由全体专任教师组织训育委员会；2.授课时注重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及善恶的批评；3.课外与学生交谈或讲演时，注重对其思想上、习惯上错误的纠正；4.由教员分组指导学生团体活动，注重纪律组织和仪式的训练；5.教员应多与学生做个人和小组交谈，考察家庭状况及之前所受教育，随时纠正其错误。
第四节耿丹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追寻
早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耿丹就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并深受他们影响。在李大钊引导下，耿丹开始接触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学以致用，不仅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还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耿丹在北京大学任教虽不足两年，却影响深远，其治学精神成为北大宝贵的历史财富。
1920年底，李汉俊约董必武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3月，在武昌高师工作期间，耿丹参加由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介绍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小册子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李汉俊受邀到武昌高师担任社会学教授，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革命政党的组织工作。耿丹很快结识了李汉俊，二人建立了深厚情谊。耿丹听李汉俊讲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东欧各国的社会情况，他们同在武昌高师宣传新思想，深受学生敬仰。
耿丹先后出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代理校长。他经常到红井巷李汉俊住所，与陈雪涛、危浩生等人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代表人士，如国家主义者余家菊、自由主义者胡忠明、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等人展开激烈辩论。
1921年6月，董必武、陈潭秋从武汉中学出发，代表中共湖北组织启程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后门为树德里3号)李汉俊和胞兄李书城的家中召开。1李汉俊作为上海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用智慧和胆识保卫了中共一大会议的安全。
1921年之前，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直秘密活动。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发布《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公开。此时会员有高崇焕、王有德、邓中夏、罗章龙、吴汝铭、黄绍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杨人杞、李梅羹、吴容沧、刘仁静、范鸿劼、宋天放、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范齐韩19人。除早期入党的9人外，王有德、王复生、黄日葵、李骏、吴容仓、宋天放6人也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后，积极吸纳发展校内外会员，“对于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趣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皆可人会。会员分京内、京外两种。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创建，为马克思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建党前后北京党组织重要的外围组织，它培养和团结了一大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进步青年与仁人志士，这些进步人士如同火种一样，点燃了革命的星火，为苦难的民族开辟了解放的出路。
随着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一批先进青年经过反复辨析思索，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踏上了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耿丹以湖北代表身份去北京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活动，是该会最早的湖北代表之一。这些活动为他后来推进革命事业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3年2月，李大钊来到武昌高师讲授马克思主义，参与京汉铁路工会组织和罢工的筹备工作，联络了耿丹、李汉俊。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爆发。耿丹参与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推动武汉各工团、各学校前往江岸慰问罢工工人、开展同情罢课、声援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耿丹在声援共产党领导下的铁路工人罢工斗争中，加深了与工人阶级的革命感情。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耿丹被通缉。他当即和李汉俊经上海到达北京，找到陈独秀，策动湖北籍国会议员胡鄂公在众议院对镇压工的元凶--湖北督军肖耀南提出了弹劾。不久，他仍回武昌高师和武昌商大担任教授。1924年春，黄际遇等仍不甘心，便利用“‘二七’工潮事件”到两湖巡阅使署等处密告耿丹、李汉俊
两湖巡阅使署于次年春再次通缉耿丹、李汉俊。
1925年1月，国民党中央委员、后为西山会议派成员的石瑛回到湖北，接任武昌大学校长。他在学校网罗党羽，排斥进步力量，如开除名教授黄侃，挤走进步教授郁达夫等。耿丹、李汉俊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驱石学潮。
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耿丹积极支持进步师生参加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呼吁收回租界、保障工人权益。同年，武昌大学党团组织有了很大发展。正式成立了中共武昌大学支部。在这种情况下，耿丹怀着激动的心情，向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耿丹面临着更大的历史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