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贻军
统一战线历来是我们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把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推动抗战胜利和奠定解放战争胜利基础的重要法宝。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采用灵活多变、收放自如的传播艺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采用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分众传播与重点传播相结合、文艺动员与国际传播来破局等灵活多变的传播方式，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建构了抗战的基本话语体系，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和抗战信心，凝聚起了磅礴的抗战救国力量，赢得了社会各界和国际友人的广泛支持。重温抗日战争时期我党统一战线传播策略，对于新征程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致力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策略。从1933年1月26日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到1935年8月《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和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中共明确了党的基本策略“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寻求最佳的抗战路径，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党的政策和主张日趋具体和务实。1936年12月中共主动调解并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牺牲自己的阶级利益为条件推进国共第二次合作，彰显了中共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政治远见和主导能力，不仅提高了政治威望和影响，更推动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地过渡到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新阶段。
“统一战线”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蕴含着“统一”“独立”“合作”等诸多涵义。如何处理好“统一性”与“独立性”的关系，关乎中共的生存发展。1938年3月，国民党余汉谋在广州创办了《统一战线》杂志，该刊宣称，“统一战线”就是“三民主义统一指导，中央政府统一统率，蒋委员长统一领导”。1938年9月，武汉危急，抗战处于最紧急关头，国民党部分高层人士消极抗战、力主求和，投降主义一时甚嚣尘上。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必须保持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若要在长期斗争中掌握主动权，“统一性”与“独立性”应成为中共统一战线理论的双翼支撑。因此，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有关“统一战线”的策略呈现内外有别的特征：在党内，一切工作都要强化中共的组织纪律性与独立性；对外则要隐藏自己的实力，务求经过统一战线，坚持“斗而不破”的方针。此后，在注入“独立自主”的内核后，统一战线得以发展，成为中共在特殊艰难情势中作出的独具策略的理论创造。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以不破裂抗日战线为底线，“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一方面开展宣传反击，向中间势力和外国在华人员揭露国民党的反共事实，同时做好反击武装进攻的准备。中共的政治反制与底线坚守，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人心所向同时倾向了中共。中国共产党通过舆论传播的战略艺术，把握了政治博弈的主动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对抗日战争胜利和争取民族独立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新闻舆论工作关系到党的执政之基、治国之本，互联网是舆论的主渠道、主阵地、主战场，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着力化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风险，确保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在舆论传播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是调动和汇集各方力量、构建全方位多元化对外传播格局的必由之路。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参与式新闻”广泛兴起，普通公众借助现代网络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与新闻传播的机遇，传播主体不再囿于传统的媒介机构。我国有10亿多网民，这是我们维护政治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的力量之源，只有广泛动员网民、紧紧依靠网民，牢牢把握舆论传播的主动权，才能构筑起网络安全长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心的凝聚与力量的汇聚。为凝聚抗战力量，中共针对不同群体实施分众化传播，并聚焦核心目标强化重点动员。为凝聚起磅礴的抗战救国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特别强的包容性，对此，中国共产党形象地称之为“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1937年5月2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和平实现与国共两党合作成立之后，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路线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应当有所改变。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题为《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系统阐述了“持久战”的战略原因、战略步骤和战略意义，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阐释了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激发了民众参与抗战的热情，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时，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民族间、阶级间、党派间、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和斗争，必须实施有针对性的宣传。1939年春，国民党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共进行了积极回应，强调“必须动员全国人民振奋抗战到底之精神，才能争取最后胜利”。1939年8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目前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为要保证这三大任务的实现，必须使国民党进步，使军队进步，使中间分子进步，使国共关系进步，使统一战线进步，以促进国内阶级关系变化向着一个利于抗战的方面发展，而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边区的巩固与发展——这是以上一切进步与分化的基本保障。”两年后，中宣部专门出台了《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要求“必须使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并善于同各种不同的同盟军建立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总的方针是巩固与发展自己，联合大多数，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妥协分子，分化顽固分子，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汉奸及少数亲日派分子”。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抗战民众、表达抗战主张、坚持全面抗战的过程中，掌控了统一战线的基本话语，有效引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更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抗战主体地位。
一套话语满足不了所有人，一个腔调难以唱遍天下。新媒体时代，受众需求多样，信息选择多元，这就要求必须改变同质化的传播方式。要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和偏好，做好顶层设计，注意区别对待，使传播更加具有明确的客体指向性和针对性，形成更具特色化、标签化、个性化、定制化的舆论传播，努力实现“一地一策、一人一策、一事一策”的精准传播。互联网生态的核心是人格化传播，通过有温度、有情绪的人格化传播贴近受众、打动人心。要从以关注事件、问题为中心转向以关注人为中心，从人的角度出发，以人的故事为起点，打造更多与普通民众息息相关的故事载体，既有着眼于精英群体的宏大叙事，也有着眼于草根民众的润物无声。舆论斗争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在于争取中间地带，争取到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越多，舆论斗争越有成效，舆论安全越有保障。反之，有可能造成舆论斗争的失败。因此，在舆论斗争中要拿出相当的精力去研究、尊重和团结“沉默的大多数”，不能搞生硬划线、逼人站队、非此即彼。
文艺化宣传、国际化传播是舆论破局重要手段。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动员民众，文艺化是鼓动宣传的有效方式。抗战时期由于国人文盲多不识字，只有创新鼓动宣传方式，才能广泛发动群众。1936年11月22日中国文艺协会成立，毛泽东到会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此后，陕甘宁边区文化、音乐、戏剧、美术等文艺团体以及鲁迅艺术学院先后成立。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级宣传部必须经常注意对于文化运动的领导，要经常注意研究敌人的宣传鼓动及友党友军的宣传鼓动，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力求各种宣传品的生动与活泼。为应对侵略者的文化侵略，1940年7月24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报告中指出，“敌人的一切宣传是尽量利用艺术的”。“敌人利用艺术，是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的”。朱德强调艺术作品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为打破“一直遭到铜墙铁壁一样严密的新闻封锁而与世隔绝”的被动局面，寻求国际社会对中共抗日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把握主动权，精心筹划国际宣传工作。1936年中共主动密电宋庆龄，请她寻找并邀请外国记者到延安访问。斯诺在这一机缘下写出的《西行漫记》引起全球传播效应，“当月就印刷了3次，到年底印了5次之多”，“该书仅2年时间在英、美两国印行达19万册”。随着《西行漫记》广泛传播，延安的领导人、红军生活、红色革命根据地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1940年5月31日，华侨领袖陈嘉庚抵达延安，其间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交流，同中共领导人就抗战、国共合作等问题深入探讨，让他对共产党有了真切认识和了解。对比重庆和延安后，陈嘉庚不禁发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由衷感慨。离延后陈嘉庚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所见所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救国政策和边区取得的伟大成就，使无数国统区民众耳目一新，受到鼓舞。继斯诺之后的10多年间，先后有美、英等国家的100多位国际友人来到延安，这些人的著作、文章或报道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中共领导军民抗战的形象，为中共赢得国际支持奠定了良好基础。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数仍达4万余人，仅归侨青年就约600人，延安因此也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通过海外传播，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世界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斗争和民主进步理念，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中共在抗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使延安成功地争取到了大量国际援助，这对于加速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艺宣传是舆论传播中最具感染力的载体之一，其本质是用群众喜欢的方式以文化人，通过文艺与宣传的融合，将“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接地气的内容，在价值观塑造、思想引领、文化认同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增强舆论引导的亲和力和感染力，通过艺术化的“软传播”，能够避免常规宣传的刻板印象，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文艺作品能将主流话语转化为艺术话语，有效突破圈层壁垒，扩大传播覆盖面，是壮大主流舆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关键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