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彤
编者按：90年，时光浩荡，足以让山川易形、沧海桑田；90年，精神永恒，始终如星辰照耀、血脉奔涌。1936年，当历尽千难万险的红军主力在西北大地紧紧握手，那一场史无前例的远征，不仅书写了人类意志的巅峰传奇，更为一个古老民族注入了百折不挠、向死而生的灵魂。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用信仰、鲜血与生命熔铸的壮丽丰碑。每一步跋涉，都关乎民族的命运；每一次突围，都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每一颗赤诚之心，都汇聚成改天换地的洪流。他们——我们的红军前辈，是穿越黑暗的火炬，他们用青春、热血与忠诚铸就的历史，早已沉淀为我们精神基因中最鲜红的底色，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
在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本刊推出特别策划——“永远的红军”。我们将聚焦那些曾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这一人类壮举的老红军战士，记录他们的战斗足迹，呈现他们在烽火岁月中的铁血担当。
谨以此策划，向所有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建立不朽功勋的红军老战士、老英雄，表达我们最深切的怀念和最崇高的敬意！愿“永远的红军”系列篇章，能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先辈与来者的精神桥梁，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不畏艰险，攻坚克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一
江西于都河的银坑圩，从来就不是个出产传奇的地方。赭红色的山岗下，到处都是农人佝偻的背影，像田埂上那些永远也拔不完的野草。1917年10月，当方家那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穿透土墙时，没人会想到，这个只有靠过继给隔墙家的伯父才能存活下去的男孩，将来会走出赣南的崇山峻岭，在9000米高空为新中国的黎明划下第一道航迹。
因为有了伯父的资助，方槐有了去读私塾学堂的机会，虽然只读了两年，但认得一些字，会打算盘，在村中也算是个“土秀才”了。那时候，正是中央苏区革命斗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父亲加入了农民协会，打土豪劣绅，让方槐心生向往。12岁那年，方槐参加了儿童团，戴上红袖标，在山岗上放哨，听着远处传来的零星枪声，他开始无比向往革命。虽然革命是什么，他还懵懵懂懂。
1931年，不满14岁的方槐得知红军正在招兵，兴冲冲地跑去报名，招兵处的同志俯身打量这个还没步枪高的孩子，摇了摇头：“再长长。”比他大一岁多的表哥被接兵的收下了，少年抿紧嘴唇，把不甘和羡慕咽回肚里。来年，“扩红”（扩充招募红军）的标语贴满了于都的土墙。这回，母亲带着他径直走到区政府，“赖芳槐”的名字被郑重地写在招兵的登记名册上，就这样，他正式参加了红军，母亲站在门口，目光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根拴不住风筝的线。
二
在红军这所大学里，方槐先后担任通信员、副班长、排长、干事、俱乐部主任，迅速成长。长征开始前，方槐已经算是一个合格成熟的“老兵”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程路。当时红一军团正奉命赶赴江西兴国，虽然中央苏区形势危急，大规模的军事转移迫在眉睫，但关于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到10月8日才发布。
红一军团在行军中，来到平安塞宿营，家乡银坑圩近在咫尺。已是红一军团野战医院俱乐部主任的方槐，站在离家最近的宿营地，心怦怦直跳，政委特批两小时：“吃了饭就回，夜里还要赶路。”他带了两位战友匆匆赶回家中，家里没有盐了，母亲要杀只鸡煮熟给他拌辣椒吃，3个年轻人等不及，只倚着门框和乡亲们说了会儿话。临别时，母亲问：“你两三年没有回来，这次回来又不住下就要走，啥时候再回？”方槐回望了一眼自家低矮的屋檐，声音被晚风吹得有些轻飘：“打了胜仗就回。”谁也没想到，这一转身就是16年。再次和母亲相聚时，已是1950年，彼时天安门城楼上的宣言已传遍九州，母亲的鬓发也早已落满雪霜。
长征路，是把人锻成铁的熔炉。方槐多次担任“收容队”队长。收容队的任务并不轻松，要等到部队出发完以后，检查各单位的群众纪律，遇到掉队的人员，要耐心做动员工作，督促其跟上大部队，重伤员就安置到老乡家里，遇到担架队员运力不足的时候，还要协助担架队抬担架。
“湘江战役是我们打得最苦、死人最多的一次战役。”方槐永远记得那场战争的惨烈，不是打仗，是拿血肉去磨敌人的刀刃。担架早就没了，所谓的“担架”，是临时拆下来的门板，最后，全靠活人的肩膀。方槐的肩膀就这样成了移动的担架。伤员的体温透过薄衣传来，混合着伤口渗出的黏稠的血还有在剧痛中流出的冷汗，那不是背负一个人，是背负一团正在流逝的生命之火。脚步每一次抬起、落下，踩着的都不是土地，是乌紫的血泥，是散落的弹壳，是来不及收殓的、尚存余温的躯体。每一步都踩在生存与死亡的边缘，挑战着生命的极限。最险的一次，追兵的子弹擦着耳畔飞过，他背起伤员猛冲进岔路，伤员在他背上急促的呼吸像一架千疮百孔、即将散架的老风箱。江水呜咽，但背上的重量与温度像鞭子使劲抽打着他：只要耳畔还有呼吸，就必须用尽所有力气奔跑。
“天上有飞机，地下有追兵，我看到清澈的河水都被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在方槐的记忆里，湘江的水声永远混着铁锈的咸腥。那不是水声，是无数未曾闭合的嘴唇在永恒地叹息。
最困难的事情，是没有吃的，饥饿如同无形的牙齿，啃噬着这支红色队伍。过了贵阳，粮食袋更是干瘪得如同秋风里的蝉蜕，一军团机关的官兵连续3个昼夜都没有吃过一餐，胃里没有装进一粒米，只有灼热的胃酸翻滚着。水在这个时候比粮食更金贵，然而山涧断流，井泉无踪，干裂的嘴唇嚅动着，战士们只能反复舔舐空气里那点可怜的水汽。
方槐的包里有一个鹅蛋，虽然饥饿像小兽的爪子狠狠抓挠着他的肚肠，可他依然舍不得吃，一直把鹅蛋捂在怀里，有这个鹅蛋就还有一点生机，那是留给绝境的，如果吃了，就一点念想都没有了。到了云南边界，一股纤丝如线的清泉从石缝里渗出来，被饥渴折磨了数日的红军战士，眼睛里重新有了光，几千人的队伍，只能一人接一杯，大家用铁皮杯、粗瓷碗和并拢的双手排队接水。轮到方槐，清水滑入喉头的刹那，一种近乎神圣的清凉唤醒了他。这个时候，他才颤抖着手掏出了那个珍藏已久的鹅蛋，和另外3位战友一起把鹅蛋吃了。
过草地前，筹粮成了比战斗更紧要的事。上级规定每人最少准备10斤干粮，并作出指示，要求从两方面征集，一是供给部门尽可能以银元购买，二是各自尽力积极收集。方槐所在的宣传队分成几个筹粮小组，奔走在山野田间，方槐趴在地上，一粒粒捡拾农民收割后遗落的青稞，指尖被土块磨得生疼。他还深入藏区山沟，用银元向牧民购买青稞，路上遇到了反动土司武装袭击，左臂上留下了三寸刀疤。野菜、山果，凡是能入口的，都成了维系生命的保命粮。多日采集，再加上供给部门分发的粮食，才勉强完成筹粮任务。
柔软平静的草地，远看绿茵如毯、鲜花点点，底下却是冰冷而黏稠的泥浆。一脚踏上去，“坚实”这个概念便瓦解了，大地变成贪婪的、缓慢吞咽的嘴唇，最可怕的不是瞬间的沉没，而是缓慢的、不容抗拒的下陷。方槐亲眼看见先行的军团政治部的炊事班长，挑着竹扁担在淤泥上晃了晃，人就那么一寸寸沉下去，膝盖、大腿、腰身……只剩一串气泡冒上来，破了。另一个宣传队员想去拉，自己也陷了进去。方槐僵在原地，手里还攥着一把刚挖的野菜。草地没有墓碑，每一个消逝处，不久后又会被新的水草覆盖，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方槐所在的红一军团野战医院从中央苏区出发时有1200多人，后来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不到200人。
严重缺少睡眠是比饥饿更致命的事，有时候，人走着走着都会睡着，脚步机械地挪动，意识却在睡梦里浮沉，脚踢到石头才疼醒。一次敌机轰炸，尖啸撕裂长空，炸弹像黑色的铁蒺藜从天而坠。红军战士扑进路边的浅沟隐蔽，脸贴着灼热的泥土，就那样看着炸弹从天上一颗颗掉下来，奇怪的是，极度的疲劳像潮水淹没了神经，爆炸声成了催眠曲，方槐和许多战友竟在这死亡的轰鸣与大地剧烈的震颤中沉沉睡去。半梦半醒间，方槐听到叫喊声，猛地醒过来，才发现追兵离他只有十几米远，刺刀的寒光晃着他的眼睛，他一跃而起，狂奔，才逃过一劫。那是他人生中离死神最近的一次，近得能听见自己血液结冰的声音。
三
在会理休整的短暂日子里，空气中依然弥漫着金沙江的湿气与未散的硝烟。方槐被任命为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干事，同时肩负起青年干事训练班班长的职责。青年工作的核心，是在行军的缝隙里抓住灵魂。清晨出发前，方槐站在土坎上，领着大家唱《红军纪律歌》，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烙印揳进年轻战士的心里。晌午短暂的休憩，他穿梭在人群中，解答那些最简单也最实际的问题，“干事，咱们到底要走到哪里去？”“陕北真有根据地吗？比咱们苏区还大？”他一一解答着，话语像春雨落在焦渴的心田上。他随身带着个针线包，谁的绑腿松了，谁的草鞋快散了，他就在歇脚时顺手给缝上几针。革命不只是冲锋陷阵，也是相互扶持走完漫长的路。
真正的考验在过雪山时。空气稀薄，歌声早已无力响起，连说话都耗费珍贵的体力。方槐走在队伍外侧，哪个战友嘴唇青紫、眼神涣散，他就靠过去，不容分说地抓过对方的步枪，扛在自己肩上。有时候，仅仅是在对方几乎要滑倒时拉一把，那一刻，青年干事的身份，被风雪剥离得只剩下最本质的内核——一个更坚韧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牵引与守护。方槐自己最终因严重缺氧陷入半昏迷，被战友用绑腿带捆在骡背上通过雪线。
青训班的旗帜在横断山脉的风中猎猎作响，终于，他带领那些脸庞尚存稚气的战士们，踏碎了泸定桥的铁索寒光，翻越了终年不化的夹金山积雪，穿过了松潘草地上的黑色泥沼。每一段路上，都有年轻的生命在倒下，也有更坚定的信仰站起来。雪山、草地，是一个民族精神成人礼的炼狱，踏碎的是怯懦，翻越的是极限，穿越的是生死。当方槐他们从这三重门中走出，带出来的就不仅仅是生存的火种，而是一抹不灭的光辉。
1935年9月16日，鄂豫皖苏区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苏区的红26、红27军会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中共西北工委联席会议决定，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方槐调至红15军团，先后担任红15军团第75师225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副科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东征的黄河怒涛、西征的戈壁风沙、山城堡战役的深夜火光，都成为他革命履历上淬火的印记，那些年轻的战士在他带领下高唱战歌，歌声里既有“抗日救国”的激昂，也有“打回老家去”的乡愁。
在会理起始的这份工作，让方槐深刻地理解了所谓“革命青年”并非天生无畏，他们只是在一次次的歌声、问答、扶持中，将恐惧炼成了坚韧，将乡愁化作了担当。而方槐就成为在伟大征程中为那些年轻火种添薪加柴的人，火光虽微，但千万点微光汇聚，终能照亮一个民族前行的漫漫长夜。
四
方槐的胸膛里，始终揣着一团比生命更滚烫的火，那是一本由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亲自签发的党证，编号009069，职业一栏写着“当红军”，签发日期为1932年7月4日。这本《党证》陪伴他参加了反“围剿”作战，爬过皑皑雪山，走过茫茫草地，跟着他打了不少仗，走啊，跑啊，淋雨啊，却毫发无损。等长征胜利结束后，方槐随身携带的物件都相继丢弃和遗失了，唯有这本《党证》成了方槐身上唯一珍藏的宝贝疙瘩。在方槐看来，那已不仅仅是几张纸，而是一种崇高的信仰、一份坚守的初心。
命运的转折，往往藏在不经意的瞬间。1937年冬，抗日军政大学的教室里，方槐正在上课，校政治部的一位干部突然推门进来，向老师报告后，通知24名同学立即到校卫生队进行体检，并且体检事宜不能外传，这24个人的名单里，方槐的名字赫然在列。方槐愈加好奇，想知道组织到底要安排他们做什么。直到12月下旬，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谭政才把体检目的悄悄告诉了他——学习飞天的本领。原来在1936年，党中央派陈云到新疆，与在新疆主政的军阀盛世才商讨，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机械化部队，培养一批航空技术人才。
夜里，他躺在延安的土炕上，听着窑洞外的风声，思绪也被吹得凌乱，让一个只念过两年私塾的江西伢子学习航空知识和飞机驾驶，他做梦都没有想过，惊喜过后是深深的忧虑。陈云要找他谈话。见面后，陈云拿出一张《解放日报》让他读其中一篇文章。陈云听后说，还不错，算个有文化的人。陈云简洁的话语让方槐打消了顾虑，决心接受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去新疆学习飞行。
临行之前，方槐却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为了保护人民空军的种子，到新疆不能带任何红色物品，不仅书报、文件不能带，连抗大的领章和十年红军纪念章都要上交，从不离身的《党证》成了方槐心头最放不下的物件。他夜不能寐，反复权衡，在临行前夜把《党证》和一张在红十五军团机关驻地驿马关拍的照片，交给一起在抗大上学的同学陈鹤桥：“这本《党证》随我经历了许多大小的战斗，走过万里长征，现在交给你保存了，我要是死了，就留给你作纪念，你要死了，就给你陪葬。”方槐像讲笑话一样继续说着，“如果马克思保护我们两个都活着，将来还能见面的时候，你就把它还给我。”方槐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分别，就是整整11年。
经此一别，天各一方。战火燎原，千里转战。
1942年，方槐结束了长达5年的航空学习训练，顺利结业之际，盛世才背信弃义，诬陷共产党阴谋暴动，在新疆大肆拘捕共产党员，方槐和其他在狱中的战友大义凛然，誓不叛党，坚贞不屈，最后经党中央大力营救，在1946年胜利返回延安。那一年，方槐有两个心愿，一个是早日飞上蓝天，第二个是寻找《党证》。
1949年10月1日下午3点，方槐带领新中国第一支战斗飞行部队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检阅。完成阅兵任务后，方槐受命前往刚刚解放的重庆选拔干部，这一去，竟然让他遇到了已失联多年的老战友——替他保管《党证》的陈鹤桥。两个人激动地拥抱在一起，陈鹤桥颤抖着手从内袋掏出那个金黄色的油纸包，11年里，那一本《党证》从未离开过陈鹤桥，《党证》的封皮已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光泽。
方槐把《党证》轻轻贴在胸口，那一刻，银坑圩的星火、湘江畔的硝烟、草地上的泥沼、天山下的寒窗，以及1949年10月1日那个蔚蓝天空中的三度俯仰……所有的岁月都在这方寸纸页间铿锵回响，铭记着一名老红军铁心向党的执着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