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宏
一部中外无线电通信密码史，就是不断编制、不断破译的博弈史，而有一部神奇的密码使用后却从未被敌人破译过！这部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一部无线电通信密码——“豪密”。它由中国共产党初期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亲自编制，并以周恩来党内化名“伍豪”命名。“豪密”在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保密通信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直到1949年中国国民党垮台，都没有被破译出来，创造了中外无线电通信密码史上的一桩奇迹！
一、秘密通信的萌芽：白色恐怖下的电台筹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斗争被迫转入秘密状态，而各地红军的革命根据地也处在敌人的严密封锁和分割中。在这种危急情况下，能否建立一套秘密电信系统，保持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的联系，加强革命指导，成为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亲自领导和部署了中共秘密电信的建设工作。从此，一段关于中共第一部密码——“豪密”的传奇故事，便在中国革命的隐蔽战线上悄然上演了。
1928年春，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不久，便开始筹划建立党的秘密无线电台。作为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他曾经这样概括党的秘密工作：“我们的隐蔽战线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叫地下，就是打入敌人内部的；另一个叫天上，就是指无线电、机要通信这方面的工作。”
周恩来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筹建“天上”的秘密工作机构。他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学习无线电报务，鼓励参加莫斯科国际无线电训练班的留学生抓紧学习无线电技术，同时还指派一些人设法进入国民党军用电台开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
1928年5月，周恩来着手安排无线电通信工作。他派中共中央机要交通员毛齐华到苏联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并从军委抽调李强和张沈川两人，在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福康里九号租了一幢三层楼房，研究无线电技术。“福康里九号”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的所在地，从中央军委抽调的张沈川则成为我党培养的第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当时，年仅23岁的李强为创建党的无线电事业，白天黑夜地连续奋战。他以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各无线电行业的人交朋友，向专销美国无线电器材与图书的“亚美无线电公司”和“大华无线电公司”购买无线电器材、工具以及制造无线收发报机的图样。然后，他与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涂作潮共同试制收发报机。
制造收发报机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掩护地点，以免被敌特发现。为此，李强和涂作潮住进了“上海绍敦机电公司”老板蔡叔厚（实为中共党员、红色特工）的公司。蔡叔厚冒险在二楼腾出一间房供李强做地下工厂。李强在这里安置了车、钻、铣、刨4台机床。他们隐蔽在绍敦电机公司的楼上，翻阅美国出版的无线电杂志，找到新式合用的收发报机图样，动手设计制造。经过多方琢磨和多次夜间试验，历经多次失败，终于在1929年10月成功制造了第一台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张沈川则伪装成学生，在上海无线电学校学习无线电报技术。他白天学习，晚上回到秘密电台位置，将学到的技术传授给其他同志。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在艰难险阻中逐渐成长起来。
二、电台初建：在险境中架起红色电波
1929年秋，中央特科在上海英租界大西路福康里9号（今上海延安西路），租了一栋三层楼房作为建设秘密电台的地址。这个地方，成为中国共产党无线电通信事业的摇篮。
当时，李强等人试制成功的第一台收发报机功率只有50瓦，而且多少有点笨重，灵敏度也不太高。他们后来又试着搞了一台100瓦的民用收发报机，却遇到了新的问题。李强之子李延明后来回忆：“一按电键，它所产生的感应电流，足以把隔壁邻居家的电灯点亮，隔壁邻居就叫了起来‘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他们一听不好，只好停止试验。要是邻居们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天线也是个大问题。张沈川等人以晾衣服的竹竿作掩护，把电线藏入其中，又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屋脊上。有一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了避免暴露，他们也没敢声张。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下工作，通信人员的身心承受着巨大压力。由于经常熬夜，张沈川日益体衰，后来染上了伤寒。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只能由两个同志搀扶着发报、收报，确保电台畅通。
尽管困难重重，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同年12月，香港电台也建立起来。1930年1月，沪港两地的电台首次实现通报，建立了上海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信联络。这份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份电文，由中共在香港秘密电台的报务员黄尚英从香港发出，张沈川在上海接收。当时，他们使用的密码还比较简单。根据张沈川回忆：“当时我们用的两种密码，都是我自己编造的，一种是用汉字明码颠倒更换，另一种是用英文字母换阿拉伯字母，再变成汉字密码使用。”这种“明码颠倒”的加密方式很容易被破译，带来的后果是香港电台后来因掩护工作暴露等，被英国殖民政府破坏。据党的第一部电台的制作者李强在《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中回忆，英国人甚至还用英文发回了一份电报，内容是：“你们的朋友情况很好，现在在监狱里。”
三、“豪密”问世：周恩来亲手编制的无敌密码
周恩来得知香港电台被破坏、电报被破译的消息后，非常震惊，随即着手领导新的密码编制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设计与完善，最终于1931年初创造出了中共历史上第一套保密性能极强的密码——“豪密”！
这套密码是以周恩来的化名“伍豪”来命名的。周恩来早年在觉悟社从事革命工作期间，曾使用“伍豪”作为化名，此后在革命斗争中，他也经常使用这个化名。据史料记载，最早公开撰文提出“豪密”的是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并长期担任中央机要局局长的李质忠。他于1991年在《党的文献》上发表了回忆文章《周恩来对党的机要工作的贡献》，其中提到：“为了确保党的核心机密不致被敌人破获，周恩来于1931年在上海亲自编制了一个密码，取名×密。红军将这套密码用于同上海党中央总司令部和各兵团司令部的机密电报。”这里提到的“×密”指的就是“豪密”。
“豪密”是一种二重作业密码体制，其优点是在电报中能够实现“同字不同码，同码不同字”的功能。长期担任情报工作负责人的罗青长曾解释说：“周恩来发明的密码，有数学在里边的，密码是数字和文字构成的。”
“豪密”以高度的保密性和科学性著称，它的编码方式在当时堪称“无出其右”！在1994年《党的文献》所刊登的文章中，有一封周恩来和林育英于1936年5月18日联名致张国焘的电报。当时，中共中央与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失去了联络，因此周恩来向张国焘索要与红二方面军的电台联系密码，其中提出：“关于二、六军团方面的情报，可否你方担任供给。请将与其通报密码之书名第几本，与报首及页行字数加注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豪密”由两部分组成：书名与册码，以及页码、行数与字序。也就是说，通报双方各持一本相同的书，发报内容只要注明某页、某行与第几个字，收报方就能按图索骥，找出书中单个的字组成电报内容。这样的密码设计使得破译工作变得极为困难，因为电报本身只是简单的数字索引，不直接包含电报内容，完全不给予对手分析的机会。
四、电波砺剑：“豪密”在革命战争中的关键作用
1931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中央局委员任弼时携带“豪密”从上海出发，经香港，于4月和共青团中央书记顾作霖，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报》主编王稼祥，一道到达江西瑞金苏区中央局。自此，苏区中央局便于1931年9月开始使用“豪密”与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
第一份使用“豪密”的电报是周恩来从上海发给苏区中央局的，内容是询问任弼时是否安全到达了中央苏区。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则成为第一位密码译电员。当周恩来有重要事情不在时，就由邓颖超负责译电。而当任弼时有紧急事情不在时，则由他的夫人陈琮英负责译电。第二份电报是关于商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问题。此后，“豪密”逐渐用于全党全军的联络。
“豪密”的使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工作有了质的飞跃。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期，国民党部队虽然截获了红军的密电，但始终无法破译。蒋介石为此大为光火，但无可奈何。直到国民党当局败退到台湾时，“豪密”也始终没有被敌人破译！
“豪密”的安全使用，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军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每一次大的战争行动，无线电通信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湘江战役之后，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就在这时，军委二局陆续侦听、破译了国民党有关兵力调动和作战部署的情报。情报明确显示，国民党军已经知道中央红军翻过越城岭之后，要走当年红六军团先期西征走的那条路，到湘西去和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信息破获后，正值红军行进到湖南通道县（今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县溪镇。当时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关于红军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周恩来请毛泽东来到会场，毛泽东根据二局陆续侦测破译到的情报，提出一定要放弃到湘西的计划，建议红军向敌人薄弱的地方——贵州方向前进。这一意见经过激烈争论后，最终得到了军委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才有了著名的“通道转兵”。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隐蔽战线还成功实施无线电欺骗，冒充敌军上级发出虚假指令，有效迷惑和调动了敌人，为红军机动创造了有利战机。这样不仅避免了一场血战，而且让所有红军顺利南渡乌江，为后来的北渡金沙江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创造了有利条件。
对于无线电通信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长征当中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押宝——看得准赢得了。”后来任弼时曾代表党中央表扬负责无线电通信工作的军委二局：“在中国革命战争当中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
五、星火燎原：红色通信人才的培养
为了培养无线电通信人才，周恩来要求李强、张沈川等人组织培训班。中央特科在上海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成立了一家“福利电器公司”作为掩护，无线电培训班便设在这里。
培训班的环境十分危险。1930年末，租界巡捕突袭“福利电器公司”，所有在场人员全被戴上手铐押上警车，唯独涂作潮侥幸脱险。当时，张沈川反应很快，被捕前已经拉开窗帘发出警报，但涂作潮还是手拎漆桶，莽撞闯入。眼看法国巡捕冲他大吼，他才急中生智，伸手索讨“福利电器公司”老板拖欠他的工资，还要法国巡捕帮他“维权”。法国巡捕气得飞起一脚，把这个一身油腻的“油漆工”当场踢出了四成里。
不久，麦建平等无线电培训班4名骨干因受刑过重，在狱中牺牲。张沈川等人则被反动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论罪，分别判处重刑。直至抗战爆发，经周恩来多方斡旋，积极营救，他们才获释出狱。
尽管面临重重危险，红色“风语者”们还是坚持工作，送出了“龙潭三杰”助苏区成功反“围剿”的决胜密电，送出了“广西百色起义成功了”的胜利消息，送出了一段段永载史册的红色电波。
周恩来培养的我党第一批电信人员回到各革命根据地后，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涂作潮、伍云甫、曾三等人被派往中央苏区；王子纲、蔡威、宋侃夫等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喻杰生等被派到湘鄂西苏区，他们和红军的电信人员一起，建立了红军中的无线电通信工作，并逐步建立起中央与各地红军以及各地红军相互间的无线电通信网。
六、精神永续：从“豪密”到新时代的保密传统
1947年秋天，周恩来在陕北神泉堡召开了一次机要工作会议，研究讨论机要、保密、密码通信工作。他在会议上强调：“机密是党的生命，机要工作一定要机密、准确、迅速，一点都不能粗心大意，一字之差、一分钟之差、任何一点点失误，都可能造成人头落地。”周恩来还深刻地阐述了党的机要工作的政治本质：“我们党的机要工作，科学技术工作正50分，我们的政治是正义的，是有无限生命力的，也是正50分，两者相加得正100分。敌人的科学技术也是正50分，但他在政治上是腐化的、没落的，没有前途的，是负50分，正负相加等于零。所以我们一定胜利，敌人一定失败。”
1948年3月12日，周恩来在一份机要局的报告上批示：“以科学战胜科学，应该加上政治，就是我们掌握了科学，一定能够战胜敌人使用的科学。”这一批示，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的核心精神——技术与政治相结合。
“豪密”作为我党建立机要工作最早也是保密性能最强的一种密码，从20世纪30年代到全国解放，国民党的谍报机关始终未能破解！有的史料如此评价：“世界上唯一没有破解的密码是‘豪密’！”
“豪密”的诞生和应用，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技术创新的一个缩影，更是党的保密工作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保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严峻，继承和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保密工作光荣传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豪密”的忠诚信念，强化技术与管理并重，让红色电波永不消逝，为民族复兴筑牢安全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