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应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要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针灸学作为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医学中有着独特的地位。针灸作为中医的一种独特医疗技术，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哲学与实践智慧的完整认知与知识系统，从石器时代砭石的无意发现，到《黄帝内经》完成理论与技术的体系性奠基，再到与近现代科学对话的“再发现”，完整地呈现了东方文明应对生命与疾病问题的解决方案演进史,蕴藏着古人深邃的智慧和对生命现象的深刻洞察，在中华文明“道器并重、知行合一”的生命哲学观念中具有独特地位，对人类健康做出了独特贡献。
一、起源的回响：从经验积累到符号初萌
1.1石骨为器：新石器时代的医疗遗存与原始经验。针灸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那时的先民们在生产劳动和与野兽搏斗中，经常遭遇创伤与疼痛。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了针灸最早的踪迹：砭石最早出现在内蒙古多伦县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那里出土的一枚磨制精致的石针，长4.5厘米，一端扁平有弧形刃，另一端呈锥形。经鉴定，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医疗工具之一。
此类砭石，连同山东日照、河南新郑等地出土的类似器物，以及北京周口店的骨针、浙江钱山漾的竹针，共同构成了针灸工具的原始谱系。它们兼具生活工具（如缝纫、切割）与医疗工具（刺破痈疡、放血）的双重功能，揭示了“医巫同源”“器用不二”的原始思维特征。从生产工具中分化出专用医疗工具的这一历史进程，体现了先民在应对创伤疼痛的实践中，从“无意触碰”到“有意刺激”的认知飞跃。
1.2文字证史：甲骨文中的“殷”与“灸”。殷商甲骨文为针灸的早期形态提供了关键的符号学证据。“殷”字的甲骨文构形，呈现为一人侧身，右手持尖锐器具刺向其腹部的意象，有学者解读为针刺治疗活动的直接反映。而“灸”字的构形，则形象地展示了以艾绒灼烤人体的场景。这表明最迟在商代，以物理刺激（针、灸）治疗疾病的行为已脱离纯粹的经验偶发阶段，成为具有明确指代和一定认知模式的实践类别，标志着针灸从“行”到“知”的关键过渡。
二、理论奠基：从“十一脉”到“经络学说”范式的建立
2.1帛书遗珍：马王堆文献中的经脉雏形。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堪称揭示经络学说早期形态的“地下图书馆”。这两部文献记载了人体十一脉的循行与主病，但尚未形成如《黄帝内经》所述的闭环流注系统，且只提及灸法而未论针法。它们代表了从基于局部治疗经验的“脉”概念，向系统化、理论化的“经络”模型演进的关键中间态，体现了先秦医学家对人体功能联系路径进行系统性归纳与命名的早期努力。
2.2体系成型：《黄帝内经》的里程碑意义。成书于战国至西汉的《黄帝内经》，是针灸从零散经验升华为完整理论体系的里程碑。其特殊贡献在于：一是系统构建经络理论，确立了十二正经与奇经八脉的循环流注模式，并阐述其与脏腑的对应关系（如《灵枢·经脉》）。在《灵枢·经脉》篇中，完整记载了十二经脉“如环无端”的循环流注系统。二是初步系统化腧穴，提出“以痛为腧”等取穴原则，记载了约160个穴位；提出了“节”“会”“气穴”等概念，阐述了穴位与经络、脏腑的关系。三是规范了针具与技法，在《灵枢》中详述“九针”的形制与用途，并创立了基本的补泻手法。详细描述了九种针具的形状、规格和用途：镵针、员针、鍉针、锋针、铍针、利针、毫针、长针和大针。同时，提出了“徐疾补泻”“迎随补泻”等基本针刺手法。四是奠定了核心哲学基础，将阴阳五行、天人相应等哲学观念深度融入诊疗体系，确立“辨证施治”“补虚泻实”“调和阴阳”等针灸治疗基本原则，使针灸从一种“术”上升为一种承载着宇宙观、生命观的“道”。至此，针灸完成了“理论化”的关键一跃。
三、体系完善：汉唐时期的经典化与技术扩散
3.1经典深化：《难经》与《针灸甲乙经》的贡献。汉代《难经》对《黄帝内经》理论进行深化与补充，系统论述了奇经八脉的循行、功能和病理，补充十二正经理论的不足，并明确了“五输穴”“原穴”等特定穴位的理论与应用，对针刺深度、留针时间、补泻手法等作了更具体的论述，如提出“刺荣无伤卫，刺卫无伤荣”的操作要点，使腧穴学走向精细化。魏晋时期皇甫谧编纂的《针灸甲乙经》，有“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的美誉，标志着针灸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首次对针灸学进行了全面的文献汇编与系统分类，厘定了349个穴位，并按病证分类，详细论述了各种疾病的针灸治疗方法，涉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病证200余种，开创了按疾病分类论述针灸治则的体例。
3.2制度保障与域外传播：太医署与东亚文化圈的形成。唐代太医署设立“针博士”“针师”等职官，开创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官方针灸教育与考核体系。甄权不仅精于针灸，还绘制了历史上最早的经脉腧穴图《明堂人形图》，可惜已失传。他在《针方》《针经钞》等著作中总结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提出“阿是穴”概念，强调针、灸、药并重，极大地丰富了临床实践。与此同时，针灸伴随文化交流东传朝鲜、日本。公元541年至693年间，中国多次派医师赴朝鲜，针灸随之传入。朝鲜医书《医方类聚》和《乡药集成方》中收录了大量针灸内容。公元562年，南北朝吴人知聪携《明堂图》等医书赴日；701年日本《大宝律令》明确规定医学生必修针灸典籍，标志着针灸知识体系正式融入东亚汉文化圈，成为共享的医学传统。
四、鼎盛与争鸣：宋元明清的技术创新与思想流变
4.1技术标准化高峰：王惟一与针灸铜人。宋代是针灸技术规范化的鼎盛时期。1027年，太医王惟一奉敕铸造针灸铜人，体表刻穴，内注水（或水银），用于教学与考核（“针入而汞出”），这是世界医学教育史上革命性的教具发明——当时针灸考试时，将铜人表面涂蜡，内注水银，考生刺中穴位则水银流出。这种严格的考核方式促进了针灸技术的规范化。由王惟一主持编纂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成为国家颁定的腧穴标准，实现了理论和技术的空前统一。
4.2窦材与《扁鹊心书》。宋代医家窦材在《扁鹊心书》中大力倡导灸法，提出“保命之法，灼艾第一”的观点。窦材认为，对于虚寒性疾病，灸法优于针法和药物，尤其推崇关元、气海等穴的保健灸。书中记载了使用“睡圣散”（主要成分为曼陀罗）进行全身麻醉后施灸的方法，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麻醉手术记录之一。
4.3学术流派的形成：金元四大家。金元时期，医学学术争鸣活跃，形成了对针灸理论有不同侧重的学术流派。刘完素的“寒凉派”善用井、荥穴清热；张从正的“攻下派”发展了刺络放血疗法；李杲的“补土派”重脾胃，善用足三里；朱震亨的“养阴派”针灸注重滋阴。至明代，杨继洲的《针灸大成》集前代成果，并发展了“烧山火”“透天凉”等复式手法，将针刺技术推向新高度。元代医学家滑寿的《十四经发挥》对经络理论有重要发展。滑寿将任、督二脉与十二正经并列，提出“十四经”概念，这一分类沿用至今。书中对十四经的循行路线、穴位分布作了详细考订和描述，成为后世学习经络学说的标准教材。《十四经发挥》传入日本后，成为日本针灸教育的核心教材，深刻影响了日本针灸学的发展。
五、近现代转型与全球传播：科学语境下的“再发现”
5.1近代针灸的危机与转型。清代1822年太医院废止针灸科，使其发展在官方层面受阻，转而深入民间，形成了诸多地方流派。民国时期，针灸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西医传入，传统针灸受到质疑和排斥，一度被视为“不科学”的民间疗法。但仍有一批有识之士开始探索针灸科学化道路，如承淡安创办“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尝试用现代科学解释针灸原理。张锡纯等医家提出“中西医汇通”思想，在针灸领域尝试结合神经解剖知识，重新认识了穴位和经络。
5.2红色根据地的针灸实践。20世纪三四十年代，针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得到重视和发展。战争环境下药品极度匮乏，简便廉验的针灸成为重要的医疗手段。延安等地开办针灸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针灸人才，为新中国成立后针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根据地医疗实践中，偶然发现针灸对疟疾有治疗作用，这为后来针灸治疗传染病的研究提供了线索。
5.3从“传统经验”到“科学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针灸的系统性发展被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全国各中医院校设立针灸专业，编写统一教材，培养专业人才，结束了针灸师徒相授的传统模式。1958年，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针刺麻醉下扁桃体切除术，随后针刺麻醉应用于多种外科手术，引起世界关注。科研人员开始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针灸原理，提出了“神经—体液调节”“闸门控制”等多种假说。
在积极引入现代科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如何构建符合其自身规律、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解释体系，成为一项时代课题。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会见外宾及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代表时明确指示：“针灸疗法是祖国医学的伟大宝库，一定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从理论上把它说清楚。”这一殷切嘱托不仅强调了科学实证研究的重要性，更深刻指向了在科学语境下，如何阐释针灸所依托的整体论、系统论思维，实现其理论话语的现代转型。
当时，我国对针灸的现代研究沿着两条路径并行展开：一是科学实证路径，利用现代技术探寻其生物学基础，如1958年针刺麻醉的成功及随后的fMRI、PET、神经生化研究，揭示了针刺对中枢神经系统及内源性物质的调节机制；二是科学哲学与理论建构路径，尝试在更宏大的认识论框架下，为针灸原理提供一种超越还原论的、系统性的解释模型。
5.4《宇宙全息统一论》的原创探索。1988年，王存臻、严春友合著的哲学著作《宇宙全息统一论》一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提出宇宙是全息统一的整体，局部包含整体全部信息。这一极具原创性的思想探索，为理解针灸（尤其是耳针、面针、手针等微针系统）乃至中医整体观，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理论参照。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全息三原理”（信息全含原理、自相似原理、互摄互映原理）及其对宇宙全息律、全息重演律的阐述，与中医思想高度共鸣：信息全含与自相似原理，为“耳为宗脉之所聚”“头为诸阳之会”等中医观念，以及耳廓、手足、面部等局部区域能反映并调控全身状态的经验事实（即生物全息现象），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宇宙论与认识论框架。它揭示，针灸所刺激的“点”（穴位），并非孤立的功能单元，而是蕴含着整体信息的“全息元”，这与《周易》“一物一太极”及中医“人身小宇宙”的思想高度契合。互摄互映原理所强调的万物相互映照、彼此包含、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则与中医“天人相应”“形神一体”的整体观及经络脏腑相关理论遥相呼应，为理解针刺远端取穴、内外相应的治疗原理，提供了超越线性因果关系的系统思维模型。
5.5全球化的关键节点。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成为针灸走向世界的转折点。《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罗斯顿在北京因急性阑尾炎接受手术后，用针灸缓解疼痛，随后在《纽约时报》头版发表文章，详细介绍针灸体验。罗斯顿的报道引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针灸的“实证性惊奇”，针灸诊所如雨后春笋般在欧美各国出现。中国针灸专家开始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向世界介绍针灸理论与临床成果。
5.6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关注与推广。1979年，WHO首次推荐43种疾病可采用针灸治疗。1996年，扩大到64种；2002年，进一步更新为107种。WHO先后制定了《针灸穴名国际标准》《针灸临床研究指南》等文件，促进了针灸的国际规范化，其中就有中医大师倪海厦的贡献。WHO在全球设立针灸培训中心，更推动了针灸在各国的规范应用。
六、回望与前瞻——针灸的文化价值与未来展望
6.1针灸的文化哲学内涵。针灸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针灸理论中的“天人相应”“形神一体”观念，体现了中国哲学整体思维的特点，与西方还原论思维形成鲜明对比。针灸治疗强调“调和阴阳”“补虚泻实”，追求的是一种动态平衡状态，这是中国传统平衡智慧在医学领域的表达。针灸学是在长期临床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体现了中国哲学“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特点，是实践哲学的典范。
6.2针灸的现代医学价值。在现代医学背景下，针灸展现出独特价值。作为补充与替代医学（CAM）中研究最深入、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之一，针灸为现代医学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针灸重视心理与生理的相互影响，其整体调节特点为心身疾病治疗提供了东方解决方案。针灸“治未病”思想与现代预防医学理念高度契合，其保健针灸、节气针灸等方法体现了古老的预防智慧。
6.3针灸面临的挑战与争议。针灸尽管取得显著成就，但其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针灸的作用机制至今仍未完全阐明，经络的实质、穴位特异性等问题仍有争议。部分研究显示，针灸对某些疾病的疗效可能包含显著安慰剂效应，如何区分特异性效应和非特异性效应是一项重要课题。各国在针灸教育、执业资格、操作规范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影响针灸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如何在保持针灸传统特色的同时，实现现代化、科学化，是需要平衡的重要问题。
6.4针灸的未来发展趋势。展望未来，针灸可能在以下方向得以进一步发展：一是结合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等精准医学技术，发展个体化的针灸治疗方案，实现“同病异治”的精准化；二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分析海量针灸临床数据，优化穴位配伍和手法选择，进行针灸临床决策，实现由机器人实施针灸；三是加强针灸学与神经科学、免疫学、生物物理学等现代学科的交叉研究，深入揭示针灸的作用机制；四是作为简便廉验的医疗方法，针灸可在全球公共卫生，特别是基层医疗和慢性病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结语：五千年漫长旅程的启示
从新石器时代的砭石到青铜时代的金属针，再到今天的不锈钢毫针；从《黄帝内经》的深邃理论到王惟一针灸铜人的精巧设计，再到现代实验室的机理研究，针灸走过了至少五千年的漫长旅程。
这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刺穿的不仅是人体皮肤，更是历史的层层迷雾；调节的不仅是气血运行，更是人类对生命奥秘的不懈探索。它从远古先民的无意发现中萌芽，在东方哲学的沃土中生长，历经数千年临床实践的锤炼，最终成为一门独特而完整的医学体系。
当针灸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当每年有数以亿计的患者接受针灸治疗，当现代科学不断揭示这一古老疗法的科学内涵，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种医疗技术的成功传播，更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生动体现，是不同医学体系对话与互补的典范。
针灸的未来，既需要深入挖掘传统智慧，也需要拥抱现代科学；既要保持文化特色，也要促进国际共享。这根贯穿中华文明的银针，必将继续在人类健康事业、“一带一路”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书写崭新的篇章。
（作者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组成员、副总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