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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〇师在晋西北前线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是游击战军事指导思想的胜利。“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是敌强我弱劣势条件下，帮助八路军不断取胜的作战指导原则。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不仅局限于军事领域，经济战线上的自力更生与反封锁是军事斗争在生产领域的延伸；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是军事斗争在政治领域的延伸。始终坚持“依靠群众、动员群众”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晋绥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日本较之于中国，在军事、工业、经济等方面占据压倒性优势，其陆军常备兵力约38万人，海军吨位达116万吨，钢产量为中国的145倍，具备完整的现代化军工体系。日军步兵分队标配轻机枪、掷弹筒及三八式步枪（有效射程460米），而中国军队步枪弹药人均不足5发，重武器极度匮乏。日军士兵普遍营养状况更好，训练更系统，特别是在精确射击和拼刺刀方面优势明显。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往往需要3名甚至更多战士的生命才能换1个日军。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队的武器装备则更为糟糕，以八路军一二〇师为例，开赴晋西北前线时，全师8227人仅有4门迫击炮，炮弹86发；有重机枪31挺、轻机枪112挺、冲锋枪59支、步马枪3368支、短枪375支，各式枪支共计4305支，各式子弹共计239598发；有刺刀53把。人均半支枪，人均子弹不足30发，这是全民族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个主力师的全部家底。仅有的这点枪械还种类驳杂，维修非常困难，很多老式步枪的膛线都快磨平了。由于刺刀短缺，士兵要装备大刀和长矛以利近战。反观同时期进犯晋西北的日军，不仅单兵装备精良，联队还装备有九七式迫击炮、九二式步兵炮及四一式山炮、九十式野炮等重型武器，大规模战斗不但有坦克、装甲车等协同作战，还能叫来空中火力支援。
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仗要怎么打？1938年5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篇军事论著，在论著中为中国抗战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认为，中国地大物博，有充分的人力可以调动，有广阔的空间可以回旋，日本之所以侵略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他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通过广泛、热烈的政治动员，军队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兵员补充；通过动员群众，抗日的财源问题也将迎刃而解。军队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如果民众把军队视作自己的军队，那么这样的军队也将无敌于天下。
如何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要建立游击战争的根据地，他认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的根据地建设便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实践。
1937年9月，一二〇师东渡黄河奔赴晋西北抗日前线。一个月后，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就带着700余名干部组成的工作团，以岢岚为中心，在兴县、临县、岚县、静乐、忻县崞县（今原平市）、宁武、朔县、神池、五寨、保德、河曲、偏关等周边14个县着手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又有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训练的一批干部加入根据地建设的队伍。
在贺龙、关向应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领导下，广大干部深入基层宣传抗日纲领；建立健全党组织，在农村建立基层政权，在各县成立抗日民主政府；废除苛捐杂税，在农村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建立各种抗日团体；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扩大主力部队；团结各阶层爱国士绅，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到1938年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便已基本形成。除国民党晋绥军掌握着部分县政权以外，中国共产党在晋西北地区控制和具备影响的县政权已达20多个。一二〇师也随之壮大，1937年9月从富平县出发时人数8227人，到1938年初，队伍已增长至29162人，由原来的2个旅3个团，扩大为2个旅6个团和5个直属团（支队）、2个直属营、3个直属连。
1938年2月下旬，日军以1万余人兵力，分5路向晋西北根据地进攻。一二〇师虽然人数众多，但“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如何保存自己力量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消灭敌人的力量？针对日军部署，八路军一二〇师首长贺龙、关向应、肖克下令三五八旅主力进至离石、碛口以北地区，侧击企图渡河向陕甘宁边区进犯之敌；下令三五九旅主力进至岢岚地区，阻击五寨南犯之敌：下令留在根据地内的部队和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袭扰、疲惫敌人。3月2日，军渡、碛口之日军突然东返离石，北犯方山、临县。接着，府谷之日军退至河东保德，五寨之敌则继续南下占领岢岚。
见此情形，毛泽东于6日电示贺龙、关向应、肖克时指出：“敌分5路包围第一二〇师及傅作义军。企图压迫我军渡河情况已明，但每路敌兵力均不大，我贺师应与傅作义协力各个击破之。”“如觉王旅和张旅单独作战不能击破敌之一路，而集中则能击破一路，则以集中打一路为宜。”其指导思想就是以主动的游击动作来扰乱敌人，迷惑敌人，疲惫敌人，消耗敌人，造成对我有利的条件，然后大举歼灭敌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早就在用游击战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
贺、关、肖决心集中第三五九旅和第三五八旅主力首先打击进入五寨、岢岚孤立突出的一路敌军，尔后向神池、宁武方向发展。采取围困战，断敌补给，迫敌出逃，于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原则，粉碎敌人之围攻。
1938年3月7日，第三五九旅急行军直趋岢岚城下，将日军千田联队的1个大队及所附炮、骑、工各一部围困在城内；第三五八旅向岢岚东北机动，截歼弃城逃窜之敌；警备第六团、雁北支队、独立第一支队、第七一九团、骑兵营及战动总会所属游击队，分别在保德至神池之间和朔县以北及宁武外围，切断敌交通，袭扰牵制日军，配合主力作战。
10日，岢岚之敌在第三五九旅围困下补给和水源断绝，待援无望，弃城北逃，第三五九旅尾随追击。日军于当夜逃至三井镇，第七一七团趁其立足未稳，连夜发起攻击，歼敌300余人，余敌于11日仓皇逃入五寨县城，此时五寨守敌达1000余人。五寨城池坚固，易守难攻，附近义井镇、三岔堡有日军随时可策应，不宜强攻。12日，敌400余人出城反扑，被第七一五团击退。是夜第七一五团袭占南关。
13日，一二〇师贺龙、关向应、肖克等研究确定，采取围城困退或打援，力争歼敌于运动中的战术，以第七一八团第二营及地方游击队围困五寨城；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主力转向五寨的东北和西北，切断五寨至三岔、义井、神池等地交通线，相机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困退和来援之敌。
17日，第三五八旅在义井镇以南之虎北村地区，有力地打击了由神池增援五寨之1000余名敌人，经6小时激战，歼敌300余人，余敌逃入义井镇。
18日第三五八旅击退义井镇之敌反扑，第七一七团击溃三岔堡增援之敌；五寨之敌已完全陷于孤立。在此期间，警备第六团、雁北支队、第七一九团及地方游击队等，积极袭扰敌人，破坏交通，断敌补给，对敌造成很大的威胁。
20日，偏关、河曲、保德、五寨之日军先后弃城东撤，一二〇师收复4城。
21日，第七一七团在右三岔堡、神池之间侧击和追击逃敌，歼其一部，余部逃入义井镇。
22日，集结于义井镇之敌3个大队继续向神池撤退，第三五八旅主力于凤凰山附近伏击，歼敌300余人，余敌逃向神池。
23日，日军又弃城逃往朔县，一二〇师收复神池。至此，侵入晋西北根据地之敌，除宁武县尚有1500余人外，均已被击退。贺龙、关向应、肖克决定以第七一六团及第七一八团第二营围困宁武；以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主力于宁武至阳方口之间的石湖河地区，伺机歼灭撤退或增援之敌。
31日，阳方口之日军600余人，在飞机掩护下，企图接应宁武之敌突围。第三五九旅在敌行至石湖河与麻峪附近时，发起进攻，歼敌300余人。
4月1日，宁武之日军见待援无望，于晚间分路北窜，一二〇师在追击中歼敌一部，余敌逃往朔县，一二〇师收复宁武。至此，反围攻作战胜利结束，共歼敌1500余人，缴山炮1门、枪200余支、汽车14辆、骡马百余匹，收复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偏关、神池、宁武等7个县城。此次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日军，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增强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信心，为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开了新的局面，而且对保卫陕甘宁边区也有重要意义。
一二〇师收复晋西北七县城之战是经典的游击战打法，以集中主要力量打破敌人一路的战术思想，以围攻、袭击、伏击等积极主动的战术手段，各个击破敌人，把游击战分散、集中、转移的灵活性展现的淋漓尽致。
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游击战的种种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毫无疑问，发生在年初的晋西北7县城收复战是以游击战开展对日作战的宝贵实践。“游击战争虽然也有坚持数天的战斗场合，例如攻击某个孤立无援的小敌，但一般的作战较之正规战更加要求迅速地解决战斗，这是被敌强我弱的情况规定了的。游击战争本来是分散的，所以成其为普遍的游击战，且在许多任务，例如扰乱、钳制、破坏和做群众工作等，都以分散兵力为原则；然而就一个游击部队或游击兵团，当着执行消灭敌人的任务，尤其是为着打破敌人的进攻而努力时，就任须集中其主要的兵力。‘集中大力，打敌小部’，仍然是游击战争战场作战的原则之一。”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这段话，形如对晋西北7县城收复战的经验总结。
简而言之，游击战争就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游与击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发展成为游击战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游击战为根本，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游击战术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敌后根据地，不但让日军“以战养战”计划破产，还迫使日军分出重兵向后方“清剿”，有效缓解了正面战场的压力。共产党军队这种“外线包围”的战术使日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到抗战胜利时，敌后根据地的面积已近百万平方公里。
无论是游击战还是运动战，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群众工作是一切工作的基础。动员群众，发动群众，让来犯之敌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41年至1942年，是晋绥抗日根据地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两年间，日军就对晋绥根据地先后进行大小“扫荡”30余次，残酷的“三光”政策和“蚕食”政策令晋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恶化，面积日渐缩小。接敌区的地主、富农，有的公开投敌，跑进敌人据点；有的或明或暗地为敌人“维持”。中农阶层，有些也发生了动摇。
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指示晋绥根据地领导干部，“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⑧并于1942年10月31日再发电报，指示查明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
晋绥分局随后不久发出《对敌斗争指示》，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党的一元化领导，充分地发动群众，是把敌人挤出去的最根本的保证；把党政军民的一切力量动员起来，从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全面地去挤敌人。在军事上，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敌人的进攻、“扫荡”，采用各种方法，把敌人挤到交通干线上，挤到据点里，并挤掉某些据点。挤掉敌人据点的方法：第一，包围孤立，造成敌人的困难，迫其撤走；第二，相机乘虚袭占之；第三，必要时策动伪军反正，里应外合占领之；第四，形势需要，条件可能时，集中兵力袭占之。在政治上，大力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日、伪军和伪政权，肃清“维持会”和汉奸特务。在经济上，坚决打击敌人对我根据地资财的掠夺，破坏敌人对敌占区人民施加的沉重捐税；严禁伪币在根据地内流通；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强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在思想上，肃清亡国思想、奴隶思想、苟安思想、失败思想，树立抗战思想、斗争思想、胜利思想。⑨
广大群众被动员起来后，形势很快就向积极有利的态势发展。民兵和广大群众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埋地雷、破道路、割电线、放冷枪；在敌人水井里丢死猫、死狗、碎头发；甚至一夜之间，在军队和根据地群众的帮助下，日伪据点附近几公里的群众就搬了家。
到1943年，晋绥根据地挤掉敌人据点70多个，摧毁伪村政权800多个，建立抗日村政权500多个，争取100多个伪村政权暗地里为革命服务，改变了1000多个村庄的形势。在敌占区各县内，抗日游击根据地的范围都有所扩大，晋绥抗日根据地“挤敌人”斗争取得很大胜利。“挤敌人”斗争的胜利实质是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把敌人挤出去”。这是1943年晋绥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攻克马坊、开府等日军据点后，当地群众为部队全歼守敌召开祝捷大会。
1941年至1942年，晋绥抗日根据地物质极为匮乏，老百姓缺衣少穿，部队经常饿肚子。在此情况下，晋西区党委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和“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号召，决定把发展生产和加强经济建设作为1941年根据地的中心任务之一。晋西北行政公署、军区、新军总指挥部、抗联、青联等6个单位成立了晋西北春耕委员会。规定机关部队生产，一律开垦荒地，不得耕种农民的土地，一切农具自给。种子由每人每日口粮中省出。在机关、部队的鼓励与带动下，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投入了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及春耕生产运动。1941年，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以农业为中心的各行各业的生产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总计全年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耕地面积增加了2.74%，扩大了灌溉面积3万亩，增产粮食3万石（每石300市斤）。1942年1月13至16日，为了庆祝全体军民在生产建设战线上的伟大胜利，在兴县召开了1941年劳动英雄检阅及生产展览大会，总结交流了一年来的生产经验，表扬鼓励了劳动模范。晋西北劳动英雄大会一共举行了四届，其中两届在与兴县一河（黄河）之隔的神府县（今神木县和府谷县局部地区）举行。劳动英雄大会表彰先进、激励后进，在全社会营造出劳动光荣的热烈局面，大大激发了根据地人民的劳动热情。仅神府县（时属晋绥边区管辖），从1938年至1945年，累计捐献粮食10余万担，棉花50多万担，布匹30余万丈，军衣、军鞋5万余件（双）。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以生产自救为核心的经济建设运动，从中共中央到地方都将生产活动提升为战略任务，使经济斗争成为军事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人民战争理念在生产领域的实践延伸。
八路军一二〇师和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但管中窥豹，从中可以得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将其付诸于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游击战在广袤战线上遍地开花，敌后根据地普遍建立。正是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力所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才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作者：呼向兵，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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