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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伟大创举，也是提高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纯洁性、净化党内政治环境的一次党的自我革命的生动实践。
一、历史背景：延安整风运动的时代呼唤与政党自觉
（一）抗战相持阶段的严峻考验
1941年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陕甘宁边区面临日伪军的军事封锁、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围困，以及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思想桎梏。据统计，1942年初党员队伍已发展至80余万人，其中75%为抗战初期入党的新党员，他们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良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尖锐指出：“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成为整风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二）中共七大召开前的思想整合需求
作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肩负着总结历史经验、确立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规划战后中国前途的历史使命。然而，此前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右倾错误尚未彻底清算，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余毒仍在作祟，导致党的路线方针在基层执行中出现偏差。正如刘少奇在七大报告中所言：“如果没有整风运动，就不会有七大的胜利。”整风运动成为党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必要准备。
二、实践路径：整风运动构建从严治党的“三维坐标系”
（一）以思想建设为“基准点”：破除主观主义，树立实事求是学风
整风运动以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献为核心，要求党员干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央党校设立11个学习小组，1.2万名干部参与集中整训，通过“脱裤子、割尾巴”的自我批评（如王稼祥在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检讨“犯过教条主义错误”），彻底扭转了“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倾向。据《解放日报》记载，1943年边区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农村调研形成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等报告，直接推动了减租减息政策的精准实施。
（二）以组织建设为“支撑轴”：整顿宗派主义，强化纪律规矩意识
针对长征后各根据地形成的“山头主义”倾向（如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部分干部的隔阂），整风运动通过“审查干部”和“抢救运动”（尽管后期出现扩大化偏差），建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选拔机制。1943年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明确“一元化”领导原则，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从制度上杜绝了“独立王国”现象。黄克功案件的处理，正是这一时期“纪律面前无特权”的典型注脚。
（三）以作风建设为“坐标系”：反对党八股，践行群众路线
针对党内文件“长、空、假”现象，毛泽东亲自修改《解放日报》改版方案，要求“写短文，写实在的文章”。1943年6月，中央发布《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推动8000余名干部走出窑洞，开展大生产运动。陈嘉庚视察延安后对比重庆感慨：“这里只见公仆不见官”，正是作风建设成效的真实写照。
三、反面镜鉴：黄克功案件与“纪律立党”的实践样本
（一）案件经过：从“红军功臣”到“杀人凶手”的蜕变
黄克功，1927年入党，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时任抗大第六队队长。1941年6月，因逼婚未遂枪杀女学员刘茜。案件发生后，抗大师生中出现两种声音：一种认为“黄克功有功于革命，应给予戴罪立功机会”；另一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毛泽东在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的信中明确批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最终，黄克功被依法判处死刑，1941年8月4日在公审大会上伏法。
（二）案件意义：三个层面的标杆价值
1.法理层面：打破“功过相抵”的旧观念，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边区政府在判决书中强调：“任何人不得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这比1954年宪法确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早了13年。
2.政治层面：彰显党“自我革命”的决心。毛泽东在信中指出：“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这种“从严治吏”的态度，使党在群众中树立了“纪律严明”的形象。
3.教育层面：成为整风运动的“活教材”。案件发生后，各单位组织专题讨论，《解放日报》发表《从黄克功案件说起》等社论，引导党员干部反思“如何对待手中权力”，形成“查处一案、教育一片”的震慑效应。
四、现代启示：延安整风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六大镜鉴
（一）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
延安整风证明，单纯的思想教育易流于形式，必须与制度建设结合。新时代应借鉴“学习一对照一整改”的整风逻辑，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教育纳入“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等制度，形成“理论武装一制度约束一监督执行”的闭环。
（二）严守“纪律红线”，杜绝“破窗效应”
黄克功案件警示：对“关键少数”的纵容，会导致纪律体系崩塌。2023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修订，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新要求”纳入“六大纪律”，正是延续了“纪律面前无例外”的传统，必须一以贯之抓好执行。
（三）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立体机制
整风运动中“审查干部”与“思想改造”结合的做法，启示我们：惩治威慑是前提，制度约束是关键，提高觉悟是根本。当前应深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如借鉴延安时期“军民监督委员会”经验，完善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协同机制。
（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破解“脱离群众”危险
针对当下部分干部“坐在办公室出政策”的现象，需重拾延安时期“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优良传统。2023年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正是对整风运动中“实事求是”路线的继承，关键要防止“调研走过场”，推动成果转化为决策依据。
（五）强化“关键少数”示范效应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带头开展自我批评（如1945年七大上，毛泽东主动承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领导责任），为全党树立榜样。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落实“一把手”监督制度，通过“头雁效应”带动“群雁齐飞”。
（六）警惕“历史周期率”，永葆“赶考”心态
延安整风时期，黄炎培提出的“窑洞对”对话，与黄克功案件共同构成党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正反两面。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正是对延安整风精神的当代诠释，要求我们以“常修常炼”的定力，守住“窑洞之问”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
（作者：黄振涛，武功县延安精神研究会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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