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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人口稀少，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在地利方面是其短板。抗战爆发后，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沦陷，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北食盐地位上升。同时，皖南事变后，边区外部财政来源断绝，又遭国民党经济封锁，边币贬值，物价飞涨，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提出开发和运输食盐以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和平抑物价。盐业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和平抑了物价，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和抗日战争。笔者从产盐、运输、销售等环节，窥探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盐业贸易的发展轨迹，勾勒盐业贸易在特殊历史所发挥特殊历史作用。
1、陕甘宁边区政府盐业资源分布和发展状况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展形势迎来新的一页。西安事变之后，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1937年5月改称陕甘宁边区，9月6日成立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首府设在延安，辖陕西、甘肃和宁夏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省交接的23个县以及神府地区，面积12.9万余平方千米，人口150万。
陕甘宁边区政府有三宝，分别是食盐、皮毛和甜甘草，而食盐位居三宝之首。三边地区是产西北地区最大的池盐生产区，主要靖边、盐池二县和绥德分区的子洲和米脂等地区，其中三边地区（盐池、定边）所产的盐，粒大色白、质量上层、数量规模大。至于绥德地区的井盐在质量和规模上远不及三边分区的盐池。三边地区的主要盐池苟池、老池、滥泥池、莲花池、娃娃池、湾湾池、汗滩池、阿色池等盐池。其中苟池、老池、滥泥池和莲花池四大盐池共占地7772.95亩，占边区盐池总面积的98.14%。在四大盐池中，滥泥池盐田面积为占三边分区盐池总面积的61.6%，约为4880.7亩是三边地区面积最大盐池，在质量方面，苟池的盐质质量是第一。三边盐池的生产是春天将盐田修好，落雨之后从盐池汲水灌入盐田约二、三寸深，日晒七八天至十四五天，结晶成盐。产盐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极大，若不下雨或晒盐时下雨，都不能产盐，气候变化过骤或吹风，都影响盐的质量。由此可见，三边地区产盐条件严苛，生产量和当地气候有着密切关系。
1940年后，边区经济遭到封锁，为大力发展盐业，边区政府成立盐务局，将一部分盐田、盐池地亩和盐坝归为公有，如苟池盐坝中有465亩为私有，其余公有；滥泥池、莲花池地亩和盐坝为私有。而部分盐业私有，提高了盐民的积极性，也提高了人民收入，而且不过多地损害地主、盐商的利益，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
2、陕甘宁边区盐业发展的历史脉络
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在国民政府断绝边区播发经费之后，并开始实施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陕甘宁边区政府生存处境日益艰难，正如毛泽东提到的，“长期抗战中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在进行大产生自救运动的同时，盐业贸易在此时就尤为重要，成为创汇主要来源。
（一）初步组织（1935.10—1937.7）
盐业是三边地区主要的经济产业，早在西汉时期惠安堡盐池就有开采的记录。唐代，三边地区的盐业发达，其中“乌池”和“白池”最为著名，乌池指的是现在的“花马池”，白池是现在的“北大池”。西夏建国经济基础，盐业占据着重要地位，元明两朝的茶盐马贸易中，茶盐是贸易的两大利器。清末，左宗棠为平定陕甘回民起义，在筹措军费时，在花马池和定边设立榷场，管理食盐生产和运销。
三边地区的盐业最初没有税收，群众是自运自销。盐业主要的产权是归属在1940年前为地主和小生产者所有，例如苟池属绥远伊克昭盟奥托旗蒙古王公所有，滥泥池和莲花池属汉族地主所有。民国政府也只是在盐池一带设置盐局管理，在此期间盐局也是六易其主，名称虽有不同，但是盐务政策相同，基本上就是就地征税，产销自流。
运输网络初期是以盐商贩运和农户脚力作为基础的运输模式。从工种性质分为长脚户，以运盐为生的专业户，他们主要以运盐为生；二是边区外的长脚户，他们是贸易中转者，将茶叶、粮、铁器运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从边区运盐到其他地方；三是短脚户，以农业为主，在农闲时节，从事运盐活动，在1937年-1940年这段时间，运盐组织处于“无政府”状态。
发展与壮大(1937.7-1945.8)
1940年，边区政府成立盐务局，盐业成为边区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在采取运行方式上是以“官督民运”旨在加强督运工作。1941年5月，边区政府号召全年运销食盐60万驮，中共西北局也提出：“凡边区人民能任运输的牲口。每年应尽量运销食盐二十的义务”，甚至对党政机关也提出要求，组织力量驮盐，“我们的口号是：‘每个党员都要去运盐’”。
为了提高盐运效率，边区建设厅的交通运输局，各分区成立交通运输分局，区乡也成了运输大队。其任务之一就是领导、组织、管理盐运工作。在从定边到延安、定边到庆阳、靖边到清涧三条运盐主干线上设有管理局，分别设在志丹、环县、瓦窑堡，负责沿线的交通设施，保证盐运道路的畅通。边区还修建和加宽主要干线的大车道，如修建定延路275公里，定庆路330公里，清靖路135公里，并在主要大道沿路边配置店栈、草料等，盐业的运输需求极大地促进了边区交通运输业的建设，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运盐量的增长，1942年运盐量为241721驮，1943年运盐量为387603驮。
1943年8月14日，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运输合作社奖征办法》。根据合作社的组织办法，资金的来源形式和经营的方法，运输合作社有三种形式：一是群众将牲口投入合作社，二是合作社与群众双方投入牲口，由合作社领导。三是合作社投资长脚运输队或朋帮，按牲口好坏作价，结帐按股分红;公营运输队由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利用自己的牲口、人力组成运输队，自负盈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形成了群众运输队、合作社运输队和公营运输队三种主要的运输形式，但在边区的盐运中，群众运输队是最主要的力量，在盐运中发挥最主要的作用。就盐运量而言，截止1943年9月底统计，共运盐31万驮，其中民间驮盐约23万驮，占74.2%;合作社运盐约3.5万驮，占11.3%;机关部队运盐1万驮，占3.2%弱；外来牲口运盐约3.5万驮，占11.3%。可以看出，边区的盐业运输主要靠民间运输力量来完成。
所以在1940年以后，边区政府为了大力发展盐业，专门成立盐务局，将一部分盐田、盐坝收归公有，如三边盐池面积共2941方，合计3097亩。在边区政府没有设立产盐局之前，三边地区的产盐量是模糊不清的。1940年设立盐务局，才有了准确数字，1941年62万驮、1942年271617驮、1943年52驮、1944年265262驮、1945年242428驮。
三边地区5年产盐量，可以窥探出产盐量整体呈现出递减态势，造成递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民党在搞经济封锁和经济包围是主要原因，导致盐业销路收到了严重阻碍。纵观三边地区的产盐辐射带，东边到达绥远、榆林、晋北；北边到阿拉善、额济纳旗，南边到关陇一带，西边到银川、中卫等地。这里的辐射区域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人口的一倍多，土地大约在三倍以上，可是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当时产盐技术的落后，严重影响了盐的销路和产量。但是，三边地区，盐业贸易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曾经说过，“盐是边区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产，盐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故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三边盐业贸易在边区政府中经济地位的重要性，它为边区政府提供了很大一笔财政税收；它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稳定边区物价和金融秩序；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民生活等。
3、陕甘宁边区盐业运输网络的建设
（一）1937年至1942年8月的盐业专卖前运输网络
抗战前，边区食盐主要外销陕西三原、甘肃西峰一带，由于自然灾害、社会动乱等因素影响，三边地区食盐产量不稳不高，外销量也不大。毛泽东分析：“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淮盐、晋盐减少，西南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我们边区的盐也就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运销将逐年增加。”造成“内地则盐价昂贵，甚至购买感到困难”的局面,因而食盐就成了当时边区的一大财源，这就为边区食盐极大地扩大了外销区域。国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食盐又成了边区反封锁的重要物资。当时甘肃东部、陕西西安地区均依赖边区食盐，国民党政权为了达到封锁边区的目的，曾一度从青海运盐，以占领边区食盐市场，但因路途遥远，运力紧张，成本又高，甚至连封锁边区的军队食盐都无法保障。结果是不管国民党怎样封锁，边区的食盐总是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不仅商人、小贩纷纷来边区买盐，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同边区做食盐买卖，如民国时期任国民党盐务总局总办的缪秋杰为缓解国统区的军民实用食盐问题，通过与共产党有联系的老朋友何遂先生，与共产党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叶剑英洽商，调运边区的花马盐池。一些商人还通过给哨卡“买路钱”,或与军官“合伙”做生意的办法，把边区的食盐一驮驮推销了出去，换回了边区紧缺的棉花、布匹、药品。
这一时期盐业产销任其自流，生产工具、方式都十分落后，依靠日晒盐水，结晶成盐，基本工具为为水斗、锄头、铁耙、木磨、筐担等，劳动过程以手工简单操作和个体劳动为主。三边分区地僻人稀，交通落后，运输工具主要是骡、驴，一些盐民打盐后只能卖给脚户，故边区有“运重于产”之说，运输能力的强弱严重影响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
边区盐业的运输网络的构成有明显的阶段性，食盐专卖实施前，运输方式简单，运网系统发育水平低，食盐专卖实施后，边区运网系统趋于复杂，形成干线、支线相互补充的盐业运输网络。
（二）1942年至1948年边区盐业专卖后的运输网络
1942年边区实行了盐业专卖，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食盐专卖条例》,规定：“边区境内所产食盐，统一由政府指定机关专卖，其它机关、团体、公私商号人等，一律禁止贩卖”,盐业的运网系统也由此发生了变化。边区盐业运输的主要道路就是从三边贩盐，“运盐队从三边运盐，经过子长、安塞、甘泉、富县(交道)等中转站到达边界”,即经延属分区到陇东分区和关中分区，“除供边区军民及工业消费外，还可向西安、兰州等地出售”,“为方便运盐，利于运盐，边区还修建和加宽主要干线的大车道，如修建定延路275公里，定庆路330公里，清靖路135公里，并在主要大道沿路边配置店栈、草料等”。在运盐主干道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牲畜、人流，仅1943年下半年在定(边)一延(安)线，公、私营骡马店170个，其中私营137个，靖边到延安路上有69个村落，其中45个村有骡马店103个，私人开设的86个，尽管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封锁，但“南来北往的客商、脚户还是络绎不绝，生意是很兴隆的”,可见边区运盐的主干道就是定延路(定边——延安)、定庆路(定边——庆阳)、清靖路(清涧——靖边)等。
（三）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食盐专卖贸易局
毛泽东指出：“首先确定积极发展的方针。边区目前情况，对于作为一个极大要素用以解决财政困难（公营盐业及盐税）的盐与作为一个主要因素，以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和物价的盐，绝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后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一份报告中说：“根据这一方针，把过去分散无计划的食盐运销，统一于盐业机关，实行对外统销以来，使我们获得了食盐外销主动权，开始战胜敌顽对边区食盐外销的限额、操纵和破坏，五个月来边区公盐外销量大为增加。同时换进大量必需品和法币，保证了公私两方必需品供给，相对稳定了金融和物价。”关于积极发展盐业的思路，毛泽东指出：“必须扩大已经成立的盐业公司，作为联合公私盐业扩大公私产运销的主力军：提高盐产品质量，以利广销；恢复督运工作，组织民间一切可能的运输力，扩大运盐，吸收外来的脚户多运多销；修筑道路，配置店栈草料，以利盐运；由盐业公司逐渐统一外销，避免公私交病的无政府状态。”
延安市建立专卖股份有限公司，并在盐池、延水关、茶坊、交道、张村驿、柳林、铁王、西华池、驿马关、靖边、绥德等地设11个一等公司，在凉水岸、安河渠、临镇、甘泉、马栏、三岔等地设6个二等公司，在雷多(位于延长县)等地对外有关的卡市镇设若干个三等公司,正是食盐贸易等因素促进了庆阳、西华池等一些口岸的兴起和繁荣。边区食盐平均年产约30万驮，以每驮150斤计为4500斤，若以边区人口150万计，每人每年需食盐6斤，边区内部需要食盐约900斤，其余大量的食盐必须外销，如1944年，光华盐业公司销到边区之外的食盐有225814驮，销边区内部15560驮，外销的比例占总销量的93.5%,可见边区食盐的外销量很大。食盐的内销重点是延属分区及其它分区，外销方向为临近陇东分区的甘肃宁夏国统区和临近关中分区的西安地区国统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关中分区和陇东分区的运盐路线之外，三边分区还有一部分食盐直接北上，从城川、横山、神府到晋西北。
综上所论，陕甘边（陕甘宁边区）盐业贸易的发展，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战争、封锁）的一场经济自救和突围的伟大实践。它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生存危机，支撑了革命战争，更在财政、金融、民生、组织建设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领导经济建设的能力，是利用资源优势、依靠群众力量、突破封锁、自力更生发展根据地经济的典范，其历史经验和精神价值至今仍值得研究和借鉴。可以说，盐是陕甘宁边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白色金子”，盐业贸易是维系边区生命线的重要经济动脉。
（作者：张陆地，武功县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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