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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您知道吗，抗日战争初期，日军由多兵种部队编组的旅，被翻译成中文的什么名词？可能绝大部分读者都想不到——“杂种旅”。然而，把“杂种旅”改译为“混成旅”一词的人，就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刘伯承元帅。
我有幸为刘帅写传记，是1979年7月。当时，我刚刚调到解放军政治学院当校刊编辑。是副教育长马载尧找我谈话的。我说：“我刚刚到校刊工作，板凳还没坐热……”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调你去为刘帅写传记，是首长和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写传记，你了解到、学到的东西，要比在政治学院多得多！你要是没有特殊困难，准备一下，过了‘八一’，就去向汪荣华同志报到。”看来，这是让我无条件服从了。
确如马副教育长所说，我通过参加《刘伯承传》编写组，领略了刘帅高超的指挥艺术、非凡的学识和高尚的品德，以及他坚定的意志和幽默的语言,使我学之无尽,受益终生。对于马副教育长的点拨，我至今铭感无既！
我向汪秘书报到后，老人家分配我收集刘帅青少年时代的事迹。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被刘帅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深深感动。而令我感触更深的，还是他到苏联留学的事迹。
我收集资料，是1980年从拜访刘帅在苏联学习时的几位老同学开始的。他们是：屈武①、王智涛②、吉合（原名田德修）③、陈林、严伯修。当年，几位老前辈的记忆力都很好，也很健谈。记得我拜访83岁的屈武将军时，他亲自送我下楼，我要搀扶他。他说不用，边说边健步走下楼梯，我追上老人时，已经到了楼门口……
可能有读者要问，你们直接问问刘帅，不是更方便、更准确吗？
这正是我们编写组的遗憾，因刘帅自1972年双目失明之后，健康状况日下，到1973年就失去了思维能力。
所幸，汪秘书当时送给我一张刘帅在苏联学习时的合影，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刘帅在苏联留学时的唯一照片。
依据刘帅这几位老同学的回忆，我查找了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的资料，1981年写了《刘伯承青少年时代刻苦学习二三事》一文，文中介绍了他留学苏联的事迹。甘肃省等几家广播电台播送过此文，被收入《刘伯承回忆录》（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此后，刘帅在苏联留学的故事，就广为传播。于是就有人剽窃，可又不懂俄语，把刘帅练习读俄文字母“P”时发出的“噜噜——”，错写为“咳咳——”。甚至还有人增添了“花絮”，说什么：“暑假时，刘伯承踏着皑皑白雪，怀里抱着面包，走回高级步校。”一说到苏联，这位剽窃者就想到冷：夏天的莫斯科也是冰天雪地……
如今，刘帅留学苏联时的同窗，以及和我一起拜访他们的王文治、王济民同志也已作古，了解第一手资料的只剩我一人，也到了耄耋之年。为不再以讹传讹，给读者提供真实准确的历史信息，就成为我有生之年的责任。
就读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
赴苏学习的背景
1926年冬，刘伯承和杨闇公、朱德等发动了泸（州）顺（庆）起义，担任起义军总指挥，向四川反动军阀刘湘等部发起进攻。1927年5月，武汉国民革命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军长，继续指挥作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伯承的入党介绍人、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闇公（又名尚述、尚达，杨尚昆四哥）等惨遭杀害。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参谋团参谋长。
南昌起义失利后，刘伯承和贺龙、林伯渠、彭湃夫妇等到达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等到苏联学习。
1927年11月，刘伯承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一艘苏联货船，驶抵海参崴上岸，住在旅馆里，等候了约一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迎接，转乘火车，行驶了七天七夜，才到达莫斯科，临时住在炮兵学校。
经组织分配，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
从1925年开始，共产国际就帮助中国陆续安排了大批军事人员到苏联学习。
北伐战争前夕，冯玉祥西北军选派，到基辅“卡米涅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青年军官就有40多人。其中有刘英（马宗显、张英）④、师希德（师哲）、王智涛、田德修、党秉文⑤等。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中共又从上海工人与河南“红枪会”的农民中选派了一批骨干，到莫斯科学习军事，参加共产国际组织的军事野营训练。王智涛、田德修、党秉文等被调去担任军事训练的排长，野营训练结束后，他们转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期转入步校的还有中山大学毕业生伍修权、梁振鸿、彭文畅等。
与此同时，傅钟、萧劲光、李卓然、曾涌泉、李特、陈昌浩等到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习；朱瑞、郭化若、熊惕辛等入炮兵学校学习；刘云、常乾坤、王弼等分别学习航空和机械专业。
1928年秋，在东方大学军事班和高级步兵学校第2班学习的学员，也转到莫斯科步兵学校，编成中国连。其中有黄秋青、方复生、李修业⑥、万永诚、罗绍、林凯等人。30年代初期，中共又陆续从工人和红军干部中选派骨干到高级步兵学校和其他学校学习。
高级步校简况
在莫斯科城东北角，有个叫弗尔道渥（Фордово）的地方，十月革命后改称“红色兵营”（КрасНаЯкаэарма）。这里就是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高级步兵学校（Высщиєстрелскиекурсы）校址。
这所军校，是按照列宁的指示，以俄军奥朗宁巴乌姆步兵军官学校为基础创办的，称为“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步兵学校”。在苏联国内战争年代，高级步兵学校为苏联红军输送了数千名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苏联国内战争结束后，该校继续培训红军指挥员，并于1921年改称“第三国际工农红军指挥人员高级步兵战斗学校”。1924年，又改称“共产国际高级步校工农红军指挥人员步兵战术进修班”。
这所军校,在苏联红军内享有较高的声誉。苏联国内战争以后，该校编写和出版了数百部战术、射击学和指导部队训练的著作及教学参考书；还试制出多种新式步兵武器的样品。
该校许多毕业生后来分别担任了师、军、集团军及方面军的指挥官，成为苏军的骨干。其中有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马列诺夫斯基、铁木辛哥、空军主帅韦尔希宁等。
刘伯承在校时，校长是斯莫林上将。课程有战术、兵器学、地形学、炮兵、工兵，联共党史、政治工作、政治经济学，以及俄文、几何、三角等。除课堂授课外，还有队列、射击、投弹、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等等。
中国学员于1927年冬入学后，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下分三个排。连长是朝鲜人，排长是王智涛、田德修和彭文畅。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鲍里斯·伊万诺维奇·阿法纳西耶夫”（Борис·Иванович·АфанасЬев），编在第16班。这个班都是中国学员，其中的中共党员建立了党支部，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锡龙?）、陈林为支部委员。
学校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在开学后的一个晚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首先由校政治委员米哈伊罗夫中将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同志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刘伯承戴着浅蓝色眼镜，身穿红军军服，肩章上缀着两枚闪光的菱形徽章——这是苏联红军将领的标志，在掌声中登上讲台，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学员致答辞。他对校方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之后，表情坚毅地说：“我国的革命事业暂时遭受了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
学俄文，“视‘疑难’如敌阵”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在异国他乡求学，语言不通，是寸步难行的。第16班这30多名中国学员都不懂俄语，也就是说，他们需要通过翻译聆听教员讲课。这样，既费时间又影响教学效果。尤其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名词术语，如“胸墙”，“背墙”等等，有时连专职翻译人员都感到头痛，更不必说初学俄语的刘伯承了。总之，要想学好步校的必修课，俄语便是这些中国学员遇到的第一道难关。
由于中国留学生不懂俄语，曾经闹出一些笑话：有一次，刘伯承独自到商店买盛食品的小饭盆儿，尽管他事先学了这几句俄语，但一到商店就结结巴巴地说走了调，结果捧了个小脸盆回来。又有一次，学校搞野外训练。当学员们前进到一个村庄时，一位中国学员用生硬的“俄语”询问村民该村庄的名称。那位村民听不懂他讲的“俄语”，便耸了耸肩膀，说：“听不懂，听不懂。”
当前进到另一个村庄时，那位学员又向村民打听村名，得到的回答还是“听不懂，听不懂。”于是，这位学员便误认为这两个村庄的村名就叫“大不懂村”和“小不懂村”。在他所写的作战文书上，出现了这样的行文：“××部队在‘大不懂村’与‘小不懂村’之间运动……”
学外语，刘伯承是同学中最困难的一位。这是因为他年龄最大，35岁了，已经超过了学外语的最佳年龄段。何况他到苏联之前，一个俄文字母也不认识，加上又是四川人，学俄语发音就更困难些。
在困难面前，刘伯承首先考虑的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需要，他想，祖国人民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着，无数战友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己遇到的无非就是俄语这一关，如果拿出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还能攻不下来吗！所以，他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听懂苏联教员讲课，就拿出向敌人冲锋陷阵的精神，拼命地学习俄语。
和刘伯承一样，16班的同学们学习俄语都非常用功。可是，学习条件却并不理想，甚至连一本俄华字典都没有找到。有的同学便想办法找来了日本出版的《露和字典》。这是俄日字典，懂日文的同学就拿这本字典当作参考书。此外，16班还请来一位在图书馆工作的中国同志，当他们学俄语的辅导老师。
刘伯承不会日语，所以《露和字典》帮不了他的忙。他的办法，就是在课下多请教那位图书馆的辅导老师，按照老师的建议，先学习一些必要的生活和课堂用语，同时学习步校的俄语课本，然后再找一些容易看懂的俄文小说来读。
刘伯承对待学习上的困难，如同对待敌军的阵地一般，先攻最难的，然后再各个击破之。比如，在俄文字母里，“P”这个字母，因为要卷舌，连续发音，就是“打嘟噜”，这对于初学俄文的人来说是最难的。刘伯承在刚开始学习字母的那几天，从早到晚，一有空就在操场、墙角或其他无人的地方，练习这个“P”字。起初，同学们还以为他病了，躲在一边儿咳嗽，跑到眼前，才听到他是在练习读“p——”“p——”同学们问他：伯承，我们还以为你病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苦练？刘伯承说：“这个字母，我发出来的声音难听，怕你们听见倒胃口，才找到这个墙角呀！”说完，和同学们一起大笑起来。
平时，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一点课余时间，他就坐在教室或宿舍里背单词、记语法、写笔记。看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窝磨痛了，他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晚上，同学们熄灯就寝后，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诵着单词……
他在学习中碰到不懂的地方，总是很虚心地向比他小好几岁、甚至十来岁的同学请教。有时，其他班的中国同学来看他，见他做翻译练习很吃力，就对他说：“你先休息休息，这一段我们替你翻翻吧。”刘伯承却回答说：“老弟，这个还得自己学着翻，别人代替不了哟。”见到这位中共高级将领如此认真地学习，年轻的同学们无不为之感动。
刘伯承后来常对子女讲起他在苏联学习的事，说：“那时，在学习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咋个办？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学，刻苦地学，人家学一遍，我就学十遍；人家学十遍，我就学百遍。我的诀窍只有一个：就是刻苦学习，努力学习。”
刘伯承当年的几位同学回忆说：伯承同志虽然年龄较长，视力又欠佳，可是，他比我们这些年龄小的同学用功得多，不但严守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而且还坚持起早锻炼。莫斯科冬季早晨的气温常常是零下十几度，他仍然坚持。我们常常发现，他在我们去操场之前，早已在那里朗读俄语。他说，这样做，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上空气新鲜，容易记忆，这是学习外语的好窍门。
他除自备单词小本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写满生词，边走路边看，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他就背诵单词，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他认为，如果不利用上厕所的时间背诵，就是浪费。星期日，除洗澡外（当时学员宿舍尚无洗浴设备），他很少外出，几乎整天在念俄语。他常说，只有把俄语学好，才能自己阅读原文书籍，才能更多地学到东西，才能更快地充实自己。因此，他比我们学的要好一些。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刘伯承的俄语成绩显著提高。他的口语虽然差一点儿，但阅读和翻译能力，在16班是最好的，在全校的中国学员中也是第一流的。
刘伯承这时心情很激动，于1928年春天，提笔给曾经跟随他参加泸顺起义的川军旧友王尔常⑦写了一封信，王一直珍藏着，在《刘伯承传》编写组成立后，献给了编写组。笔者在编写组里负责保管资料,有缘得以亲见刘帅50多年前的笔迹。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佩戴将军肩章的“普通学员”
刘伯承早年读过私塾、汉西书院，在开县高等小学堂毕业，考入蘷府（今奉节）官立中学不久，便因父亲病逝被迫辍学。后又考入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后改称将弁学堂），只学过国文和初等数学，对于几何、三角，这就得从头开始。
刘伯承在苏联军校学到的几何、三角知识，在他担任八路军129师师长时，就派上了用场。刘伯承身边的参谋人员，经常看到他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划着直线、三角和圆圈。他运用这些知识，研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规律，根据侦察情报，分析各路日军从驻地出发，进击我军的路线、距离和行军时间，从而找出“利害变换线”，计算跳出日军包围圈的最佳地点和时间。就这样，他和邓小平率领129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高级步校开设的课程是比较多的，教学、生活十分紧张。教员每天大约讲授5个课时。一般是上午十点讲课，十二点下课；下午二点上课，五点下课。后来，又增加了晚自习。
从辛亥革命到讨袁、护国、护法、讨贼战争；从担任泸州、顺庆起义总指挥，到南昌暴动的参谋长，刘伯承戎马生涯15年，长期的战斗生涯，在他身上留下了多处伤痕，每当天气变化，就会隐隐作痛。即使如此，每天一早，刘伯承和年轻的学员们一样，穿上军大衣和皮靴出操。出操的内容是按《步兵操典》的要求，学习做各种队列动作。在完成了学校规定的课程外，每晚就寝之前，他还坚持做一套“八段锦”，再练习一阵儿双杠。
校长斯莫林上将治校很严，规定在教员提问时，学员必须起立回答，如果回答不正确或不完整，就不能坐下，只有在其他学员回答正确时，教员让他复述一遍正确答案后，才允许他坐下。无论苏联学员，还是外国留学生，一律如此，不留面子。学员把这种惩罚叫“亮相”。刘伯承虽为将军级学员，也毫不例外地被“亮”了几次。但是，他把“亮相”当作学习的鞭策，付出了比年轻同学更多的努力。
自从刘伯承攻克了俄语关之后，如虎添翼，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勤奋攻读，不畏困难，各门课程都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只有射击课例外，那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的缘故。
说起失去右眼，还是护国之役中的事。袁世凯悍然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25日，蔡锷等在云南起义，发动了讨袁护国之役。已经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刘伯承，在川东揭竿而起，组建了川东护国军第4支队，于长江沿岸阻击袁军。在1916年的丰都战斗中，24岁的刘伯承指挥部队攻城，连中两弹:一弹擦颅顶而过，一弹从右侧太阳穴打入，从右眼穿出，不幸失去右眼球，经手术后，安装了假眼球。此后，玻璃眼球的摩擦，经常使眼窝发炎、肿痛。这种苦痛，伴随了刘伯承的一生。本来，学校对于刘伯承这样的高级将领，并不要求他们的枪法有多准，只是在进行实弹射击时，跟其他学员一起打打枪，熟悉一下各种步兵武器的性能也就可以了。然而，刘伯承却把自己当作普通一兵，严格要求自己，对年轻的同学们说：“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员，枪打不准怎么行呢？”他将伤痛置之度外，从未放松射击课的训练。
开始进行实弹射击时，他因不习惯用左眼瞄准，连靶子也打不中。于是，他就刻苦地练习用左眼瞄准、左手击发。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他的步枪和手枪射击成绩都很有起色，虽然环数还不高，但基本上每轮射击都能中靶了。在期末的射击考核时，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
笔者拜访刘伯承在高级步兵学校的几位同学时，他们都说：他虽然是红军的高级将领，但却平易近人，很谦虚。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把他当作老大哥。但他却从不以老大哥自居，可又像老大哥那样关心同学。他讲话诙谐幽默，常常使同学们发笑，一天训练的劳累也就随之消散了。
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年6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于18日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还有十几名中国留学生担任口译和笔译工作。
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一译兹韦尼哥罗德）的一座乡间别墅。“塞列布若耶”的俄文原意是“银色别墅”。
大会的议题是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中共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
会上，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副报告，题为《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分为5个问题：
1、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
2、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和必然的崩溃；
3、军阀军队的成分与其一般的情形；
4、对军阀军队的工作：
5、党员军事化。
在这些问题中，他深入分析了中国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和本质，详尽阐述了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方针和办法。
他认为，通过“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并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说，建设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说到中国革命胜利，世界革命胜利。”
为认真总结中共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会上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刘伯承作了题为《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向大会介绍了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并就起义的经验教训，总结了4项“根本上的弱点”和8条“行动上的错误”。
4项弱点是：
在起义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
8条错误是：
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才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
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会议闭幕后，刘伯承回到高级步校继续学习。
在伏龙芝军事学院
刘伯承在高级步校学习了半年，以优秀的成绩，于1928年8月中旬转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伏龙芝的贡献和学院简介
这所军校，是1918年10月间，在列宁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苏联最高军事学府，原称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列宁、斯维尔多罗夫、加里宁等还到学院做过讲演。1921年8月，改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先后由图哈切夫斯基、格克尔、列别捷夫担任院长，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米哈伊尔·瓦西利维奇·伏龙芝（Михаил·Васильевич·Фрунзе）兼任院长。
伏龙芝1885年出生，是苏联杰出的红军统帅、军事理论家。曾担任第4集团军司令员、东方面军南集群司令员、土耳克斯坦方面军司令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军、海军人民委员兼工农红军总参谋长。1925年伏龙芝病逝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遂决定将该院命名为“工农红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雅克列维奇任政治委员,爱德曼上将接任院长。尼科诺夫、恰帕耶夫（夏伯阳）、梅列茨科夫、彼得罗夫斯基、索科洛夫斯基、秋列涅夫、泽尼特等著名军事将领，是该院基本班的首批学员。苏联元帅巴格拉米扬、巴季茨基、比留佐夫、布琼尼、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扎哈罗夫、马利诺夫斯基、铁木辛哥、崔可夫等，都曾是这所军校的学员。学院所设学科，除战略、战史、军事地理、合同战术、总参谋部勤务、兵种战术、地形学、军事工程学等军事学科外，还有战争哲学、国际法和国家法、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各民族文明史、逻辑学和科学研究法、外语等课程。
刘伯承入学时与马利诺夫斯基同期，比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高一期。刘伯承来到军事学院以后，首先参观了伏龙芝纪念室展出的伏龙芝的大量著作、文献和遗物，了解了这位杰出军事家的生平和伟大贡献：伏龙芝是列宁的亲密战友和学生，也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苏联国内战争和战胜外国武装干涉的年代里，伏龙芝表现了卓越的军事天才，被誉为“苏联常胜统帅”。转入和平时期以后，伏龙芝先后担任工农红军参谋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人民委员等职务，是苏联红军实行军事改革的倡导人之一和直接领导者。伏龙芝是苏联军事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军事理论著作中，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对苏联军事科学的理论，对战略、战术原则，以及对苏联武装力量建设的各项问题，均有过精辟论述。
伏龙芝领导下的军事学院，素有苏军“大脑”之称。尤其在伏龙芝领导军事改革之后，理论研究空气十分浓厚，到20年代后期，编辑出版了百余部学术著作。如三卷本的《1918～1921年国内战争》，展示了红军各兵种的战斗活动和军事学术的发展。A·K·科连科夫斯基的《1915年东普鲁士冬季战役》和A·X·巴扎列夫斯基的《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法国和比利时战局》，均为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史的著作。H·E·卡库林的《革命是怎样战斗的》和《国内战争战略概要》，总结了欧洲运动战的经验，在军事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其余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H·Я·卡普斯京的《阵地战战役》，A·A·斯韦钦的《战略》和《军事学术的演变》，B·K·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现代集团军战役特点》，以及关于合同战术和兵种战术的《现代战术》《合同战术》《指挥员训练原则》等等。伏龙芝军事学院提出的一些战术原理，被指挥人员当作正式的指导方针。学院学术著作中的许多原则性思想，都成为当时编写红军条令和工农红军野战条令的基础。
刘伯承来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便是校园内的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他以后的军事实践和军事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是作出正确答案的少数学员之一
伏龙芝军事学院开设了专为中共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干部的“特别班”，又称“中国班”。中国班的学员共6人：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其科、黄涤洪、刘云。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刘云为书记。在这个学院学习的中国学员，都具有一定的俄语水平，听课基本上都不用翻译。当刘伯承跨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后，就置身于浓厚的研究空气之中。当时，学院以伏龙芝生前的治军名言作为信条：“目前主要的，不是就一般的课题说说空话，用文字勾勾画画而已，而是要埋头苦干，精力充沛。耐心细致地学习，无论是自修，还是在完成交给我们每个人的作业时都应如此。学习，而且学会，应放在首位。”
在教学方面，学院运用实验式教授法，即学员受领一个月的学习任务，其中规定了各科学习的课目、时间，以及在教员指导下研究或独立研究的问题和方法。待一个月自修期满后，学员向教员呈交详细的学习笔记，报告已经掌握的教材内容。这种教学方法，可以很好地发挥学员的主动精神，促进学员更加深入地学习教材，提高学习成绩。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善于和实践结合起来学。每学一门课，他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无论是课堂提问、做书面作业或野外演习，他的成绩都是最好的。
有一次，战术教员出了一道作业题，题目是：山上的指挥部要给山下正前方的分队下达紧急作战命令，这时指挥员应该派出骑兵通信员，还是徒步通信员？在平坦的路上，骑马当然要比徒步快得多，所以，一些粗心的学员很快就写出了“派出骑兵通信员”的答案。但刘伯承和另外几位学员，则觉得问题不会这样简单，他们考虑：下陡坡，并不适合骑马；徒步通信员跑步下坡，速度反而比骑兵快。他们又经过反复计算，终于下定了派徒步通信员的决心。虽然刘伯承他们到最后才交卷，但答案是正确的。
担任远东工人游击队司令员
1929年7月，中国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在蒋介石政府的怂恿下，解除了在中东铁路工作的所有苏联职员的职务，将苏联铁路局长驱逐出境，夺占了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并集结重兵，以武力胁迫苏方接受既成事实。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断绝外交关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
为应对张学良，苏联政府增设了远东特别集团军（5个师），委派加伦将军为司令员。同时，斯大林和第三国际东方部决定，在远东边疆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成立远东工人游击队，以配合行动。据此，瞿秋白指定刘伯承担任远东工人游击队司令员，黄平为政治委员；又从苏联高级步兵学校选调了一些中国和朝鲜的留学生。另外，还派邓中夏到蒙古参加国庆典礼后，前往赤城接应。
刘伯承与黄平、王一飞、唐赤英、汤慕禹、陈中、尹伯林、张经明、童尔昌、李修业等被编入苏军序列。经过几昼夜的连续乘车，来到赤城，与邓中夏会面，一同前往伯力。伯力是苏联远东的行政中心，也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刘伯承和黄平、邓中夏在这里会见了加伦将军、远东红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领受任务。之后，刘伯承、黄平协在伯力、海参崴等地，招募华工300多人，朝鲜、日本、蒙古等国的100多名工人，组成了远东游击队。
苏军为游击队配备了枪支、弹药和粮食，并将离伯力10多公里的一所旧营房交给远东游击队使用。因该地名叫“红河”，所以游击队员们又称自己为“红河赤卫队”。远东游击队的参谋主任由尹伯林担任，政治部主任由王一飞担任，朱华白为总务处主任。
游击队分编为4个中队（相当于连），每中队下辖3个小队，每小队5个班。另外，还有一个重机枪排和一个通讯排。武器多是旧的俄式步枪、日式步枪、捷克轻机枪等。刘伯承每到一处，都看到苏军有关部门对各项工作了妥善安排，比如到何处领武器，到何处领冬装，到何处乘车，找何人接头等等，有条不紊。从这里，刘伯承领略了现代化的苏联军队进行战争动员的能力和特点。远东游击队很快就投入了紧张的训练。伯力地区的气温常在零下十几度。刘伯承身先士卒，带领游击队冒着严寒摸爬滚打。
游击队政委黄平回忆说：“我当时有病，需要每天治疗，所以我住在伯力，与苏方联络。刘伯承在红河主持队伍，除了来伯力参加一次广州暴动纪念会之外，我不记得他还来过伯力。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工作上了，这是他的一个优良品质。”
苏联政府在进行武力准备的同时，向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多次发出照会，准备与之谈判、磋商，但均遭拒绝。于是，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从1929年8月起到11月，对东北军发起多次进攻，张学良部遭到惨败。他不得不委派代表与苏联谈判，达成了《伯力议定书》，中东路基本恢复了原状。
中东路战事结束后，远东游击队也随之解散。刘伯承想利用游击队干部在红河等待分配工作的时日，翻译苏军的典范令。他把俄文较好的中国留学生分成3个小组，抓紧时间，动笔翻译。没料到的是，游击队干部在几天内就奉命到指定单位报到了，以致刘伯承的翻译计划未能如愿。
11月下旬，刘伯承和左权等中国留学生还接受了一项任务：配合苏联对被俘的张学良部队的8000多名官兵，进行整训和安抚。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在《伯力议定书》签订后，这8000多名被俘官兵得以重返家园。12月，刘伯承和左权等同学返回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他们的学业。7日，刘伯承和左权、屈武等在莫斯科大剧院，参加了庆祝伏龙芝军事学院建校10周年大会。在会上，他们受到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紧张而多彩的留学生活
下面，笔者综合记述刘伯承在苏联两所军校学习期间发生的几个真实故事。
优厚的生活待遇
这里所说的“优厚”，是相对于当时普通苏联人民而言。刘伯承在苏联期间，苏联刚刚度过困难的经济恢复时期，但人民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黑面包是定量配给的，商店门口经常排着领取面包和其他生活用品的长蛇般的队伍……
尽管当时苏联人民生活很艰难，但对各国留学生却热情相待。中国留学生，除发军服外，还发给列宁式夹克或乌克兰式衬衫，有的还发给西装。在食品方面，除牛奶、面包给予保证外，有时还发给鸡蛋、黄油和鱼子酱等。因刘伯承的军阶是将军级，学院还发给他“供给证”，可以到“特供”商店领取一定数量的“特供”食品。对于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他内心十分感激。他时常把自己的“供给证”借给学校的清洁工，或将军校发给他的食品赠送给苏联儿童。
军事院校和其他学校的中国留学生经常相互往来，切磋学习体会，交流国内的各种信息，互相倾诉思念家乡、亲人之情。当时，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叶剑英等在中山大学（1928年4月改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刘伯承常去看望他们。节假日，同学们也常常汇集到刘伯承的住处聚一聚。有时，还借他的“供给证”到“特供”商店买些他们平时买不到的食品，打打牙祭，或到郊外野餐。
伍修权曾回忆说：“早在1928年，我在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我在步校时每月有30卢布津贴，我不抽烟，就用它去改善伙食，常在星期天去中国饭馆，也就在那里碰到刘伯承同志几次。记得我们那时特别爱吃辣子鸡丁、炒肉片，都是中国风味。开饭馆的中国人真有办法，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到农村去搞到鸡、肉、蛋和大米。我们知道他早已是川军的将领，是把他当作前辈看待的。”（伍修仅：《我的历程》第64页，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1版）
当时，苏联人民奋发图强，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刘伯承实地考察了苏联，被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感染。苏联人民取得的每一项胜利成果，都使他深为振奋，倍受鼓舞。
两则讽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故事
在学习军校必修课的同时，刘伯承还特别注意观察苏联社会的各个层面，善于发现和汲取营养。如他刚进入高级步兵学校时，看到教室墙上贴着这样一条标语：“离开实际的理论是死理论，离开理论的实际是瞎实际。”标语以形象、生动的语言，深刻体现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联系的马列主义原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是苏联哲学界热烈讨论的课题。在莫斯科市民中间流传着这样两则故事：一个是讽刺教条主义、死扣理论的故事：某城市的街道上，有块大石头，阻碍了交通，市政府要求工程师想办法消除它。一位工程师发表意见说：“要用炸药把它炸碎运走，需用4000卢布。”另一位工程师则说：“我看，最好的办法是用载重车将它运走，只用3000卢布。”正当这两位工程师讨论的时候，走来一位其貌不扬的石匠，上前插话说：“依我看，在大石头旁边挖一个大坑，把它推下埋平，顶多只需50卢布。”两位工程师一听，全怔住了。后来，市政府采纳了石匠的办法，并奖给石匠100卢布。
另一个是讽刺经验主义的故事：某河岸有个集市，从上游来赶集的人大多乘船往返。有个农民赶集买了一口大锅，顶在头上，徒步回家。当走到半途时，嫌其太重，改为乘船。乘船时，他又嫌船往上水行驶太慢，便上岸帮助拉船。忽然，天下起雨来，农民又将船中的大锅顶在头上当斗笠，继续拉船。旁边的人嘲笑他说：“你顶着锅走路嫌沉，如今又顶着锅拉船，不是越发沉重了吗？”
这些故事浅显易懂，寓意深刻。回国后，刘伯承常在讲话和著述中引用这些标语和故事，来讽喻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者。如他在写《〈合同战术〉译版序言》时，就引用了这两则故事。
不接受“扩张主义”被批评有“民族主义情绪”
在紧张地学习和训练之余，学校还组织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历史博物馆、莫斯科革命博物馆、达尔文纪念馆、列宁纪念堂、红军博物馆、夏宫、冬宫和工厂、集体农庄、船坞等处参观访问。刘伯承把这些活动作为了解苏联和学习俄语的极好机会。
1928年春天，刘伯承和同学们到列宁格勒旅行，参观夏宫和冬宫，访问十月革命的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学校。他们瞻仰了列宁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参观了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起义时的指挥部旧址。在这里，他看到列宁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论述时，眼前不断闪现自己参加领导泸州、顺庆起义和南昌起义的场面，对照思考，领略其中的哲理。
刘伯承留学时，也遇到过不愉快的事情。如有的教员脑子里残留着沙皇时代的侵略扩张思想，在讲解什么是“边界线”时，竟然说；“边界线就是实力线，是实际控制线，是战斗线，是侵略目的线，是占领有利地形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线。”这种扩张主义的观点，是刘伯承所不能接受的。
在冬宫，刘伯承看到了大量的中国珍宝，其中多是沙皇军队从北京劫夺去的。在莫斯科革命博物馆，他看见一组雕塑：一个中国人跪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他的辫于，一只脚踩在他的背上。刘伯承看后，心中十分不快，便当场向教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而这位教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刘伯承很少外出参观和看电影。紧张地学习之余，同学们喜欢看看电影或听听音乐。1928年10月中旬，刘伯承和左权、屈武、陈启科、黄迪红等同学，去伏龙芝军事学院礼堂看电影《红色银花》。片中有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的场面。这种描写中国人愚昧落后、懦弱麻木的镜头，大大刺痛了刘伯承等同学的民族自尊心！刘伯承当场就向校方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而校方却再次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刘伯承更深切地感到弱国之民无地位，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地学习，振兴中华，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
希望早日回国同毛泽东、朱德并肩战斗
由于发生了这些令人不快的事，以后学校组织看电影或其他活动，他都不去了，而是在宿舍里读书。同学们约他外出活动，他就说：“我能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党随时都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再说，在这儿学不好，没有本钱，回去怎么指挥战斗？非刻苦学习不可。”
当时，中国政局的动荡和苏共党内斗争的波动，对莫斯科城内的各派留学生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刘伯承面对这种形势，总是以“大哥哥”的身份，阐明中共的原则立场，抨击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尽力团结国民党和冯玉祥部的左派留学生，劝说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走革命的正道，争取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刘伯承的一言一行，对团结革命力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一些曾经徘徊的人变得坚定了；一些曾对中共有成见和隔阂的人，逐渐理解了中共的主张和政策，靠拢到了革命阵线一边。
1929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中国学生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一说是刘伯承看到了从国内传来的油印小册子：毛泽东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写的决议和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刘伯承知道国内斗争的情况后，很受鼓舞，但也很着急，对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还说：“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刘伯承与左权同学的生死之交
刘伯承和同窗左权相处很好。左权是1925年底被选送苏联留学的，先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是同学。二人在学习上互相帮助，在练习翻译苏联军事著作和条令时互相切磋、校订，建立了深厚的同窗之谊。据资料记载：，刘伯承和左权等同学共同研读《战略》一书，谈及俄国十月武装起义与中国的八一南昌暴动，并请他们看自己起草的《南昌暴动始末记》手稿，虚心征求意见。（《刘伯承年谱》上卷，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第45页）同年12月，刘伯承和左权完成中东路事件中的任务，重返伏龙芝军事学院后，结合学习课程，悉心研读了苏军的《司令部工作方法》《部队司令部业务文书》《阵地战战役学》等苏军的教材，交换学习心得。
刘伯承和左权在中山大学的同学邓小平曾联名写过回忆文章，称赞他认真、刻苦学习的精神，说：“记得他在学习中，凡教员指定的参考书籍，必一一阅读，并以红蓝铅笔标出要点。所以在军事政治考试中，必能旁征博引，阐其旨趣。我们在高加索战术作业时，战术指导员很器重其谨厚，常称扬于同学中。他在自修与教学时，非常勤勉虚心，笔记教材都整理有次。”（《左权》，载《解放军将领传》第一集，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4月第一版，第103页）
1930年5月，刘伯承、左权等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参加了伏龙芝军事学院第十届学员毕业典礼。他们归心似箭，商定立即回国，并选择从绥芬河潜越中苏边境。他们在莫斯科北站乘坐去西伯利亚的火车，踏上了归国之路。刚刚踏入中国边境，刘伯承和左权上街转转，打算顺便买些日用品。刘伯承身材较高，一身军人气质，在街上非常引人瞩目，很快就被日本特务盯上了。
左权发现刘伯承身后跟上了一条“尾巴”后，不顾自己的安危，机警地引开了特务，帮助刘伯承平安脱险。后来，刘伯承说：“左权同志真诚爱护，给我印象太深刻了。”他们回国12年后的1942年5月，侵华日军在太行山发起代号为“C号作战”的大“扫荡”，并派出两支“挺进队”，偷袭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刺杀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和刘伯承、邓小平等高级将领。
刘伯承收到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发来“发现日军小分队向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方向运动”的情报后，及时用电话通知左权，建议总部尽快转移。为了避免日军特务、汉奸窃听，他是用俄语同左权交谈的。左权接到刘伯承的电话后，立即指挥总部机关转移。不幸的是，他为了掩护两名女战士，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左权，是中共在抗日战场上捐躯的最高将领。刘伯承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不已！他回忆起和左权刚从苏联回国时，左权为掩护他，不顾自身安危的情景，而今却没有保护好这位老同学，深深自责，无限遗憾地说：我没有保护好老同学呀！我翻译的苏军《合同战术》，还没来得及请老同学帮助我校订哪！
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说：“左权同志经常来129师，同刘师长、邓政委促膝畅谈，共同商讨和筹划工作。刘师长在翻译苏联军事著作时，还常同左权同志互相切磋。由此可见，刘师长的悲痛是更深一层的。”（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第239页）
杰出的元帅军事翻译家
上个世纪20到30年代，苏联翻译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文、英文著作。刘伯承在莫斯科和军校的图书馆里，研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突击》《骑兵》等俄文译本。同时，还研读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经典俄文原著。他还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有关司令部建设和现代军队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游击战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为系统的军事理论。此外，他还广泛涉猎了著名军事家——拿破仑、老毛奇（普鲁士元帅，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军事家）、小毛奇（德国军事家，老毛奇之侄）、克劳塞维茨、库图佐夫、苏沃洛夫、鲁登道夫等人的论著，比较广泛地接触了欧洲的战争历史和西方的军事思想。这些，都为他进行军事翻译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他在军校边学习俄文和军事课程，边练习翻译俄文军事著作。中国工会负责人黄平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参观，曾亲眼看到他正在练习军事翻译。他在《往事回忆》中记述道：“1929年间，我第二次去苏联时，有一次我到刘伯承的宿舍，看见他正在翻译《苏联步兵操典》。他已经是四十岁光景的人了，原先对外语似乎不甚了解，而能短期内学会俄语，并能翻译东西。刻苦学习的毅力真是令人钦佩。”
《苏联红军步兵操典》，是刘伯承最早的翻译习作之一。它表明刘伯承在翻译领域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刘伯承从苏联回国，秘密潜入上海后，按照约定的接头暗语，和“钟英”（中共中央的代号）取得了联系。中央安排他担任军委编译科长，为军委训练班和各地红色武装提供军事教材。刘伯承化名“林直木”，住在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楼房里，从1930年至1931年，主持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和《游击队的动作》这些宝贵的军事教材被迅速送往各苏区，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基础训练和建设,起到了很大作用。
1932年，刘伯承奉命前往中央苏区，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后又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32年8月，刘伯承和左权等翻译了苏联的《军语解释》，这是我军第一部译自外国军队的军语专著。11月，刘伯承针对部分我国红军指战员在山地作战中不讲战术的现象，翻译了《苏联山地战斗》。
1933年6月，刘伯承从苏军《战术备考》中摘译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文，以提高我国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10月，他摘译了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挥员，纠正了红军中存在的只注重进攻，忽视撤退、不善部署撤退动作的现象。11月，他翻译了苏军的《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同月，他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了《译述苏联红军的通信联络法》，介绍了苏军常用的通信联络手段：当面交谈、无线电信、无线电话、有光信号工具、音响工具、机械工具，军事邮传（传递哨、军用鸽、通信狗）以及步兵连队进行通信联络的20种手势、旗语、音响、灯光。
在“反围剿”作战和长征途中，刘伯承一直珍藏着多达300余页的《苏联红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教令》，并于1933年至1935年8、9月间，陆续翻译完成，印发红军部队使用。此外，他在此期间，还在战斗间隙翻译了《游击主义的克服》《怎样是运动的防御》《机动的要义》等。萧克将军曾经回忆说：“他（刘伯承）翻译的许多文章我都看了，尤其是《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我的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几乎天天在打仗，我们红军来不及搞自己的一整套东西，伯承同志的译文就使我们学到了许多办法，很有帮助。”（萧克将军谈话记录）
从回国后到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养成了每天起床后朗读俄文和英文名著的习惯。他率领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时，日军特务摸到了刘伯承的这个习惯，准备趁他到室外朗读外文时，朝他开枪。但是,那个特务见刘伯承抬头时，却慌了手脚，子弹打偏了，擦头而过……尽管如此，刘伯承依然坚持每天早晨诵读外文，一直到晚年。
1938年12月，苏军颁布了新的《步兵战斗条令(第一部)》。为吸取苏联红军最新的作战经验，刘伯承与左权合作翻译了这部条令。刘伯承结合八路军建设和作战的实际，精心撰写了“前言”、“后记”和“附言”，引导八路军干部从作战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运用这些条令。
1941年8月，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这部《合同战术》，是施米尔乐夫根据苏军1929年颁布的《野战条令》编著的，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
刘伯承经过一年时间的工作，终于将这部译著校订完毕并付印出版。他在序言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指出，“在学习苏联战术中，必须以我们（笔者：指八路军）自己的战术为核心，而寻求所以战胜日寇之道。”（《刘伯承年谱》上卷，第400页）（1947年，刘伯承在部队挺进大别山的戎马倥偬之中，又对《合同战术》进行重新校订，于印发部队。）此外，刘伯承还翻译了苏军的《军队指挥法》，转译了日军的《阵中要务令》《刺杀教令》等。
解放战争时期，他“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重新校译了《合同战术(上部)》，翻译和编译了《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和《论苏军对筑城地带的突破》等著作。
若干年以后，刘伯承回顾自己留学的经历时，曾屡屡告诫军队干部要刻苦学习外语，深入钻研，要防止浅尝辄止，故步自封。他深有感触地说：“外文是一门工具，不过要真正掌握它也并不容易。那是1928年，我以中国工农红军参谋长的身份到莫斯科，先进高级步兵学校，后进苏联红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那时，我已经三十六、七岁了，才开始学俄文，自然比年轻的同学困难得多了。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我还独自跑到房外走廊的灯光下背俄文单词，下了很大功夫才把俄文征服了。学习，一定不要赶浪头，赶时髦，要考虑自己的条件，要从实际出发，循序渐进，扎扎实实，学一门就要努力学到手，就要力求精通，否则就永远是个半瓶醋。”
修改军语
刘伯承翻译的军事文献，约有190万字，是中外历代军事将领中唯一精通外文且译著最多的元帅。不仅如此，他还为军语的规范和统一，作出了许多贡献，而且是鲜为人知的。
红军时期，刘伯承就注意对旧军队的军语进行改造。如，为纠正旧军队遗留在红军中的不平等称呼，他把“军官”改称“指挥员”，“士兵”改称“战斗员”，“传令兵”改称“通信员”，“伙夫”改称“炊事员”，“马夫”改称“饲养员”，“挑夫”改称“运输员”等等。
笔者还拜访过原八路军129师的老同志陈斐琴（留日学生，曾在129师工作，后任第二野战军暨西南军区宣传部部长）、唐平铸（留日学生，曾在129师、第二野战军工作，后任《解放军报》副总编）时，他们都曾说过，抗日战争初期，有人曾把由多兵种组成的日军部队译成“杂种旅”。刘伯承认为翻译为“杂种”不妥，还是译成民国时期就已使用的“混成”一词比较准确。由此，“混成旅”的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解放军早期的军语中，外来语比较多，因为那时主要是学习苏联，所以从俄文翻译过来的就更多一些。但是，由于当年从事翻译的一些同志，俄语和汉语的修养都不高，在翻译军语时，难免存在不准确、不规范甚至错译等现象。
刘伯承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后，发现了这些问题，对学院翻译室的负责同志说：军事科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科学，每一个军事术语都有特定的内容，翻译有误或用语不当，就会弄错学术含义，造成曲解，甚至会影响到军制、编制等重大问题。因此，他提出要“正本清源”，并具体指导翻译人员进行翻译和军语的统一工作，修改了一些关系重大的军语。在军事学院组织编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规范军语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后称训练总监部）军事出版局也同时展开了这项工作，并请刘伯承担任编审委员会主任。
1951年9月，在刘伯承指导下，该局编印了《军语汇编（初稿）》。该书分陆军、海军、空军三编，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
刘伯承还组织军事学院编辑了《军语画一（初稿）》，修订了使用的一些名词，于1956年12月出版。如：
“工兵”改为“工程兵”，“战车”改为“坦克”，“冲锋”改为“冲击”，“驱逐机”改为“歼击机”（简称“歼击机”），“河川地战斗”改为“江河地战斗”等等。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刘伯承在苏留学期间为建立新中国而忘我刻苦学习，回国后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为学习外国的战争经验，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为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愧为中国的元帅翻译家。
于北京
注释：
②王智涛(1906～1999),河北沧县人,1931年加入苏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防空军副司令员、防空学校校长、军事科学院副部长、副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③吉合（1905～1983），原名田德修，河南郾城人。在苏联留学时取名吉合诺夫，简称吉合。1925年被冯玉祥选派到基辅加米涅夫军官学校学习。1927年毕业后，又到高级步校深造，与刘伯承（俄国名阿法拿西也夫）同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驻苏大使馆武官、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顾问。
④刘英，原名马宗显，又名张英。1928年回国，任鄂豫皖红四方面军师长，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⑤党秉文，又名党必刚，山西人，早年参加中共，后投向国民党，曾任新疆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1949年在重庆起义，被刘伯承推荐的西南军政大学担任俄文教员。后任解放军军事学院翻译室主任。
⑥李修业，早年与刘伯承同志同在莫斯科留学，曾参加远东工人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在南京外语学院教授俄语。
⑦王尔常，四川重庆人，早年跟随刘伯承参加川军，参加泸州、顺庆起义。1983年病故。
（作者：谢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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