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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达铺一张报纸的影响力
（1）长征时期落脚点形成思路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过程中，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是在不断地探索寻求之中。落脚点就是革命根据地，是红军的“家”，是红军发展壮大的主要依托，对红军有着特殊意义。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中央决策层曾先后七次作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决定，从开始放弃和湘西红二、红六军团汇合，到川黔边建立革命根据地，再到计划经营川滇黔革命根据地，中途否定青康藏革命根据地、直接北上打通国际路线，在新疆建立革命根据地，最后在哈达铺邮政所发现一张报纸，决定北上陕北，同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红军汇合，在陕甘边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目标的不确定性和进军方向的变化，反映了当时战局与策略是要不断随时调整，符合当时国内外大局。
（2）贾拓夫到上海汇报陕北革命形势
1932年冬季，中共陕西省委不断遭到破坏，革命斗争形势处于低谷时期。1933年8月，贾拓夫辗转来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北革命开展情况。贾拓夫在11月13日和25日，以书面材料的形式撰写了《红二十六军及南下情况的报告》《陕西工作报告》，材料中详细介绍了陕西革命形势、党在各方面的斗争及总结检讨。由于1933年初，上海党中央办公地迁往江西瑞金，贾拓夫辗转到瑞金，向党组织汇报陕北当前革命形势和党团组织。在江西瑞金先后参加江西瑞金苏维埃举行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在陈云领导下做白区工作，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之后，贾拓夫随军长征。红军到达哈达铺一份报纸上重要信息引起毛泽东重视，就向贾拓夫询问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本情况。在中共中央决定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上，贾拓夫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经专门对榜罗镇会议作过相关论述，“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新的材料，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新的材料”，除了在哈达铺发现几份报纸之外，贾拓夫无疑也在扮演“新的材料”的角色。
（三）一张报纸指引中央红军落脚陕北
中央红军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后的前景蒙上阴影。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1935年9月20日，北上的红军到达了哈达铺，先遣部队侦察连在邮政代办所找到了《大公报》《中央日报》《山西日报》《晋阳日报》等几份过期报纸。报纸被送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而当他看到这张报纸的时候，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因为这个时候中央红军辗转万里，经过了雪山草地，正在寻找下一个落脚点。这张报纸告诉了毛泽东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全陕北23县几无一县不赤化”，“陕北赤化人民70万，编为赤卫军者20万”，“匪军长刘志丹辖3师，枪有万余”。在陕北我们红军还有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有六七个县，有一个叫刘志丹的领导人。还有几乎上万的红军，于是中央红军下一个目的地，就选在了陕北。报纸还进一步披露了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一些情况：刘志丹的红二十六军控制了大块陕北苏区根据地，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已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张闻天据此写了《发展着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国民党气急败坏的“剿匪”消息和新闻报道，成为中央红军自长征以来得到最令人振奋的消息。毛泽东将报纸上得到的信息，及时和贾拓夫沟通，了解陕北刘志丹红军基本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汇报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程以及陕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有鉴于此，9月22日，中央红军团以上的干部在哈达铺下街村关帝庙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会上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的阵地。”9月27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榜罗镇，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贾拓夫列席并在会上进一步报告陕北苏区的情况。会议正式决定，中央红军到陕北去，以陕甘苏区为落脚点，作为今后抗日的出发点和党中央指挥决策部各项署工作的革命大本营。哈达铺一份报纸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红军作出了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长征结束，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众多历史因素推动下，为中央红军落脚陕北提供了决定性的参考意见。
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革命根据的条件
（1）陕北土地改革的重大影响力
陕甘边一带是黄土高原和关中平原交汇地带，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迟缓，土地质量和耕作难度要比关中平原难得多。天灾人祸，战乱频繁加剧陕甘边群众生活的难度。群众对于获得土地的愿望是极为迫切的。习仲勋发动两当兵变之后，辗转来到了照金，在杨柳坪附近习仲勋见到了他的革命引路人——刘志丹。习仲勋曾回忆道：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当时，刘志丹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刘志丹将自己革命经验和教训毫无保留地传给习仲勋，在进行武装革命的同时，开展土地革命也是同等重要，武装革命和土地革命就像是鸟之双翼，车之两轮。随后，习仲勋在照金和南梁一带工作期间，在群众工作、政权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土改工作在当时取得了重大成功，据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会委员王金生回忆，华池县一带地势平整，土地肥沃，土改时候，可以每人分到10亩川地。五口之家可以分到50亩川地和100亩山地。在对当地地主阶级采取的是“大部分地主之地未分，并过分的亦未分完，可说全部都有地。”花池县一带土地改革是试点，真正将土地改革推广到陕甘边一带的在南梁土改。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全盘负责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有关文件精神，颁布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土地改革的八项政策：（1）没收地主及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4）田、苗一起分；（5）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6）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7）阶级划分以生产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决定；（8）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5]。由此可见，在进行土改过程中，并未完全照搬南方苏区的土地改革经验，陕甘边的土地改革走出了一条适合本地实际的土改道路，将上级文件精神和本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开展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实实在在的利益，从而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持，解决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初步消灭了农村中的剥削阶级，保证了边区党政军的供给，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巩固奠定了坚持的群众基础。1986年4月7日，习仲勋谈到渭北、陕甘边、陕甘宁根据地史时指出，“要说苏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是渭北，因为渭北的心字区、武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一直没有间断过武装斗争。不仅是秘密工作，还有武装斗争。要说第一个苏区，是渭北苏区，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第二个是照金；第三到南梁，是陕甘边政府”。两当兵变之后，经过在南梁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淬炼，习仲勋的革命思想逐渐走向成熟。为后来的西北根据地建立打下了坚实群众和政治基础。
（2）陕北统战思想工作初步形成
毛泽东曾经说过，“陕北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革命传统的，李自成、张献忠就是从这里闹革命的。这个地方虽穷，但穷则思变，穷就要闹革命嘛！这里群众基础好，地理条件好，搞革命是个好地方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民国十八年，陕西大旱，全省受灾，颗粒无收、瘟疫流行，广大群众流离失所，国民党苛捐杂税有增无减，卖儿鬻女，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此情况下，陕甘地区的贫苦农民饱受压迫剥削，参加革命的愿望强烈，希望能够打破旧制，获得平等自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炮响经过“五四运动”陕籍旅京学生的传播，影响了在榆林中学和绥德四师寻求救国真理的陕北学子，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火种在陕北大地慢慢燃烧起来。刘志丹、谢子长、马文瑞等一批陕甘边革命领导开始带领穷苦大众闹革命。他们闹革命先从自己家里开始。刘志丹出生在陕北保安县金汤镇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是清末的拔贡，父亲是清末秀才，19岁到榆林中学求学、22岁到黄埔军校深造。马文瑞出生在米脂县高家坪乡，祖父做过当地地方小区长，当地知县为祖父题写“公务勤劳”，并在米脂县城开商铺“公盛源”。15岁以第一名成绩考进米脂县立中学，随后投身革命。谢子长出生于安定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17岁时转入县立高等小学。1919年，谢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1922年秋，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山西陆军学兵团学习军事。在北京，结识了魏野畴等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参加了“共进社”的活动，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走上革命道路等等。早期的共产党员，为了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敢于带头革自己家的命。一事当前，把群众利益摆在第一位，还是先考虑个人私利，是共产党人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
（3）陕北三位一体人民战争形成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古今中外一切高明指挥员取得成功的要诀。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早期革命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符合陕甘边土地政策和军事思想。刘志丹在红石峡提出“三色”军事思想理论之后，开始投身革命实践之中，清涧起义、渭华起义的失败，刘志丹开始意识到人民战争中的重要性，提出“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由此观之，刘志丹意识到农民群体在战争重要性，处理好主力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的关系，抽调作战经验丰富指战员和党性组织能力的政工干部对游击队和赤卫队中进行军事训练和革命思想启迪。众多游击队、赤卫队成为红军强大的后备力量和作战助手，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红军能够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杨家园则战役是一场三位一体人民战争典型案例，高桂滋部84师围剿陕北红军，刘志丹分析战争形势，利用当地地形和群众基础进行一场伏击战，其结果是在安定县南岔沟、贺家湾、杨家园则、张家圪台等一系列战斗中，重创高桂滋84师，解放了陕北六个县城，促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爆发的惊人战斗力，群众和地方游击队、赤卫队成为主力红军军事情报的重要来源。土改运动增强群众对红军认可，赢得了“民心”。群众和地方武装就成为主力红军的耳朵和眼睛，时刻盯着敌人，了解敌人的一举一动，及时报告红军。杨家焉战斗的胜利，就是群众提供了准确的情报。马家坪战斗的胜利，归功于地方的情报工作搜集。最终，蒋介石在陕北发动三次“围剿”彻底失败，红军、赤卫队、游击队、农民群众军民一体化，互相配合，终于，在这块相对封闭又贫瘠的黄土地上，创造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战争其军事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思想是同源共流的。他们处在类似的社会环境中，同处于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依靠群众路线创造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
（一）历史维度：中国共产党精神思想的源泉。中央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后，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迅速调整了政治路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红军团结作战，取得了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实施东征和西征战役，不断壮大红军力量，巩固发展根据地，形成陕甘宁边区。1937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整编后的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渡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
陕甘边这片红色的热土，屡经挫折与失败依然岿然不动，在反“围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长征红军在这里落脚，八路军从这里整装出发，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开启了我们党领导全国革命斗争走向胜利的新篇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当之无愧的起承转合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二）时代维度：巍巍千秋功，精神万年长。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的高远革命理想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永远屹立不倒的精神丰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奋斗和历史功绩值得人民永远铭记。坚定的政治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者最为本质的特点。刘志丹说：“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面对“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刘志丹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忠贞不渝。“肃反”关押期间，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刘志丹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
（三）理论维度：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建立的，其精神内涵和思想理论是博大精深的。正如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理论研究是一个宏大工程，从横向上看，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党建、统战、群众工作等方方面面；从纵向上看，它涉及全国到陕甘两省的众多市、县、乡、村，既有微观领域的研究，也有宏观领域的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理论高度和深度需要不断挖掘，以其不断丰富延安精神。
综上所述，历史总是由无数个巧合构成。一张报纸在中央红军决定落脚陕北起着一定引导作用，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之光。在众多历史因素推动下，中央红军最终来到陕北吴起镇，中国革命在陕北大地上为之一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大本营，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发展策略，建立和领导了有各抗日阶级、各阶层、社会团体参加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向全民族抗战的伟大历史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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