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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是伟大建党精神生动、浓重、深邃的一个缩影。从1947年3月18日主动撤离延安到1948年3月23日东渡黄河，在极端惊险和异常困难的条件下，党中央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全党全军掌握历史主动，化解严峻危机，进行伟大的战略转折，使敌强我弱的战略防御态势一举扭转，战略进攻的恢宏部署胜利实现。延安精神从中经历了一次创新涅槃，留下了常学常新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新征程，一些重大历史叩问，仍然能够从中找到脉络，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洗礼。
一、转战陕北赋予延安精神独特的生长条件与化育特征
从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历经长征到达陕北，到1948年3月党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往华北解放区，在这个特定历史空间，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构成了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与严密体系。转战陕北彪炳史册的伟大进程，则赋予延安精神独特的生长条件与化育特征。
伴随党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延安精神得以丰富完善。在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态形成和发展史上，延安时期是一个极其关键的特殊历史阶段。伴随这个历史进程，延安精神逐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到二十世纪40年代初期，其内涵与框架基本形成；以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为标志，一个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象呈现出来，延安精神随之完全定型。党中央在延安13年，转战陕北是势如豹尾的一年。大敌当前，泰山压顶，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何运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何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如何发扬？这些问题对于业已成熟的延安精神，都意味着崭新的严峻叩问。而转战陕北的伟大胜利，对这些课题做出了深刻而完备的诠释。
伴随敌强我弱惊险严酷的战争考验，延安精神得以熔炼升华。延安精神作为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经过了一个较长时期的积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主脉络，将陕甘宁边区形成的“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劳模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等原生形态的精神结晶贯通融合，培育形成了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然而延安精神总体上生长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转战陕北，力挽狂澜，既依赖于延安精神提供导航与支撑，又带给延安精神严酷军事环境的考验与熔炼。使延安精神的内涵意蕴一再升华，增添了无穷的传承魅力。
伴随战略被动转向战略进攻的胜利实现，延安精神得以辐射生辉。延安精神虽然生长、化育于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但与党所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之间存在紧密的传播、传承与吸收、优化的关系。然而，随着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实现伟大转折的胜利进程，延安精神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循环传承开来。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指出：“我们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碍和战胜任何困难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现在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走向胜利的历史时代，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延安精神成为连接新中国曙光的伟大纽带。
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转战陕北指引胜利航向
政治方向是政治行为主体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规定的行动方向。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不是从党自身的利益出发，更不是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生命安全出发，而是为了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人民幸福，甘冒最大风险，进行伟大转折。
1945年8月15日，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完全胜利。然而，伟大的胜利成果并没有完全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蒋介石为换取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军队的支持，向美国出卖了大量国家领土主权以及经济、金融、市场、文化等方面的主权。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不但没有取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反而前门驱狼、后门进虎。美帝国主义是一只比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凶恶的敌人，它把控制中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首要目标是“阻止共产党完全控制中国”。采取的措施，一方面诱导和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实现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另一方面在经济、政治、军备等方面大力援助国民党政府，帮助国民党军队运兵抢占战略要地。中华民族因此再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解放战争不是两党两军争夺国家治理权力的内战，而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展开的历史大决战。
1946年6月下旬，全面内战爆发时，我党和人民军队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军事方面，国民党军队总兵力约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解放区人民军队总兵力只有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61万人。双方总兵力对比为3.4:1。国民党军队陆海空齐全，“飞机加大炮，武装到牙齿”，人民军队没有海军、空军，装备基本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仅有少量火炮，俗称“小米加步枪”。经济方面，国民党统治区约占全国面积76%，几乎控制着所有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拥有全国大部分近代工业和人力、物力资源，人口3.39亿；解放区人口1.36亿，土地面积只约占全国的24%，近代工业很少，基本上依靠传统农业经济。蒋介石声称，国共内战“一定能速战速决”，参谋总长陈诚扬言“也许三个月多至五个月就能解决”。
中共中央在自卫战争中，以积极防御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解放县城137座，歼敌71万人。国民党被迫收缩全面进攻的战线，转而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两个解放区。国民党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其意图一箭三雕：其一为给国民党军队壮胆打气，改变被动的局面与低落的士气；其二企图借攻占延安，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国际地位；其三若不能一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中枢机关，也可将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赶到黄河以东，在华北进行战略决战。
面对这一场看起来绝难抵挡的军事与政治危机，党中央和毛主席锁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进行历史性的抉择。在历史转折关头展现伟大动能、雄伟胆略、惊世智慧，取得了伟大胜利。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转战陕北奠定胜利之基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精神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我们党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的根本思想武器。党中央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步步惊险、艰苦卓绝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入研究人民解放战争的实际状况，探索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从而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主动撤离延安，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发起对延安的重点进攻。蒋介石调集兵力34个旅共25万人围攻陕甘宁解放区，其中正面攻击延安的部队8万人，并且在西安集中100架飞机，占到国民党空军力量的3/5。而此时，我军与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兵力悬殊为1：10。敌人装备优良，来势凶猛，志在必得，如果死守延安必将给我党我军造成重大损失。
毛主席语重心长地开导军队干部：“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敌人进延安时握着拳头，他到了延安，就要把指头伸展，这样就便于我们一个一个地切掉它。”毛主席还解释说，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会重新回到我们手里。
坚决留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绝不过黄河。撤离延安前，毛主席明确表示他和中共中央不过黄河，留在陕北。撤出延安、转战10天后，中共中央在清涧枣林则沟召开会议决定，为安全起见，中央五大书记不能全部集中在陕北。讨论谁走谁留的问题时，任弼时和毛主席争论十分激烈，最终决定成立中央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成立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刘少奇为中央工委书记，立即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月11日，中央正式决定由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等率领中央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晋西北，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自此，中央前委、中央工委、中央后委的分工格局正式形成。三委分工，折射党中央应对严峻政治、军事危机所采取的多重深层次组织布局。把中央领导人分成几部分，以避免偶发性风险，确保中央领导集体有一个“备份”。也可以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展现了面对巨大危机置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然而过不过黄河，在安寨王家湾向靖边天赐湾转战途中以及黄河边的佳县神泉堡附近，任弼时又两次与毛主席激烈争论，请求东渡过河，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毛泽东坚决不同意，说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过黄河。胡宗南正希望我过黄河哩！我不过黄河，就可以拖住他，既使他不能投入别的战场，减少别的解放区的压力，也能在这里消灭他。
“蘑菇战术”扭转西北局势。西北野战军撤离延安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确定的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与比自己多达十倍的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邓宝珊的几十万军队在陕北高原周旋，不断地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和西北解放军的位置，而不得不往返奔波，陷于十分疲劳十分饿饭的境地，士气低落，战斗力锐减。而西北野战军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寻机歼敌。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1.4万余人，有效地策应了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奠定了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重点进攻的基础。8月中旬，按照毛主席指示，西北野战军在米脂县沙家店一带，包围胡宗南部整编第36师激战一天，歼灭6000余人。一举粉碎了敌人对陕北地区的重点进攻，使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1948年2月28日至3月1日，西北野战军在宜川瓦子街一带，以5个纵队7.2万人的优势兵力，历经三天浴血奋战，歼敌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3万余人。西北野战军壮大到10万人。西北战场的整个局势由此彻底改变。
小河决策锁定中原。在1947年7月间，人民解放军经过一年作战，歼敌110多万，国共两军兵力对比的悬殊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尽管还是敌强我弱形势，但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7月21日至23日召开小河会议，做出“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中原突破”的重大战略部署。
“三军配合”，刘邓12万大军先于1947年6月底在鲁南强渡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序幕。小河会议后，陈谢大军近10万人立即从晋南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创建豫陕鄂边根据地。9月下旬，陈粟18万大军分多个地段越陇海路南下，在豫皖苏边创建了根据地。这样人民解放军就在黄河以南、长江以北、汉江以东直到海岸的广大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在国民党心脏地带的江淮河汉之间纵横驰骋。
“两翼牵制”，一翼为陕北。小河会议后，彭德怀挥师北上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主力北进，以策应陈谢大军挺进豫西。另一翼为山东，毛主席电令陈粟组织东线兵团在胶东发动进攻，将敌军重兵吸引到海边，配合在山东西线作战的陈粟大军和挺进中原的刘邓大军。这“两翼”配合“三军”逐鹿中原，起到了强有力牵制作用。
“中原突破”，毛泽东在小河会议上解释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想迫使我们在华北与他决战，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抱住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刺上一刀。转战陕北胜利完成两个月之后，三路大军近40万人马创建并巩固了拥有3000万人口的新中原解放区。这对于改变战争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
神泉堡号令解放全中国。1947年9月23日至11月18日，毛主席和中央前委住在佳县神泉堡。陕北和全国战局都大为好转，毛主席有了比较安全的环境。他开始考虑局势发生根本转折后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颁布了一系列号令。
10月10日，毛主席在神泉堡起草并颁布了著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第一次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提出八项政策。“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同日，党中央还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庄严宣布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深刻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土地制度改革是“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在神泉堡，重新修订并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此，内容统一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全军的统一纪律。
杨家沟描绘蓝图迎曙光。1947年11月22日，毛主席和党中央来到米脂县杨家沟，1948年3月21日离开，住了4个月。毛主席在这里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绘就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蓝图。党中央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毛主席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重要报告，会议研究讨论了政治、军事、经济、土改等一系列问题，制定了“十大军事原则”，确定了中国革命的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向全党发出伟大号召：“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四、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为转战陕北提供坚强后盾
转战陕北中，党中央毛主席370天转战陕北12个县、36个乡镇、42个村，行程2000多华里。中央前委及其警卫、通讯、后勤人员，共800人，迂回于山川峁梁间，巧避敌人飞机、大炮的围追堵截，在极端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下，充分利用陕北的山涧沟壑与敌周旋。为什么我军这么少的部队还能打胜仗？归根结底是陕北人民万众一心热爱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全力支援人民军队。
转战陕北途经的延安北部、榆林中南部，土地贫瘠，山大沟深，干旱少雨，近代以来人民群众饱受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残酷剥削压榨，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佳县农民李有源唱出了人民心声。“毛主席还在陕北”“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人民群众的力量无坚不摧。在这种可靠条件下，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基本上一路平安。
转战陕北的军情被群众自觉严密对外封锁。中央前委在转战过程中，为了安全起见，领导人都用了化名。中央机关也先后改用不同的番号。但是对这些障眼法群众心知肚明。没有一个人向战士们打听，更没有一个通敌分子。而敌人进攻陕北的时候是瞎子，是聋子。党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军有人民群众这个顺风耳、千里眼，敌人一动，我军马上知道他们的信息。
转战陕北是一场人民战争。由于党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经过西北局和边区政府动员，群众迅速进入战争状态，勇敢地参战上前线，积极进行担架运输、供应粮草、挑水送饭、救护伤员、做鞋洗衣、带路送信、站岗放哨、坚壁清野等支前活动。每一场胜仗的背后，都有无数个陕北百姓的牺牲和付出。1947年8月，毛主席带领中央前委转战到佳县。西北野战军正在部署沙家店战役。佳县一带已被胡宗南部抢掠一空，前方粮草十分吃紧。毛主席计算，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时任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10月，毛主席来到佳县城，应张俊贤的请求，在一块白布上题写“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揭示了转战陕北取得胜利的法宝。
五、不畏艰险、艰苦奋斗为转战陕北锻造无敌力量
转战陕北所到之处，地广人稀，山峁连绵，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正是与敌人周旋的最好场所。相反，国民党是大部队推进。在当年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陕北地区，机械化的部队无法展开，许多重型武器派不上用场。这种条件下，能不能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
中央前委以及西北野战军为躲避胡宗南的围堵，风餐露宿，连续急行军、夜行军、雨行军，泥泞、崎岖的山沟，既不能坐车，也不能骑马，有时一连几天得不到休整。在撤离延安后的几个月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跋山涉水，以惊人的毅力和高度的镇定，冒着敌人的炮火，在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的山峁和纵横交错的沟岔间，辗转行军，起居无定时。毛主席在行军路上总是不等卸下马褡子就开始办公，批阅电报，起草文件，通宵达旦地操劳着。
转战陕北途中，时常军情告急，险象环生。一年零五天的转战路上，中央前委和毛主席多次遇险。每一次都是临危不惧，舍生忘死，大智大勇，化险为夷。
转战陕北期间，正值陕北广受旱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中央前委和西北野战军经常陷入缺吃少穿的生活困窘。最困难的时候，用米糠、秕谷和黑豆混在一起度饥荒。面对强敌，他们没有畏缩过，但饥饿的威胁有时比强敌更难熬。转战陕北的艰苦艰险，我们的敌人是不敢设想的。
占领延安以后，蒋介石面对这一孔又一孔破旧简陋的窑洞，感到十分震惊。他简直无法想象毛泽东等人就是住在这样的地方，和他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而且逐渐占上风。他实在难以相信，就是在这个地方中共开始逐渐发展、壮大成了现在这样的力量。他根本无法理解，国民党军队条件比这好到不知哪里去了，为何战斗力却天地之差。史料记载，延安之行使他精神崩溃，终生追悔。
六、转战陕北中的延安精神带给我们的宝贵启迪
党中央毛主席转战陕北，是全党全军维护党的核心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胜利实现伟大转折的一部经典。在新时代，面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最早确立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时，随着毛主席在全党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巩固，形成了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在转战陕北极端艰难险恶的环境中，毛主席充分展现了他非凡之人的非凡意志和毅力，显露出令人意想不到的非凡胆略和奇谋。毛主席根据实际情况以超前的政治智慧看清了事情发展的趋势，深思熟虑后提纲挈领作出判断和决策，提出具体政策和方针，使人顿生豁然开朗之感，犹如身处黑暗见太阳，瀕临绝地逢生机。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毛主席集中精力思考和研究党的战略，善于更早地觉察到事情的发展和变化，总能抓住主要矛盾，抓住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毫不含糊地作出决策，给全党指明前进方向，发挥了无以伦比的伟大作用。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要深刻领悟转战陕北中延安精神的本质内涵，将忠诚拥护“两个确立”与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践行者，确保全党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团结一致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作者：贺生忠，神木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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