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强调，缅怀五四先驱崇高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总结党和人民探索实现民族复兴道路的宝贵经验，这对发扬五四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青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值此五四运动107周年之际，《中华魂》网连续刊发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革命烈士耿丹的事迹。耿丹35年短暂而壮烈的一生，以热血为墨，以理想为纸，在民族觉醒和民族独立史册上谱写出不朽篇章，为新时代青年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使命提供了鲜活范例！——编者
辛亥革命洪流：耿丹与武昌首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史称“辛亥首义”“武昌首义”。武昌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清朝逐步走向灭亡，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是亚洲和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开端。
在辛亥首义的历史舞台上，以耿丹为代表的革命志士既承续了传统士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血脉，又开创性地将西方军事科学转化为反对专制的利器。耿丹的生命轨迹，恰如长江与汉水在武昌交汇，承载着古老文明的厚重积淀，也奔涌着革命思想的激流，最终在1911年的历史三峡中，冲决出一个崭新的时代。
第一节 辛亥革命的酝酿与爆发
20世纪初，大清帝国就像一艘年久失修的旧船，在新时代的惊涛骇浪中左支右绌，船板吱呀作响，随时可能分崩离析。《辛丑条约》签订后的十年间，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危机日益加深。在经济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体系攫取利益，仅1902年至1910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就从4000万海关两激增至1.6亿两。在政治上，清廷于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却于1911年组建“皇族内阁”，换汤不换药，立宪派人士的失望情绪迅速蔓延。在思想文化领域，新式学堂的兴起与传统科举的废除，造就了一批既通晓经史子集又接触西学新知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孕育变革思想的温床。
1895年，陆皓东在广州策动起义，标志着近代中国武装革命的序幕正式拉开。至20世纪初，革命力量分途并进：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在长江流域活动；同盟会1905年于东京整合各个派别，确立了“驱除鞑虏”的政治目标。1906年萍浏醴起义首次提出“中华民国”国号，1907—1908年进入起义高峰期，革命党在粤、桂、皖、浙等地七度起事，徐锡麟刺杀恩铭、秋瑾筹组光复军等事件震动朝野。1911年，黄花岗之役聚集海内外精英，喋血牺牲，虽然功亏一篑，却极大地撼动了清廷根基。十六年间，革命党人二十余次起义，沿珠江、长江流域次第推进，从会党暴动转向新军革命，在武昌实现了从地方暴动到全国革命的历史跨越。
武汉三镇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成为革命火种最先燃起的地方。张之洞督鄂期间推行的新政无意中为革命准备了物质条件。汉阳铁厂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步枪最终调转了枪口。武昌两处存储的枪支、弹药，足供几万兵士之用。武昌藩库存银及银元局、铜元局、官钱局所存硬币及台票，合计约有四千多万元。兵械充足，物力丰盈。与此同时，倾向革命、有纪律有训练的士兵，亦不下五千人。清末的湖北新军兼具近代化装备与较高的文化素质，士兵文化水平居全国新军之首。他们思想开放，易于接受革命思潮，成为辛亥首义主力。
此外，张之洞创办的新式学堂无意中为革命造就了大批人才，他们也成为武昌首义的重要力量。不少留学生在海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接受民主共和的思想，回国后有的从事宣传舆论工作，有的深入新军发展革命组织，黄兴、宋教仁、李书城、居正、孙武等人成为辛亥革命的著名领袖。
1904年，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由吕大森、刘静庵、张难先等在武昌建立，以研究科学为名行革命宣传之实，一方面展开反清政治宣传，一方面不断输送知识青年加入新军。1906年，刘静庵等人在武昌圣公会阅览室“日知会”名义下秘密成立反清组织，以读书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发展会员千余人。1907年策划响应萍浏醴起义时遭叛徒告密，刘静庵等9人被捕，组织遭镇压，其活动为武昌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总结教训，将注意力转向长江中游。截至1911年夏，革命团体共进会与文学社在新军的会员已发展至五千余人，革命的导火索正在滋滋作响。共进会由同盟会分支发展而来，侧重联络新军军官与会党力量；文学社则脱胎于科学补习所，关注士兵群体，通过报刊宣传革命思想。两组织虽在策略上存在激进与渐进之分，但均以推翻清廷为目标，在武汉新军中建立了严密网络。1911年夏，面对革命形势高涨，双方在同盟会协调下实现联合，整合军事力量与组织资源，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奠定了组织基础。
1911年4月，四川、湖南、广东等地掀起的保路运动进入高潮，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会议，决定借助这一有利时机，联合发动起义。为此，革命党人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任参谋长，总理为刘公，预定在10月6日举行武装起义。各标营党人代表均参加会议，通过了“人事草案”和“起义计划”。革命党人在武昌和汉口有多处秘密据点，总部设在工兵营和扩兵营。
当起义日期临近时，革命党人意识到起义的准备尚未做好，遂决定将起义延期至10月11日。不料，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刘公住所试制炸弹时，因意外引发爆炸。巨大的爆炸声致使起义的准备泄露，汉口的机关也因此被破坏。蒋翊武闻讯后，果断约定当夜12时新军各营以炮声为号起义。
由于起义机密泄露，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尧澄、杨洪胜、牟鸿勋、蒋翊武、陈宏诰、龚侠初，以及刘公的妻子等被捕。当天夜晚，湖广总督瑞澂派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人提审党人严刑讯问。蒋翊武脱逃出走。最终，各营同志因送信人未能抵达炮营，号炮未响而没有起义。夜晚十二时过后，铁忠等提讯彭楚藩、刘尧澄、杨洪胜等人。瑞澂阅过供词，愤恨不已，命令将彭楚藩、刘尧澄、杨洪胜三人枭首，三烈士英勇就义。
10月10日上午，瑞澂开始按查获的名册大规模抓捕革命党人。由于形势紧迫，革命党人熊秉坤等秘密商定顺势于当晚起义。当夜8时许，工程营的一声枪响划破长空，蓄势已久的革命洪流终于决堤。革命党人熊秉坤、蔡济民、吴兆麟等率领起义士兵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获取步枪数万支，炮弹数百发。得益于平日严格的军事训练，起义军很快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各部队按预定计划控制战略要地。值得注意的是，起义军中多数骨干都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他们不仅熟悉战术操典，更对武昌城防了如指掌。这些专业军事人才的存在，使得起义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不同以往的严密组织性。
革命后的武昌面临着严峻考验。清廷急调北洋军南下镇压，汉口、汉阳相继爆发激烈战事。革命军凭借长江天险与城防工事顽强抵抗，年轻的军官们将课堂上学到的军事理论首次运用于实战中。在持续四十余天的阳夏保卫战中，革命军展现出惊人的战术素养，他们巧妙利用地形设置防御阵地，甚至运用测绘知识引导炮兵射击。这些专业表现，与起义领导者大多出身湖北新军中层军官的身份密不可分。
与此同时，新生的革命政权向全国发表通电，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迅速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政治架构，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颁布了具有近代意义的《鄂州约法》，还派出代表联络各省响应，号召全国进行起义。截至1911年11月底，全国已有14省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彻底动摇。
站在历史的长镜头下回望，武昌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它是晚清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近代化改革意外催生的产物。张之洞苦心经营的新政事业，最终成为埋葬帝制的工具；湖北新军严格训练的军事人才，转而成为推翻旧秩序的主力。在这场划时代的变革中，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近代专业知识的新型知识分子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既不像传统士大夫那样空谈义理，也不似旧式军人只知服从，而是将爱国热忱与专业技能相结合，最终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进程。武昌城头的枪声，不仅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更开启了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新征程。
第二节 耿丹在武昌首义中
1911年9月24日，革命党人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共进会、文学社的重要骨干和军学界的代表近百人。年仅19岁的耿丹代表陆军第三中学，积极参加会议。会议根据武汉三镇的地形特点和敌我力量配置，规定了革命党人起义的行军路线、攻击目标、指挥人员和发动日期。耿丹回校后，与席正铭等一道，立即将所属革命同志按二十人为一排，五排为一队的编制秘密组织起来，他们精神饱满，带枪集合，等待反清革命决战时刻的到来。
10月10日晚7时，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攻破了湖广总督府，占领了武昌城，全国为之震动。耿丹因事先参与谋划，当晚起事时，即率陆军第三中学学生宣布起义，整队入城，连夜经中和门，向黄鹤楼集中，入城助战。武昌首义爆发后，耿丹与兄长耿伯钊、挚友张笃伦等共同参与战斗，是武昌首义和辛亥革命的元勋与亲历者，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清廷大为惊恐，派出陆军大臣荫昌、海军提督萨镇冰水陆并进，带领长江水师会合，猛扑汉口。冯国璋被清廷任命为前敌总指挥，率师前来镇压革命。
10月11日黎明，耿丹到湖北陆军小学传达起义消息，发表演讲，大声疾呼：“推翻清廷，打倒专制，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的第一要务！现在中学全体同学都已整队进城，向黄鹤楼集中，并有陆军测绘学堂的全体同学一同前进。城外马、炮八标联合城内左、右旗的同胞们围攻督署，已经占领蛇山；工程第八营已经占领楚望台。……同学们，我们应该急起直追，奋勇前进！”耿丹文武兼备、雄姿英发的风采以及慷慨激昂、打动人心的演讲，深深鼓舞了在场的学生。他们编成学生军，携带枪支，臂缠白布袖章，列队入城，参与革命行动。此时，湖北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等清廷官吏先后于起义纷乱时潜逃，总督府内的官员惶惑不安，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局面。
10月11日上午，耿丹率学生军1000余人整队荷枪入城，到楚望台集合，听候调遣。此时，革命军铁血十八星旗飘扬于黄鹤楼警钟楼顶，“革命军于十二小时内，已将武昌城完全占领。中国革命基础，即奠定于此十二小时之内，而满清入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亦在此十二小时中结束矣。是役也，革命军死九十九人，伤十余人；清督署防守兵死四十余人，伤三十余人，旗兵死五百余人，俘虏三百余人”。
因事起仓促，群龙无首。革命党推定的总理刘公在汉口，因汉口未光复不能来武昌就任。总指挥蒋翊武在10月10日武昌小朝街85号总机关被捕，出逃未归。参谋长孙武10月9日因炸弹爆炸受伤在汉口住院，其他重要人物或被捕，或被杀，领导起义的多为下级军官，资望不高，同盟会领导也无人在汉。为稳定人心，争取各地响应，亟须成立革命政府。革命军为扩大号召力，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维持局面，于是推举原清军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同时组织谋略处，以会议制的形式处理战时紧急军政大事。在起义后的几天中，以革命党人为主体的谋略处做了大量工作。黎元洪不过是名义上的都督，实权掌握在谋略处的革命党人手中。刘佐龙被起义官兵们强行推举为义军都督执事。虽说是被强行推上位，但刘佐龙并没有摆烂，仍指挥部队在大军山战斗中缴获北洋军的大量武器装备。
黎元洪被拥戴出任都督之时，颇为犹豫，处境尴尬，参加会议总是瑟缩不语，吴兆麟劝以民族大义，又说人心倾向革命，革命潮流不可阻挡，对个人来说也是创造锦绣前途的大好机遇。当时，耿丹也在一旁，年方弱冠，英气勃勃，正想补充说明吴兆麟未达之意，又担心年轻冒失，犹豫不决，不敢贸然开口。就在此时，吴兆麟趁机主动从中牵线介绍，黎元洪听闻后，颇为和悦谦逊地对耿丹说：“青年队长，有话请说，我当洗耳恭听。”面对黎元洪俨然长者的口吻，耿丹鼓起勇气，慷慨陈词。他首先说明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第一要实行民族主义：即推翻满族统治，还我河山，与孔子主张严华夷之别，内中国而外夷狄，若合符节。第二要实行民权主义：即仿效美国华盛顿革命，永久废除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与孔子主张民本，孟子主张民贵同一构想，而延伸为民主政治。第三要实行民生主义：即效力经济建设以求富，平均地权以求均富，与孔子主张足食足兵，富而好礼，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主张有恒产而后有恒心之观念，契合无间，总之理想崇高而切合国情，时机成熟而实践容易，凡属血性青年，莫不倾心悦服，甘愿牺牲身家性命，历经十次起义失败而不灰心，今全国正寄望于地灵人杰的武汉，继起直追，撷取革命成功的果实，而武汉志士又寄望于都督睿智领导，可谓天与人归，胜券在握，务望采纳吴畏公的劝告，不再迟疑，领导群伦，实心任事，以顺舆情，而安民心。黎元洪见耿丹语言清朗，辞婉意诚，当即表示：“现在才知道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是为建设国家富强，不以破坏报复为快；是主张天下为公，而非为私人打天下；是以民主制度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使我茅塞顿开，愉快万分。其中尤以中山先生崇高革命理想与孔孟之道契合无间，并非外间所传离经叛道，为我前所未闻，使我更有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之感。我决改变所传衷衷，采纳二位的劝告，正式视事，尽忠报国，完成革命，尚望两君勿忘今日之幸会，此后遇有措施失当，考虑欠周，事无巨细，从旁匡助。”在吴兆麟、耿丹的劝说之下，黎元洪一改犹豫之态，算是正式加入了起义的阵营。
耿丹被任命为学生军大队长，担任都督府警备工作，驻守藩库、官钱局、造币厂及其他财政机关。在耿丹等人的直接指挥下，守卫藩库的学生军军纪严明，面对库藏的满堆金银，虽然到处散落，但无一人窃取私拿。咨议局会计胡瑞霖闻之，感慨道：“革命党占领偌大武昌城，公家有藩库，有官钱局，有粮储善后局，商会则到处都是，不去一染指，不去一征发，市廛不惊，秋毫不犯，不但其宗旨正大可敬佩，其举动之文明与心理之纯洁，实在令人感激，革命成功可于此卜之。”
起义军占领武昌后，布告安民，一时民心大安，城内平静如故。
10月11日下午，清军第三十标第一营管带部翔宸，乘革命军派出去守城之机，率残军200人偷袭都督府，妄图劫走黎元洪，天折革命。黎元洪见大局未定，听闻枪声，不知所措，由众人保护，走避蛇山后麓。耿丹、任重远、雷洪等率领学生军700余人来援，内外夹击，奋勇反击，将部部击退，然后骑马在蛇山附近将黎元洪找回。
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清军统制张彪在湖广总督瑞澂逃往上海后，也仓皇逃离武昌，潜逃至汉口。他妄图以刘家庙为据点，指挥汉口残部两千余人负隅顽抗。此时武昌城刚刚光复，局势动荡不安，各国领事尚未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邻省长沙、九江的革命党人也仍在观望犹豫。武昌孤悬长江右岸，亟须迅速收复汉口以形成战略支撑。更严峻的是，清廷已派荫昌率军沿平汉铁路南下增援，革命军必须抢在清军抵达前夺取汉口并完成布防。然而，湖北军政府虽已成立，内部人事安排与行政部署却混乱无序，甚至出现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关注全局危机者少。黎元洪、吴兆麟、耿丹等一致认为，为了保护新生的革命政权，收复汉口是当务之急。然而当时革命军兵力不足，若强行攻打，恐陷入持久战，反给荫昌可乘之机。于是吴兆麟提议，选派代表冒险赴汉劝说张彪放弃抵抗。
黎元洪起初面露难色，提出三点顾虑：其一，张彪残暴无道，若谈判破裂，代表恐有性命之忧；其二，代表需胆识过人、能言善辩，且不卑不亢；其三，仓促之间难以找到合适人选，即便有此人才，也不忍让其冒险。此时，耿丹突然起身，主动请缨承担此重任。吴兆麟为保耿丹安全，当即反对，局面陷入僵持。
耿丹从容陈词道：“自受任标统以来，我深感责任重大，唯恐有负所托。先父曾以曾国藩‘勤以率众，无间昕宵；俭以奉身，不殊寒素’的治世名言训诫于我，并抄录其‘不畏难取巧，虽前有危险，后有谤议，亦毅然赴之而不顾’的箴言相赠。我愿以此为人生准则，于私不负父望，于公不负都督栽培。如今收复汉口势在必行，既不能因代表人选问题而贻误战机，又应争分夺秒早定大计。我自知胆识、口才皆非最佳人选，但既已以身许国，又钦慕曾文正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气节，故愿冒险一试。况且吴将军曾言，都督与张彪共事多年，张彪对都督素怀感激，或许能因此逢凶化吉。古有‘两国相争，不斩来使’之例，张彪身为军人，必知此理。孙子云‘置之死地而后生’，时机紧迫，望都督勿再迟疑。”最终，黎元洪点头应允，吴兆麟则详细谋划此行细节，确保万无一失后，亲自送耿丹至江岸，两人互道珍重而别。
10月12日，耿丹携带五千两银票及黎元洪的亲笔信乔装渡江前往汉口刘家庙张彪临时指挥所。初见时，张彪面露敌意，但读罢耿丹代拟的情真意切的信函及附赠的旅费后，神色稍缓，开始寒暄。他先询问耿丹的家世、年龄、教育背景及从军经历，随后问明来意。未等耿丹说完，张彪便笑道：“黄陂在信中说你年轻气盛，但胆识过人，主动请缨，还料定我念及与他的旧情，不会加害于你。如此青年才俊，难怪受他器重。你放心，我亦爱才之人，不仅不会治你罪，反而会接受你的请求，立即将汉口防务和平移交。另外，我与黄陂皆受张之洞大人知遇之恩，他一生致力于革新，整军备、兴学堂、办实业，只为富国强兵。如今听你说革命党是为建设而革命，非土匪乱党，亦非为个人私利，最终目的与我等相同，皆为国泰民安，我深表赞同。只是黄陂有幸，早识大义，登上革命元勋之位，我自知落后一步，此后但求不误国事，不强求功名。”耿丹听罢，深感张彪尚属豪迈直率，不失为识时务者，乃返回军政府复命。
10月13日，满清官吏纷纷投效，军政府妥善安置，并勉以同心协力，共造新国，对旗人人道主义态度，对武昌城内国际人士生命财产悉加保护，照会各国领事，请其恪守中立。通过采取这些措施，城内秩序很快安定下来。此时，随着汉阳、汉口的相继光复，武汉三镇都在革命军的控制之下。黎元洪见状稍安，对革命党人表示：“自此以后，我即为革命军政府之一人。”
10月14日，清政府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对武昌起义的“剿抚事宜”。
10月15日，革命军步兵第二协占领汉口。耿丹率部参与保卫汉口外围，阻挡北洋陆军南下。当天，耿丹与吴兆麟等人带着黎元洪的公函，到汉口劝勉萌生退意的何锡藩部坚持战斗，并与其一起协商如何进攻汉口的敌人。
10月16日，武昌军政府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设立军令、军务、参谋、政事四部。是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作为湖北军政府机关报。
10月17日，驻武汉英、俄、法、德、日领事公派英国人盘恩送函给武昌军政府，宣告保持中立。革命军不断取得胜利，加上外国人承认，使黎元洪转忧为喜。他在众人拥护下，当即祭告天地，正式宣布就职都督。祭天誓师当日，祭坛设黄帝灵位，黎元洪跪读祝文：“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麻，以数十年群力群策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台下三军举枪，三呼万岁。此仪式借传统礼制为革命正名，对于抬高黎元洪及立宪派在湖北军政府中的地位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都督府成立时，吴兆麟建议以陆军第三中学堂为骨干扩编为都督府禁卫军一标，耿丹被任命为标统，负责保卫都督府安全，兼任支援武昌警备部队维持治安。
辛亥武昌首义前夕，同为“湖北四杰”的万耀煌、张笃伦、辜仁发因不同机遇而出现短暂分离。万耀煌与张笃伦于首义两月前升学至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辜仁发则被派往日本升入士官学校第十期。武昌首义爆发，革命烽火迅速蔓延。万耀煌、张笃伦与辜仁发听闻耿丹已率陆军第三中学同学投身战斗，并被任命为都督府禁卫军标统，深受鼓舞。他们毅然放弃各自学业，怀着共赴国难的坚定志节，先后从保定、日本等地返回武昌参加革命。四人重聚后，迅速形成紧密协作的四人小组，在战斗中，他们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协同作战。四人小组争先效命，不畏艰险，在战斗中冲锋在前，为革命胜利立下殊勋。他们参与多次重要战役，与清军展开激烈交锋，为巩固武昌起义成果、推动革命形势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10月18日开始，到11月27日结束，革命军和清军在汉口、汉阳展开激烈的拉锯战。在这41天之中，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贵州、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市先后独立。在敌我兵力极为悬殊的情况下，革命军与清军激战多日，许多首义名将相继牺牲，史称“阳夏之战”。战争爆发后，驻武汉的各国领事将战场情况向本国政府报告，并发出“严守中立”的布告。
10月28日下午，黄兴、宋教仁等抵达武昌，亲自指挥阳夏战事，革命军士气高涨，军心大振，居民商户也纷纷鸣放鞭炮，表示欢迎。当天，黄兴亲赴汉口前线视察阵地。
10月29日，清廷见大势已去，授湖广总督袁世凯为钦差大臣，以冯国璋总统第一军，段祺瑞总统第二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召荫昌回北京。为镇压革命，清军还运来大量弹药，增加兵饷，准备发动更大攻势。
10月30日，在都督府前面的广场上，黄兴对湖北陆军第三中学堂和由南京来的陆军第四中学堂学生发表演说，两学堂听讲学生共约四百人。黄兴身材魁梧，态度安详，讲话时慷慨激昂，声如洪钟，其大将风度令人倾倒。他首先赞扬学生们参加起义，卓有功绩，并期许大家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同日，清政府以宣统皇帝名义下诏“罪己”，宣布开放党禁、赦免党人。
11月2日，汉口失守，革命军退到汉阳，武昌成立战时总司令部。冯国璋因为连日在汉口受创，迁怒于汉口市民，竟将作为长江经济中心的汉口付之一炬。自2日起至3日止，火犹未灭。繁盛市场，化为焦土。清廷认冯国璋有大功，传旨嘉奖，而冯国璋罪孽弥天，激起汉口市民义愤。
11月3日，都督黎元洪登坛拜将，授黄兴为战时总司令。黄兴在武昌组织战时司令部，内设参谋、副官、秘书三处，设侦探、间谍两科，以李书城为参谋长，吴兆麟为副参谋长，耿丹、辜仁发等人任总司令部参谋。耿丹等人留在汉阳城西昭忠祠司令部，襄助黄兴布置汉阳防务。日本友人萱野长知等十余人也参加总司令部的工作。
拜将当日，秋高气爽，将台面遍插十八星军旗，中间悬挂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各机关团体和官兵都列队肃立。首先，由黎元洪登台讲话，极力称赞黄兴献身革命，屡经战阵，指挥若定，功勋卓著，特举为战时总司令，凡我将士，均应听其指挥调遣。语毕，请黄兴登台，黎亲自将印信、委任状、令箭等授予黄兴，全场高呼万岁，欢声雷动。黄兴当众演说，略谓：“兄弟有三点意见与我同胞共勉：第一须努力，清兵拼死与我对敌，我若稍存畏缩，敌即攻入我心腹。临战时必须努力，后退者斩首示众；第二须服从军纪，纪律非绝对服从不可，倘不服从，命令如何能贯彻执行。今后无论如何危险，皆服从军纪，不得借故规避；第三须协同，各存意见，互相摩擦，无论条件如何好，都不能成大事。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前车之鉴。”黄兴面色黝黑，神态威武，声音洪亮，情绪激昂。讲毕下台后，骑马巡视全场一周，士兵举枪致敬，他在马上频频举手答礼。最后，由黎元洪陪同返回都督府。
此日，袁世凯赴孝感前线。清军在武汉及其外围的兵力共3万余人。武汉革命军闻之，大为悲痛，发书恩师和革命的引路人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武汉革命军闻之，大为悲痛，发出出师北伐，以雪此恨。
11月7日，耿丹恩师和革命的引路人吴禄贞被袁世凯派人刺杀。武汉革命军闻之，大为悲痛，发出出师北伐，以雪此恨。
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派代表到上海讨论成立中央统一机构的事宜。
11月14日上午9时，黄兴在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各部队及司令部重要人员均出席。
11月16日，起义军反攻汉口，由于大雨，进攻受阻，死伤惨重，退回汉阳。
11月20日，江苏都督程德全致各省军政府，建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
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阳，汉阳连日苦战，革命军军官牺牲137人，伤85人；士兵牺牲2693人，伤400余人，共计伤亡3300余人。革命军伤亡枕藉，士气不振。
是日，军政府开紧急军事会议，黎元洪亲自主持，请黄兴报告汉阳失守经过。黄兴即席演说，主张放弃武昌、攻取南京。众人哗然，一片反对之声，甚至有人拔枪相向。孙武、张振武、蒋翊武、吴兆麟等人皆主张与武昌首义名城共存亡。黎元洪见状，请黄兴退出会场，向众人表示，武汉为首义之地，不可轻弃，愿与城共存亡。众人鼓掌山呼。黎元洪展开地图，口授防守命令，布置战事。见自己的意见被众人否定，黄兴当晚离开武昌，乘船东下，前往上海。黎元洪乃改任蒋翊武为战时总司令官，吴兆麟任参谋长，设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积极布置武昌防务，形成隔江对峙局面。耿丹等参谋积极协调，传达命令，革命军各部按命令进入阵地，构筑工事，加强防守。武昌城内日夜巡逻布置，人心渐趋安定。
11月28日，北洋军占领汉阳后，此时如果渡江强攻，武昌可得。然而，袁世凯此时却让冯国璋在汉阳按兵不动，炮击武昌。如此布局，一方面是想挟制清政府，另一方面也是给革命军摆出宽容姿态，迫使其就范。清军大炮从汉阳龟山上向武昌城内轰击，城内房屋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机关职员、居民和投效人员纷纷走避，秩序混乱。革命军的凤凰山炮台、蛇山和黄鹤楼炮队亦向汉阳还击，江面交通断绝，双方隔江对峙。
11月30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召开第一次会议。形势危急，黎元洪受左右怂恿，率秘书胡朝宗等人秘密出城，往葛店方向而去。袁世凯电令冯国璋停止炮轰武昌。
12月1日，适值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秉承英国政府旨意，提议停战议和，派英国人盘恩持英领事拟定的停战条款到武昌，并说经双方盖印可停战。军政府接受调停。
得知黎元洪出走，耿丹、万耀煌、吴兆鲤、辜仁发等人乘马往追，追到九峰山时已天黑，见有部队一排，拥黑色竹轿急行，追者呼止之，轿中人正是黎元洪，无奈之下，停轿而出。耿丹等人问：“都督何往？”黎回答：“拟到葛店。”耿丹等人又问：“为何要到葛店？”黎答说：“城内炮弹横飞，军政府起火，不能办公。”耿丹等人说：“城外尽可能找安全地，用赴葛店，人民闻都督出走，纷纷逃避，将何以对人民？”黎语塞。当众人告以汉口领事团斡旋停战三日的信息，黎元洪才缓和下来，说：“今日已晚，我们到九峰山住下再说。”众人说：“复领事团的照会，须用都督印，都督不回，印信非今晚拿回去不可。”黎说：“印由胡秘书背着前行，你们将他赶回来。”于是又派人将胡秘书赶回，由一人将印信送回，耿丹等人随黎至九峰山过夜。
关于耿丹督促黎元洪返回都督府的史实，还有另一版本，略述如下：11月30日上午8时左右，耿丹探知武昌城内人心浮动，谣言四起，便入都督府见黎元洪，想请其亲率府中三数文武要员，进城巡视一周，以安定民心。这种方式所收到的安定民心效果，远比武装威慑要好得多。入府之后才知道，黎元洪已率两名亲随轻骑出府。经询问卫兵司令，耿丹得知黎元洪向东面的卓刀泉、青山一带去了。耿丹心知有异，便未加思索，也无暇通知万耀煌等人，径自单骑直往卓刀泉至青山之间，才远远望见黎元洪骏马在前，亲随在后。于是高声请他留步。黎元洪回头认出是耿丹追来，但仍仍向前行。耿丹声嘶力竭地呼喊，黎元洪才停下来等候。待两骑并辔而行时，黎元洪便向耿丹来意。耿丹答道：“我职责所在，保卫都督安全。倘若有不测，我既已与都督共患难于前，则同生共死于后，也心安理得。”并再次请他返城巡视以安民心。自汉阳失守后，黎元洪认为被革命军倚若长城的革命伟人黄兴都不能战胜袁世凯，对革命的最后胜利丧失信心。经过三天的踌躇，他决定离职出走，到葛店附近投奔至亲，暂避一时。此刻，耿丹痛陈利害，剖析当时局势，指出前进有生路，后退则无死所，恳求黎元洪放弃逃避的念头，重振雄风，迅速进城安民，以免革命功败垂成。所幸黎元洪一向极为器重耿丹，认为他宅心仁厚，劳苦不言，功不求赏，虽年轻却有胆识，资历浅却头脑清晰，便决意与耿丹并骑回城。黎元洪返城办公之后，随之人心顿时安定，士气也重新振奋。
12月2日，黎元洪赶回武昌办公。当日起，对峙双方停战3天，到期后，又继续延长15天。革命军保卫武汉的战斗告结束。
12月10日，十省代表齐聚汉口，拟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拟设临时大总统。
12月18日，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和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在上海英租界南京路市政厅举行首次会谈，达成了湖北、陕西、山西、安徽、江苏和奉天的停战协定。
12月25日，孙中山由美国返回上海。反对妥协的革命党人聚集在孙中山周围，坚持革命统一全国、创建中央政权。
12月29日，各省代表集于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同日，南北议和代表达成召开国民会议公决“国体”协议。
1912年1月1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了。孙中山发令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元日。
1月3日，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黎元洪兼任鄂军都督，其后，湖北革命军整编为八个师。耿丹随禁卫军改编为第五师第九旅第十八团团长，驻防鄂城。
1月5日，按照南北和议协定，清军自今日起先后从汉阳、汉口撤退。
2月12日，隆裕太后替幼小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了退位诏书，北京遍悬五色国旗，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制度终告结束。
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大总统。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4月1日正式卸任。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大权转到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手里。从此，开始了北洋军阀政府混乱而黑暗的统治。正如武昌首义战士蔡济民诗中所感慨的：“风云变幻感沧桑，拒虎谁知又进狼。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耿丹作为辛亥首义的重要参与者、指挥学生军的重要领袖，组织协调，战功卓著，其历史价值不仅体现在武昌城头的军事贡献，更在于他代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道路上的精神探索。这位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知识青年，为了肇建民国，不计功名，不计利害，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其后又目睹了辛亥革命的昙花一现、袁世凯窃国、二次革命失败……壮志付诸流水，惨痛的经历最终使耿丹等革命志士深刻认识到：没有彻底的制度变革与社会改造，军事胜利终将付诸东流。这种幻灭感推动着他们在五四运动后转向更激进的革命道路，正如长江在武昌的转折，耿丹最终在共产主义理想中找到拯救民族的新航向，其人生轨迹折射出近代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