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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路线理论”贯彻于党的各项工作之中，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打赢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基础。研究、探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生动实践，对于我们党凝聚“中国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消极抗战局面，毛泽东提出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的伟大论断。
（一）唤醒民众抗日意识。抗日战争的决胜力量始终存在于人民群众中，挽救国家危亡在于“唤醒民众”，让民众自发地参与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强调：“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1937年8月，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提出“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的纲领。并在《论持久战》中写到，“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1939年，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中提出，“国民精神总动员成为我们党的武器”。1941年，《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提出，“在思想意识上动员全民族与全国人民为革命在一定阶段内的彻底胜利而奋斗”。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始终主张要充分调动人民参加抗战的主动性，对抗战胜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组织民众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全面抗战路线的积极倡导者、坚定践行者。毛泽东指出，“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为此，中国共产党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依靠民众视为争取抗战胜利基本条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倡导并践行“广泛发动群众、实行人民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各级党组织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各部和华南抗日武装，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国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运动施以正确组织领导。毛泽东认为，“干部就是要去发动组织广大的人民，把成千成万的人民变为有组织的队伍……，不论在前方后方都要发动民众、组织民众，从政治上从军事上去组织他们”。抗日武装深入敌后以后，中共中央指出：“共产党在任何时候，决不放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与教育群众的完全自由。没有群众，共产党就没有力量”。以晋察冀边区为例，创建、扩大和巩固与军政干部深入细致的工作是分不开的。“日寇残暴的抢掠、奸淫与屠杀的残酷行为，使民众从愤恨中掀起了反抗的烈火，和我们游击支队神勇战斗的模范行为，引起了群众的信仰，与军政干部耐心深入的宣传鼓动的努力，迅速地发动了觉悟的群众，积极参加到游击队和义勇军里来”。由于广大党员干部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千千万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被有效组织起来，发挥出人民战争的无穷威力。
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坚持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实处，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的思想，在抗日根据地采取了以下政策措施。
（一）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毛泽东同志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1937年，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必须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在《决定》的附件中，对地租和债务的额度作了详细的规定，“租额的减租率以25%（二五减租）为原则，即按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租后，出租人所得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10。减息以1分5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两倍者，本利停付”。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减轻了农民负担，照顾了土地和财产所有者的利益，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二）实施“三三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1940年，毛泽东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政策。关于“三三制”原则内容，毛泽东多次阐述。1940年3月6日，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首次提出政权建设的“三三制”原则；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报告，再次概括这一原则；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进一步阐述这一原则，即在政府的人员分配上，应该是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他们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周恩来对“三三制”原则这样论述，“‘三三制’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1941年11月，在边区召开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为了实行“三三制”原则，高岗和王维舟等共产党员宣布退出候选人。选举结果，在18名边区政府委员中，林伯渠、徐特立等共产党员占7人，超过三分之一，徐特立当即声明退出，经大会通过由党外人士白文焕补上。“三三制”政权的建立表现出极大的优越性，使根据地人民的民主精神和参政意识通过规范的制度形式表达出来，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热情，壮大了抗日的队伍，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三）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利的主体。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没有选举，没有议会，那民主的精神无所依附，也就说不上民主，特区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行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
1.民主选举是人民参政的基本途径。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选举法规，如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1941年1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等法规。陕甘宁边区人民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解放日报》曾这样描写延安市东市区的选举情况：“选举产生的参议员，他们中间有身披羊皮的农民，有成衣局的裁缝工人，也有拥地千坷以上的老地主。性别上有男有女，年龄上有刚满选举年龄的18岁的青年，有手拄拐杖，须发斑白，年逾五旬的老先生。思想信仰有哥老会员，有虔诚于上帝的天主教徒……，更多的是谁抗战、谁爱护人民利益就坚决拥护谁的无党无派的农民代表”。
2.建议和批评权是民主监督的基本内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凡政务人员，对政府工作或负责人员，有建议和批评之权利,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1945年10月，陕甘宁边区乡选，“对于延安、富县、延川、志丹、曲子、合水、镇原、新正、新宁、赤水、吴旗等县选民检查发现的2.1万多个问题，到1946年3月即解决了1.7万多个”。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全面推行了民主政治，广大干部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与监督下工作，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才有了边区的繁荣和发展，才有党自身的空前壮大。
三、既要“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又要教育人民“学好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前，毛泽东就提出“只有给人民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热烈地拥护我们”的思想论断。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切切实实把服务人民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一）“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延安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都是无用的，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共产党人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东西”。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讲话指出：“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这些朴素的话语，是延安时期执政为民思想极好的阐释。
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面对这种状况，毛主席指出：“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为着这个，我们应该不惜风霜劳苦，夜以继日，勤勤恳恳，切切实实地去研究人民中间的生活问题”。在陕甘宁根据地进入艰难时期后，毛泽东依然坚定人民群众的利益至上，他指出：“不论补充军队与扩大军队，均以不加重人民财政负担为条件”。1943年，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在这些正确的思想和方针的指引下，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支持，取得了重大成就，在外援很少甚至断绝的情况下，做到了自给有余，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
（二）注重对广大农民进行文化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抗日战争初期，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信息闭塞，文化教育卫生落后，广大的民众，文化素质都十分低。整个边区没有一所中学，12500人中才有一所小学，文盲达 90%以上，迷信思想泛滥。为了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中共采取了一系列提高人民群众文化利益的举措。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后，毛泽东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要为边区的工农商学兵服务，提出普及为主、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为此，边区陆续兴办了普及性质的各种读报组、识字组、小学和中学；面向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短期培训学校；充分利用墙报、小剧团、通俗报纸等阵地，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大批文艺工作者主动深入工农商学兵，去观察、体验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创新创作出了《鸡毛信》《歌唱二小放牛郎》《吕梁英雄传》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优秀文艺作品。针对群众生病没处看和乱就医的现状，边区政府还在新式医疗队伍的基础上，联合边区原有的1000多个旧医生和旧式兽医，积极加以训练和改造，减少了人畜的死亡。
历史的经验表明，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依靠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新形势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从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自觉遵循党的群众路线，牢记并恪守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努力以为民务实清廉的实际行动，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
（作者：徐祝申，系丹东市委党校副教授、丹延会理论研究部副部长。责任编辑：徐晓羽、朱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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