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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陈越平1937年春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青年时期，正值中国处于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的时期，他接受了革命思潮的洗礼，不断追求进步，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九·一八”事变后，身为初中学生的陈越平积极参加学生上街宣传、募捐、编印进步出版刊物等活动，从此开始了其革命救国的历程。此后，在中山大学高中部、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的学生抗日救亡活动，期间曾因宣传抗日先后三次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学籍。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6月至1943年6月，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统战部干事、科长，从事为边区筹集武器、医药和情报交换等统战工作；1943年7月至1947年5月，为延安中央党校学员、校刊编辑、文化教员、科长，积极参与中央党校校刊编辑、文化教学、校务行政工作和组织党校撤出延安转移工作，期间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经历“抢救失足者”运动
父亲陈越平1941年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在关中分区统战部工作了一年(当时是高峰当书记、习仲勋当专员)。1943年奉调到延安参加整风。那已是 “抢救运动”后期，一到延安，就每人发一本 “抢救失足者” 小册子，关起来审查，他与母亲吴刚半年也见不上一面。因怕被审查对象出事，口袋里连一根绳子都不许带。有的还动员蒋管区来的女同志把金链首饰都 “捐献”出来。父亲还算幸运，由于会打排球，与爱好打球的学校领导关系较熟，相对来说行动自由一些。那时的本地干部消息闭塞，对外面情况不太了解，在极左思潮主导下，不了解火车为何物，一听说你在蒋管区能坐火车，就认为你必定是国民党特务……。
延安整风前期的“抢救运动”，很多人受到冤屈。毛主席后来在一次大会上作报告说：“是则是，团结抗战；非则非，摘掉帽子，赔个不是。”当即举手敬礼，大家一时愣不过神，没反应。主席又说：“我已经赔不是了，你们再不原谅，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大家这才明白过来，全场鼓掌。这一场面，父亲亲临在场。当时许多人被戴上特务帽子，心中有气，有一段时间里就天天让大家出气，发扬民主，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弄清事实，组织上很快做出结论。结论有了，气也出了，大家心情舒畅，团结一心搞抗日。主席主张的抗日统一战线，就连真正的特务，过去“是则是”了，只要今后愿意参加抗日，也可以团结起来。
整风后期，紧接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主席的报告是《论联合政府》、朱总司令的报告是《论解放区战场》。六十多年过后的今天，父亲至今能清清楚楚地背出七大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那时整个延安民主空气、学习空气、实事求是作风浓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史沫特莱的谈话》等等，全能及时传至广大群众，并且深入人心。这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很多人才。
感悟“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不久，父亲调中央党校，一开始在一部四部当文化教员；接着借调校部，与赵东垠同志一起编刊物；后来调到新三部，任组教科长。延安整风整顿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最突出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学风。批评党八股是“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 嘴尖皮厚腹中空。”。反对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充满了实事求是辩证的观点。当时中央党校学习与当前政治斗争结合得很紧：各个战区的头头从前线回来，或从大后方回来，大多都会到党校作报告，大政方针也都在学员中讨论。如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来在党校作报告，学员们在讨论中提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同志就吸收了大家的意见，补充了他自己的发言稿；又如陈毅同志报告前线作战的战略战术，学员们也出谋划策，提出各种意见，充分体现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延安精神。那时毛主席除了作报告，还爱看京戏、跳舞、散步，……。有的女同志与毛主席跳舞时，抓紧当面请教有关党的政策、军事斗争的问题。有一次，讨论“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有人说是八个“关于”、有人说是九个“关于”等等，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有的女同学在跳舞时就当面问毛主席，说得对的，主席就点头认可。又有一次，讨论“蒋介石有没有革命性？”大家意见不统一。跳舞时请教主席，主席一字一顿地说：“没、有、革、命、性。”美军观察组到延安，个别人跳舞时对女同志有非分举动，她们就问军调部的我方领导：遇此情况该怎么办？该领导说：“给他一个耳光。”
在延安，父亲亲耳聆听过主席5-6个报告。父亲记得重庆谈判前的8.13报告，大伙不放心主席亲往重庆，主席颇激动说 ：“与蒋介石作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你打得他越疼，他就越老实，我到重庆就越安全。”后来，我军在平汉路打了一个大胜仗，主席在重庆发表的《沁园春.雪》写道：“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种自信、豪情，溢于言表。当时，中央党校礼堂的墙上，书写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深刻地体现了整风后的延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吸引了成千上万大后方的文化人、大学生、甚至国民党大官僚的子女，冒着各种危险，自觉自愿投奔延安。
难忘的延安岁月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人们一周才能吃上一两顿羊肉。当时，父亲所在的党小组，由徐向前的爱人黄杰掌勺：这次“张三”吃到了，下次就轮到“李四”， 以此类推下去。工资是一个月6元边币，7-8个人凑几个月，跑到新市场吃一顿就完了，每人也就只能吃到2-3块羊肉罢了，大家却很高兴。生活清贫但内容丰富，常常有秧歌、跳舞、歌咏、戏剧、赛球等活动。每逢星期六，属俩口子的，或男的到女方住处，或女的到男方住处，自抱着被子，提着铁桶，……。有首打油诗曰：“自力更生提桶子，争取外援送本子。”；“轻重缓急要排队，自力更生小土群”（注: “小土群”指大生产中种种小规模土法上马的群众发明创造）。党校在杨家岭对面，与母亲吴刚所在的桥儿沟，一东一北，隔着延河，没有桥，水涨时，要冒险坐老百姓的羊皮筏渡河。周末，有时一个窑洞可同时住两、三对夫妻，中间拉布帘子隔开。
1945年在陕西延安，吴刚与两个孩子：左是哥哥陈士矛，右是妹妹陈芳芳（在延安出生）。
1945年6月父母生下大女儿，正遇上荒年，起名为芳芳，意思是“防旱备荒”， “荒”的湖南话谐音为芳（我们母亲是湖南人）。党中央号召大生产运动，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面向荒山，新式武器锄头一把”。父亲还亲眼见到周总理和朱总司令和大家一起纺纱。学员们发明了加速论（就是利用大小轮直径比来改变转速），使纺纱速度快了好多倍，一下子就完成了原来规定的指标（党校学员每人每年交任务要相当于一斗六小米的价值）。织毛衣、做鞋子、编手套 、……，都是自己动手。群众中还有许多新发明：墨水用的是染衣服的蓝靛；肥皂是地里的盐碱土加羊油熬制出来的；石灰造粉笔； ……。 父亲承担的任务是开荒以种土豆作折算，开荒则是到林子里把树连根挖掉，树干推下山沟，要的就是树根下的那点儿土地种东西。他还与赵东垠同志在校部办小报，表扬劳动英雄，要去杨家岭、枣园调查英雄事迹。毛主席的一个勤务员，洗衣服每月省肥皂一两块，也登小报当上了劳动英雄 ，……。
在延安期间，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叶挺、黄齐生（著名教育家）同志、还有叶挺的家属，在黑茶山飞机失事，父亲他们都去机场参加迎接遇难烈士遗骸。父亲说：当时有人以为有一个美军军官同机回延安，会安全的——这可能属于大意轻信了。
苏德战争、抗战胜利的时候，父亲也在延安。那时天天都有好消息传来，他们敲盆打桶游行庆祝，把盆桶都打烂了，唱着：“钟声在响，炮声在响，明斯克，X斯克（注：收复的小城市，天天变），收呀收复了。”又唱：“今天打下了一座城，明天夺回了几个镇，嘿呀嗨哟，遍地花儿开，红军的旗帜红。”歌唱红军的胜利，以鼓舞抗日斗志。
1946年12月胡宗南匪帮进攻边区，6月间我方先后主动撤出延安。父亲接到命令后，和梅开五、郝友三等组织中央党校新三部的学员、妇女儿童约300多人向后方转移。由于队伍庞大，有时坐笨重的木轮车，一天才走10华里，有时要绕路。前面有敌人时，因不是作战部队，不得不暂时住下、等候敌情过去。也有连夜行军十几小时，边走边打瞌睡的，一到地方停下，个个累得站着就能睡着了。从延安到山西时已是数九寒天，汾河河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我方火力把敌人压制住后，就开始过河。起初冰厚，可几十头骡马踏过，久了冰逐渐承受不住被压裂，大人小孩掉进河里。学校的总务处长郝友三同志急忙跳下河，把孩子、妇女抢救上岸，浑身衣服冻成了硬邦邦的“盔甲”，队里的女同志纷纷解开自己的包袱，不管大人的、小孩的、男装、女装、厚的、薄的，都拿出来先给落水者捂着；母亲也拿出了她的一件布大衣（那年头没有尼毛料的）……。 这一行走了几个月，最后到达冀鲁豫边区。
1947年4月11日陈越平（二排右二）梅开五（二排右四）、郝友三（二排右三）等在太行山八路军部队驻地拍的。
离开延安时父亲带出来三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是飞马五星奖章 —— 那是奖给参加过长征的干部战士的。当时延安流传着一句关于女同志择偶的话：“宁嫁飞马五角星，不嫁清华大学生”，说的就是这奖章。这枚奖章是在延安中央党校新三部学习的贾淑贞同志送的。她夫妻俩都参加了长征，所以有两枚，离开延安时，就送了一枚给父亲留念；再有一件是粗纺的羊毛毯 —— 撤离延安时父亲所在的新三部买了五条，分给父亲一条；还有一件是马褡子 —— 是用粗毛线织成布后，缝制而成，搭在马背上，行军时可放衣物。
这枚飞马五星奖章是父亲在延安中央党校时同部一起学习的贾淑贞送的，是纪念红军十周年，奖章。
正如《延安颂》歌所唱的：“啊，延安…… 你的名字将万古流芳，在历史上灿烂辉煌。”而父亲、母亲从延安走出来后，在祖国的大地上走南闯北，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默默奉献，无时无刻不忘坚持和发扬实事求是和艰苦朴素的延安精神！
（作者：陈芳芳，陈越平同志之女，责任编辑：徐晓羽、朱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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