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悟初心（5）走近晚年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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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11日下午，我怀着一份复杂的感情来到渝郊江津市鹤山坪陈独秀旧居。车子盘桓在崎岖的山路上，回忆陈独秀跌宕起伏的往事，我的心情随之汹涌澎湃。

鹤山坪属于山区，方圆几十里都是丘陵。陈独秀旧居是一座旧式的四合院，石墙院属于清朝进士杨鲁承的宅院。四合院过去有石头砌成的两道外围墙，现在没了。坐南朝北对着长江的是正房。主建筑正堂七间，瓦房早已陈旧。当年陈独秀和第三任夫人潘兰珍就在一间正房里寝居。

陈独秀

陈独秀自幼丧父，6岁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7岁过继给四叔陈衍庶为嗣子。20岁丧母。嗣母就是一生未育的四婶谢氏。1939年，78岁的嗣母在潦倒、失意、穷困、凄愁、蒙辱的陈独秀身边客死他乡。陈独秀曾哀伤地对三子松年说：“等战争结束，我们回安庆时，一定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要让她一个人留在四川做孤魂野鬼，你爹心里是不会安宁的。”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两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不识字。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执意不从，两人争吵以至于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进步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在高君曼病故后，潘兰珍在上海与陈独秀结识，开始照顾年长自己31岁的陈独秀。潘兰珍与陈独秀虽不是结发之妻，但却是患难之交。陈独秀南京坐监，她就无微不至地照顾陈独秀，共同生活10年。人世间，于落难不弃，对富贵不附，实为做人的美德。

往东两间厢房，为陈独秀的会客室及其里面套间书房。陈独秀的灶房也在东边。陈独秀居室是东数第二间正房。陈独秀为已逝的杨鲁承整理遗稿，杨家对陈独秀颇为敬重，住房也不要钱。我们参观了陈独秀和潘兰珍的居室、书房，里面有陈独秀用过的桌、椅、床、被，潘兰珍的花衣服，还有他们二人弥足珍贵的照片。

房外是陈独秀用过的水井。走出后门是竹林，是陈独秀经常散步的地方。透过竹林，可以看到长江。极目远跳，重峦叠嶂，青山连绵。

陈独秀在江津之初心情非常沮丧难挨。寄人篱下的他对于说话、做事都得看房东邓太太的脸色，感到极为苦恼。陈独秀和潘兰珍忍气吞声，但邓太太终燃“战火”，双方唇枪舌剑。忍耐度日的陈独秀愤然择房另居，就是眼前的这座鹤山坪石墙院。它述说着一段让你遐思冥想、悠远而感伤的故事。

陈独秀誉其有“世外桃源”之感：“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是潜心著述的好地方，正满足了我隐居的心愿，难觅的栖身之地啊！”后来，陈独秀带领杨家用人将院内外扫除一新，栽上花、植下树，又辟菜园种上瓜果葱蒜，著述之余，品尝劳动果实的甘美。据说，陈果夫、陈立夫宴请出狱后的陈独秀，传达蒋介石的意见：聘请陈出任劳动部部长之职。陈独秀即席直白：“……他叫我当部长是假，叫我点缀门面是真。他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包括我的两个儿子，把我关了许多年……这不是异想天开吗！但是，今天国共合作抗日，在抗日的工作上，我可以和蒋先生合作。”

陈独秀选择了隐居式的颠沛流离生活。他于1938年8月3日从重庆乘轮船顺长江来到了江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和戴笠经蒋介石允许后，曾提着水果、茅台酒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开始，陈独秀拒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独秀的朋友，也是黄埔军校著名的政治教官高语罕通融，才得以见面。陈独秀表示，自己逃难入川，虽国事萦怀，但不问政治，也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陈独秀请胡宗南和戴笠转告蒋介石，要好自为之。

1942年春，陈独秀的病体快支撑不住了，但这位思想者仍挂牵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他提出：

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人只想着如何躲避灾难、养家糊口，而陈独秀却在穷乡僻壤的石墙院内为国家担忧、为民族担忧、为世界的未来担忧。他没有放弃对政治的思考，只有在政治的思考中才能感到生命的存在、品味到人生的价值。

这就是一个人死后，他不朽的精神和思想被后人无尽追念的理由。

在陈独秀晚年的岁月里，陈独秀有一个忘年交，叫杨朋升，他使我感念数日。1939年5月至1942年4月5日，陈独秀致杨朋升信函达40件之多。其间，杨3次接济陈共计2300元，转交他人赠款亦3次计2200元，且赠信封及用笺，使陈独秀维持生计之外，得以著书立说。

杨朋升是四川渠县人，小陈独秀21岁。他青年时就读北大，喜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文章。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推荐，杨朋升师从北大文科系主任陈独秀，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可谓名副其实的忘年之交。杨朋升平生好书法，曾两度留学日本，归国后入军界。一·二八淞沪战役时，杨朋升任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陈独秀到达武汉，杨任武汉警备司令部领衔少将参谋，兼任武汉防空司令部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

陈独秀流亡江津时，杨朋升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1938年，武汉沦陷后，两人又一前一后来到四川。杨朋升因对国民党不满，寓居成都修建“劲草园”，沉溺于书画。而陈独秀也内迁至江津。从你来他往诸多信书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二人独特而深厚的交情。虽曾为师且年龄较长，但陈独秀每封信的开头均称杨为“老兄”，杨夫人为“嫂夫人”，落款均为“弟独秀”，书信最长的有3页，最短的只有几十个字。在信中，两人或作学术探讨，或倾诉衷肠，其中一封复函杨朋升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蒙蔡先生照拂，今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陈独秀感念蔡元培对自己入狱后的多次声援营救。还有一封写于1939年5月5日的信。陈独秀的嗣母于此前两个月去世，其悲伤之情在给杨朋升的信中表露尽致：“弟遭丧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俱废矣！”1942年4月，杨朋升收到陈独秀的最后一封信。

陈独秀对杨朋升多年的资助“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陈独秀病逝后，杨朋升很悲痛，在信封的背后写下“此为陈独秀先生最后之函，先生5月27日逝世于江津，4月5日书我也。哲人其萎，怆悼何极”。

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陈独秀逝世。唯有《江津日报》在5月29日一版末尾以“一代人杰溘然长逝”为标题发布了消息。这则消息正文共255个字：

一代人杰陈独秀先生于本月27日晚9时40分急性胃炎与脑充血齐发，医药罔效，溘然长逝于县属鹤山坪乡寓，享年六十四岁。陈氏生于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安徽怀宁人，字仲甫，原名仲，一名由已，号仲子，别号熙州仲子，日本及法国留学生，曾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主编《青年杂志》，后因思想左倾，主持共党，被拘南京模范监狱。抗战军兴，旋即出狱入川，隐居津门，研究小学，贡献颇多，今年不幸逝世，实为学术界之一大损失。先生公子供职于国立九中。一生坚贞，身后萧条，亲友学生，将集议救济办法。6月1日发柩于县城之南某地，殆抗战胜利再移运回原籍。

作者是记者还是陈独秀挚友，文体是消息还是讣告，我们不得而知。

1949年12月，成都解放。杨朋升随邓锡侯、王瓒绪等国民党将领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馆筹备委员等职，后调成都市任市政协委员。

中国共产党人没有忘记陈独秀，历史没有忘记陈独秀。

五四运动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言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上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五四运动时，北京大学在知识分子和全国民众中拥有很高的威信。图为1918年蔡元培（前排中）、陈独秀（前排右二）参加北京大学文科毕业礼的合影

陈独秀是革命的播火者，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革命家。在担任中共领袖的六年里，他的实践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正是他的深痛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成熟起来，使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要做好中国的事情，务从中国实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路。

陈独秀曾坦言：“我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忠实执行者。”他被其一手创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有学者认为“陈独秀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推脱责任的替罪羊，是俄共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知偏颇否？

历史的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已离我们渐远。但陈独秀的晚年却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索与回味。

（作者班永吉，曾服役于原第38集团军、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出版文集《心路弯弯》《心海漫行》《心地边关》等7部。）

责任编辑：红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