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作为一位具有永恒魅力的历史伟人，在革命生涯中的爱才之心、求才之渴、识才之眼、举才之德、容才之量、护才之胆、育才之识，达到了令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他的带领下，革命事业英雄辈出，群星灿烂，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知人善任，依着德才兼备的标准，善于长短搭配，用人之长，补人之短，力图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
1930年的春夏之交，红四军缺少一名能够和军长林彪搭配得来的政委。当时，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认为必须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依照毛泽东选人用人的标准，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必须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
毛主席给罗荣桓等帅授衔
毛泽东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结果选中了罗荣桓同志。罗荣桓是湖南衡山县人，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了三湾改编。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生活上关心体贴战士，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受士兵爱戴，给毛泽东印象最深的是，罗任第31团三营党代表时，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使这个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1928年，毛泽东带这个营南下执行任务，行程数万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与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感慨地说：“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他认为，罗的确是个人才，经他介绍推荐，罗以一个基层政治干部的身份，参加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前委委员。后来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代理政委。抗战时期任一一五师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长时间与林彪搭档，配合默契。林彪长于打仗，但性格内向，个性强。而罗荣桓政治工作能力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
他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辽沈战役到向中南进军，所向披靡。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自己严，对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不负众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后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员巨匠，是唯一的军队政治工作元帅。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毛泽东非常悲痛，遂写成七律一首——《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鹦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大国有疑难可问谁？”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之深。
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其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两位领导风格迥异的统帅。刘伯承元帅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意为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是“举重若轻”，意为大刀阔斧，气魄雄伟。毛泽东将这两位不同类型的领导放在一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刘邓二人前后共事13年。宋任穷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十余年里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
毛泽东知人之长，也善于用人之长，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其手下的良才猛将各展其长，各显其能。
1958年5月5日至23日，彭德怀在于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与毛泽东亲切交谈。
彭德怀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下级，在革命战争年代两人曾有过长期合作的历史。彭德怀一身正气，性格刚烈，自我要求严格，关心部属，恰似一团火，一团是非分明、立场坚定，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是百战沙场、勇猛机智的武将。对这一个英勇善战、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毛泽东对他总是充分信任的。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在华北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百团大战，取得了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的胜利，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增强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1947年3月，胡宗南以25万兵力进攻陕北，此时身为军委总参谋长的彭德怀主动提出，由他指挥西北野战军两万多人的部队作战，毛泽东欣然应允。在与敌军周旋的战斗中，彭德怀大胆指挥，扭转了西北战局，受到毛泽东的赞扬，继长征之后再一次写下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褒奖诗句。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毛泽东点将彭德怀挂帅出征，率百万中华英雄儿女入朝作战，历时近三年，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立下赫赫战功。
抗战初期，胶东地区日寇、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70多个，严重地阻碍着胶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令许世友横刀胶东大地，打开胶东局面。许世友一踏上胶东土地就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以他独有的威猛凌厉，迅速荡平了胶东。不久，胶东大地上只剩下一个“司令”，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兵不卸甲、马不停蹄，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向江南各省市进军。上海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下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上海，简称“沪”，也称“申”，是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从地理角度讲，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紧挨长江入海口，素有“江海要津”之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上海在明末清初经济和文化就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上海已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和大商港。由于其作为沿海通商城市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也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9世纪40年代，在外国侵略者的大炮威逼之下，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向外国殖民主义者开放，开始了屈辱的历史。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了全国经济金融、外贸中心。外国资本主义不断侵入，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同时，开埠后的上海，又是来自欧美的地痞、流氓、无赖之类“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充斥着富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搞军事100分，搞经济0分，于是相互勾结，利用“两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书写好上海历史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就开始了谋划，挑选解放后上海市的掌门人。毛泽东深知，作为当时闻名遐迩的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口岸城市，作为拥有500万人口、工业产值和贸易均占全国一半的上海，其地位十分重要，能否接管好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进城“考试”的重要一役。因此，接管上海负责人的确定，成了毛泽东重点考虑的问题。谁能担此重任呢？毛泽东反复思考，反复比较，逐渐把目光集中在陈毅身上。
1958年，毛泽东和陈毅
对于陈毅：毛泽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他是四川省乐至县人，1901年8月26日出生。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家风和顺。陈毅的父亲陈昌礼读书颇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一二。有这样的家庭熏陶，陈毅国文功底深厚，知识面丰富。另外，陈毅年轻时还赴法国勤工俭学，对西方的文明也有一定了解。正是在法国期间，陈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李富春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
1922年，陈毅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担任过重庆《新蜀报》的主笔，撰写了大量抨击时弊和反抗军阀暴政的文章，在知识界和青年中颇有影响。1923年11月，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在北京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开始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陈毅作为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与项英一起领导游击战争。在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出生入死，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华中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代军长。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后改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领部队所向披靡，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可谓战功赫赫，一代名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毅还是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中的“儒将”之一，他特别喜爱写诗，即便在敌人重重围困的情况下，仍于丛莽之间写下了令人叹服的《梅岭三章》，连诗词造诣极深的毛泽东也称贺他的诗写得“有些诗味”。而且，陈毅性格豪爽，善于和各方人士交朋友，做统战工作是其特长。柳亚子先生早在1945年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是“兼资文武全才”。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陈毅完全适合担当重任。
毛泽东的主意定下后，曾在1949年1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表示：愿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他还向毛泽东建议，希望中央像当年重视东北工作一样重视上海的接管工作。不久，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人事安排座谈会上，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方面人事安排，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还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之事，征求了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大名早有所闻，一致赞同毛泽东确定的人选。这样，毛泽东正式确定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并委派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到上海，协助陈毅指挥经济战线的“淞沪大战”，几个回合下来，将资本家和不法商人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
历史已充分证明，以“儒将”而闻名的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是完全正确的。上海市在陈毅的领导下，战胜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和捣乱，出色完成了接管任务。半殖民地的上海变成人民当家作主的上海，这也充分证明毛泽东选人用人的正确性。
（作者黄学禄，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曾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2年离职后，致力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史军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先后撰写出《千秋功业》《与思想政治工作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等著作，被中宣部推为“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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