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创造了弱强转化、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导演了许多出奇制胜、用兵如神的活剧，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极为光彩夺目的部分，形成了指导弱强转化的科学认识论方法论。今天，我们学习毛泽东弱强转化的思维、方法和艺术，对于提高战略思维层次、赢得世界变局主动权，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1936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中共中央为了倡导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不懈的努力。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蒋介石，以“兵谏”的方式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派周恩来赶到西安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主张。
从1935年11月到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的对蒋政策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和“拥蒋抗日”的四次转变，从而摆脱了陕北周边70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和围困，使党和红军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险境中，踏上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坦途。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致使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此期间，毛泽东、中共中央经过艰苦努力，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抵抗日本侵略者。
蒋介石虽然迫于形势勉强同意国共联合抗日，仍然处心积虑地提防红军壮大，从给八路军和下辖几个师的番号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心机。
“第八路军”原为粤军李济深的部队，1929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次大整编时编为第八路军。后蒋介石为了拆散粤桂联盟，将李济深骗至南京汤山囚禁。于是，“第八路军”的番号为广东军阀陈济棠的部队所继承。但不久，因为陈济棠公开反蒋失败，其部队被蒋介石吞并，“第八路军”这个番号被蒋介石取消。由此看来，就是想红军也像李济深、陈济棠的部队那样，能被他控制，为他所用，最后被取消。
而115、120、129三个师的番号的授予，也同样有这种“含义”。这三个番号原属东北军。在土地革命时期多次参与对红军的“围剿”，基本上都是损兵折将、屡战屡败。这三个师都被裁掉番号撤销。在授予“八路军”番号时，却又把这几个师的番号找出来给了红军，想借此寓意红军会“打败仗，直至最后被他瓦解”。
但结果却完全出乎蒋介石的预料，八路军和115师、120师、129师的番号，不但丝毫没有给英勇的人民军队带来任何不利，反而成了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抗战的著名标志，在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指挥下，在同日伪、国民党顽固派作战中所向无敌，不断发展壮大，抗战结束时总兵力超过100万人。
抗日战争是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同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气壮山河的斗争。
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后，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解决。其中，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是首先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朱德任副主席。
从此，毛泽东开始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统率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指挥敌后抗日战争。这个组织上的举措，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确立的对红军的领导更加名正言顺，领导地位更加巩固。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指出，根据日本侵略者作战的特点，红军当前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游击作战的原则是，游与击相结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着重于山地，是考虑便于创造根据地，建立支撑点，便于长期作战，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方针。
独立自主的原则，就是红军（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调动、作战必须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来决定，而不能由国民党决定。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应当根据战局的发展，选择有利的时机，分批进行，并且视情况有使用兵力的自由，有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和组织抗日游击队的自由，有灵活执行战略规定的一切自由，国民党政府和当地国民党军队不得加以干涉。
8月4日，毛泽东致电准备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问题的原则性建议。电报中说：对日军作战应当实行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据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开展，适当使用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散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
为什么要强调“独立自主”、强调“自由”呢？
蒋介石之所以同意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战争，固然有积极的一面，但也有不怀好意的一面，即企图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推向抗日的最前线，担负最艰难的作战任务，想借日军之手来消灭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毛泽东识破了蒋介石这种不可告人的险恶用心。
针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中国共产党既需要利用其抗日的一面，与其搞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同时又要与反共政策进行斗争，在两党联合抗日中提高警惕，保持自己应有独立自主的权利。
正是出于这种全面的、战略性的考虑，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关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指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立场，保持无产阶级政治警惕性，切不可忘记蒋介石想通过抗日战争来取消或削弱共产党及红军的阴谋，必须保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
共产党只有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应有的警惕性，才能够粉碎国民党想借“统一战线”来控制、削弱和吃掉共产党及红军的企图，才不致把国共合作变成两党混同，才不致被国民党“统一”，从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毛泽东指出：在执行独立自主原则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服从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个抗日战争的总目标。应当注意到，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在统一战线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否则，也将妨碍统一战线，不利于全国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基于斗争的需要，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处理好既统一又独立的辩证关系。只讲“统一”，过分地强调与国民党统一的一面，就会导致无原则的迁就、让步，犯右的错误；反之，只讲“独立”，过分地强调独立的一面，不顾抗日战争的大局，也会犯“左”的错误。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证明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在战争中不仅歼灭了大量日军，而且使自己得到发展壮大。
抗日战争打了10个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1938年5月，毛泽东在窑洞里，埋头写作，以至于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7天7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就是在这7天7夜里写出了《论持久战》。
在这篇著作里，毛泽东结合抗日战争的实践，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为什么要进行持久战、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等重大战略问题。其核心思想，是有效地控制战争的进程，使之达到持久的目的。战争拖长一天，日军的压力就会增大一分，弱点也会多暴露一分，特别是其战线长，兵力不足等弱点都会暴露出来。而我方则会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不断深入、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壮大军队，逐步提高作战能力，最终实现敌我优劣条件的根本转化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但是持久战战略方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拖”字。拖是要拖的，不拖就不能持久。
问题是怎么个拖法，其中是大有文章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首先指出，要发扬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他说，一切事情都是要人来做的，持久战没有人就不会出现。要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等等一套办法，才能做得好。抗日战争是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其军队又很强，因此必须动员全国人民，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毛泽东指出，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仅有这些，只是有了胜利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人的主观努力，这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说，因敌强我弱，日军寻求与我决战。我则避免对敌有利的决战，而选择对我有利的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进行有把握的战役或战斗的决战。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
毛泽东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人民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人民站起来了，军队和民众打成一片，这支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当时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
《论持久战》刚一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主要内容向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非常欣赏，认为这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白崇禧又向蒋介石转述，没想到这位毛泽东的老对手也十分赞赏。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篇《论持久战》烛照抗战行程。
《论持久战》这本书，更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内部，其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它成为统一全党全军思想和行动的灵魂。
毛泽东领导的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共歼敌171万余人，其中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歼灭伪军118.6万余人，缴获各种枪69万余支（挺），各种炮1800余门，而且解放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区面积从抗战初期的13万平方公里，发展到106万平方公里，扩大8倍多，解放区遍布19个省，在这些解放区内，建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解放区人口由抗战初期的不足200万人，发展到1.2亿人，增长了60倍。后来，这些解放区成为打败国民党政权的依托。
1941年7月，在安国西河村附近，正在追击日寇的冀中军区17团战士。
十四年抗日战争，八路军、新四军和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到战争结束时，已从全面抗战前的9万多人发展到127万人，增长13倍，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260万人，并且用缴获的武器装备了自己，改善了武器落后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八路军、新四军在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指导下，经过抗战的艰苦锻炼，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战略战术和技术水平大为提高，各级指挥员组织指挥战役、战斗的能力大大增强，战斗作风更加过硬，军队正规化水平也大为提高，成为一支不但能打游击战，而且能打运动战的强大军队。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支强大的军队，当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能够信心百倍地立即投入新的战斗。
土地革命战争，毛泽东率领红军同国民党军队打了10年。全面抗战时期，毛泽东率领八路军、新四军同日本侵略者打了8年。这种广大而持久的战争，不但在东方是空前的，在整个人类战争史上也是空前的。毛泽东在同对手的较量中，从战争的实践中出神人化的军事指挥韬略和因此产生的理论得到根本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黄学禄，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曾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2年离职后，致力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史军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先后撰写出《千秋功业》《与思想政治工作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等著作，被中宣部推为“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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