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藵的中国大地上，红色文化资源星罗棋布。开办“‘行’悟初心”专栏，旨在通过对党史、国史、军史遗址的寻访，感悟历史、致敬英雄、汲取力量、传承精神，在回望历史中观照现实，在涵养心灵中面向未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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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亲临历史现场，追寻峥嵘岁月的一份印记，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
风和日丽的2021年3月，我从美丽的钢城攀枝花驱车赶到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前往彝海结盟纪念地学习参观。
历史的镜头回放到1935年5月19日，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迅速北进，以达到渡过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在川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的目的，中革军委决定派刘伯承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担任指挥战略侦察任务，并作为全军的渡河先遣队。因罗瑞卿患病，改由聂荣臻任政委。
19日拂晓，刘伯承和聂荣臻从礼州出发，当晚到达冕宁县境的松林。冕宁地下党派出8名同志向红军汇报冕宁的情况。次日拂晓，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泸沽镇，红军第一团在杨得志、黎林率领下，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西昌北面的冕宁县，地形险要，东有相岭山，中有牦牛山，西有锦屏山，雅江和安宁河贯穿境内。
20日下午，朱德电示先遣队：“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经冕宁大桥镇、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岖难行的山路，还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红军侦察组向刘伯承、聂荣臻汇报了两条行军路线的里程、敌情、民情和给养等详细情况。根据了解的情况，刘伯承认为，敌人已判定红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建议军委改变行军路线，走冕宁、安顺场这条小路。聂荣臻同意刘伯承的意见，于是立即起草电报，交电台发出。但因军委正处于行军途中，无法及时联系。刘伯承、聂荣臻商量后，决定派先遣第一团去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系。
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讲话说，过了冕宁县城，就是彝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发生在这个地区。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在奉蒋介石的命令，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都不许开枪。
冕宁县长钟伯琴听说红军将至，急忙纠合川康边防军第二十旅旅长兼夷（彝）务指挥官邓秀廷靖边部的团长李德吾和处长邱维刚，率领亲信卫队和两个连的地方武装，裹胁着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彝族人质弃城向北逃窜，企图去雅安寻求刘文辉的保护。他们到了冕宁以北的冶勒，就被三支彝人武装包围缴械，人质被救。钟、李、邱三人被杀。冕宁的地主、乡绅和官员纷纷逃命，冕宁成了一座不设防的空城。
冕宁石龙桥的地下党负责人陈野苹和地下党员廖志高得悉红军将至，积极准备接应，主动配合工作，发动群众，欢迎红军到来。红军先遣队来到石龙桥时，就与陈野苹、廖志高接上了头，并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进城后，红军宣传队在城中心钟鼓楼开展宣传活动，说明红军是工农队伍，不要相信国民党的谣言，同时贴出了“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实行公买公卖”“打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红军不派款，不拉夫”等标语。
当红军先遣团终于与军委电台联系上后，刘伯承以他和聂荣臻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革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
冕宁北面是彝族聚居区，仍然处于奴隶制社会形态。过去的历朝统治者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国民党四川军阀也实行大汉族主义，对彝族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挑拨彝族内部各家支的关系，拉拢、利用一部分家支打击和削弱另外的家支，故意制造彝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和严重的对立，刻意制造彝族内部和各家支之间的不和甚至械斗。但当外族侵入他们的聚居区时，彝族各家支也会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所以汉族民众都视彝区为畏途，彝族民众也视汉人特别是国民党军队为剥削者、压迫者。
冕宁县拖乌区，是全县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彝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按家支划分区域，形成各自的独立局面，家支之间世代械斗不止。红军来时，果基家支正和罗洪家支械斗。安宁河源以西为罗洪家支聚居地，县城北部安宁河支流拖乌河到南垭河一线为果基家支所据，这一线的道路正是红军主力所要经过的。
果基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精通汉语的沙马尔各和他的四叔来喇嘛房姜家店子试探情况，二人看见红军与以前欺压他们的国民党军队不一样，于是便和萧华、冯文彬等人进行交谈。萧华抓住机会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特别向他们说明红军是为受压迫的人民打天下，来到此地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借路北上。萧华根据事前了解到彝族重义气、歃血为盟的习俗，告诉他们统率大队人马的刘伯承司令愿与彝族首领结为兄弟。二人听了很高兴，急忙回去向小叶丹说明了解到的情况，小叶丹听后也十分高兴。另一边，萧华赶紧去向刘伯承、聂荣臻报告与小叶丹家支谈话的情况，并带领刘伯承赶到部队前面。
“彝海”海拔两干多米，是以生长细鲤鱼闻名而被称为“鱼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的高山淡水湖，许多人称它为“彝海”。湖水清澈如镜，古木横卧湖面，山林倒映水中。
刘伯承骑着马在萧华等人陪同下来到海子边，小叶丹带着沙马尔各等人也来了。双方寒暄问好之后，刘伯承诚恳地重申红军的来意，表示红军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后，一定帮助彝族人民建设自己的美好生活。
西昌彝海结盟油画
结盟仪式简单却又庄重。按照彝族的习惯，由毕摩（巫师）沙马尔各念了咒语，用刀将一只大公鸡顺着脖子向下剖开，让鸡血滴进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来、装上了湖水的一个旧茶缸子里，然后由结盟人喝“血酒”发誓。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先端起“血酒”，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喝了茶缸里的“血酒”。小叶丹端起“血酒”激动地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将剩下的“血酒”一饮而尽。刘伯承当众将自己身上带的小左轮手枪和其他战士的几支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则将自己的骡子送给刘伯承。
夕阳西下，红军先遣部队决定返回三十里，到大桥镇宿营。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叔侄一同到大桥镇。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宴请小叶丹，同时还请了大桥镇的知名人士陈志喜等人。席间，刘伯承说：“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然后，刘伯承代表红军宣布：将小叶丹的武装编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队长，并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
23日晨，红军队伍从大桥镇出发，小叶丹随行到喇嘛房与红军分手后返回羊坪子，并派沙马尔各、果基于达等送红军到拖乌，再由果基其他支一站一站送到了筲箕湾，直至到了岔罗。从岔罗到纳儿坝渡口就是汉族居住地了，红军顺利地通过彝族聚居区。
站在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处的石碑前，冕宁县史志办公室原主任王大钊同志告诉我们：现有的三块石头为原物原地保留。刘伯承年长坐在北方稍高的石头上，小叶丹与刘伯承相向而坐，祭司坐在两人中间主持结盟仪式。彝海结盟使得红军能够和平顺利地通过彝族区，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险恶企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小叶丹的妻子倮伍伍加嫫手持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队旗
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冕宁后，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亲手献给人民解放军。现在这面队旗珍藏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成为党和红军民族政策伟大胜利的实物见证。
蓝天白云，惠风和畅。清清的湖水映照着远处的山峦。大家在“刘伯承同志与小叶丹结盟取水点”欢快地留影，身边的三只黑天鹅在水中是那样悠闲而怡人。
在我和王大钊同志握手话别的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他的双手长满了厚茧，粗糙得有点儿扎手。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握住一双长满了茧的手，我的耳畔也仿佛传来了那首歌：
……九送红军，上大道。
锣儿无声鼓不敲，鼓不敲。
双双（里格）拉着长茧的手，
心像（里格)黄连，脸在笑。
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
盼望（里格）早日（介支个）传捷报。
（作者班永吉，曾服役于原第38集团军、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现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曾出版文集《心路弯弯》《心海漫行》《心地边关》等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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