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战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对整个新民主义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为了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陕北，不仅红军同原来正面对峙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际上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已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在商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1936年3月1日，红军抗日先锋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发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布告还指出：“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等发出红军愿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逼蒋抗日是唯一出路，建议互派代表协商成立国民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在东北军将领中产生很大震撼。随后，于3月间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会谈，达成口头协议。
这之前，毛泽东于1935年1月已派汪锋持其亲笔信，到西安面见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做杨的工作，争取实现互不进攻，联合抗日。
1936年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今延安）的天主教堂内秘密会谈。双方达成了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张学良明确表示，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愿意为红军行动让路，并把延安让给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以及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何香凝、冯玉祥、傅作义、李宗仁、沈钧儒、邹韬奋等，说明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任命潘汉年、冯雪峰为正、副主任。
1936年8月10日，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阐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的决心和诚意。毛泽东在致函中说：
“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备抗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安全自由。”
“各政党各派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排除一切相互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全民族统一战线就可以胜利完成了……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使中国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绝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现象。”
8月13日，毛泽东再次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并派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前去协商联合抗战的诸多事宜。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杨虎城的同时，亦给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写去一信，呼吁“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以求得“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
8月14日，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一天写了7封信，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以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一封信致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长、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促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兵力之准备，一面恢复1925年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抗日战争……”
另一封信致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35军军长傅作义。
“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国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日，弟等决为后援。”
再一封信是致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宋子文，呼吁“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希望“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时指出：“非惟救国，亦以自救”。
还有一封信写给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的易礼容，指出：“现在局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合作无以抗日”，希望他们“能发展一个有益于国有益于民的集体力量”。
这时潘汉年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在南京、上海两地与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的情况。中共中央即委派潘汉年为中共正式代表，择时返回上海继续同国民党会谈。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总的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即一方面继续揭露蒋介石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行，另一方面向他们提议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举行两党谈判，订立抗日协定。同时也不放弃同各派抗日力量的联合，以促使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为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作为逼蒋抗日的中心环节，以此来尽早实现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
9月8日，毛泽东致信国民党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出“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怒，以对付共同之敌”，以期促使其“同意统一战线”。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以及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分别向他们明确提出尽快建立全国人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当务之急。
为了能够使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驻军尽可能地积极投人到抗日统一战线中来，毛泽东还给东北军中的爱国将领、第67军军长王以哲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重申了红军“抗日救亡”的主张，表明了“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绝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的态度……
9月18日，潘汉年离开陕北赴沪不久，毛泽东又于9月22日致函曾指挥过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指出：“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过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他又结合新的形势进一步指出“驱除日寇，挽救危亡，为期时不甚远”，并明确提出了“真正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
毛泽东在同一天还写信给粤系、桂系军阀首脑李济深、李宗仁和白崇禧，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
毛泽东并致信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51军军长于学忠：“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
同在9月22日，红军和张学良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停止敌对行动。西北地区从此出现了抗日大联合的局面。
庆幸之际，毛泽东夜不能寐，展望时局，随即又提笔致函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先生，希望他利用他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
9月间，中共中央特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军改造部队，准备抗日。
为了尽早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促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联名周恩来于10月5日致函张学良：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执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用自卫的方式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给张学良的信函发出后，随即于10月15日，由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表了停战命令，决定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要求南京政府与红军携手抗日。
张学良接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后，认为这是中共中央对他的极大信任，表示愿以最大的勇气和最有力的方法“劝说”蒋介石抗日，并说：“今后一切以劝蒋联共抗日为己任……”
蒋介石对共产党疑忌太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铁心“剿共”，绝不回头，于是颁发了攻击红军的命令，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继续“剿共”。
12月5日，蒋介石带着政府要员和嫡系高级将领飞往西安，找张学良、杨虎城谈话，命令张、杨部队立即开往陕北前线“会剿”红军。此时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让张、杨选择：
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立即开赴陕北前线进攻陕北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
二是如果不愿意“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自己“剿共”。
蒋介石的这两个方案，都是张学良和杨虎城所不愿接受的。他们认为这两条都是死路，进攻红军部队肯定会打败仗，势必将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离开西北，迟早会被蒋介石改编或吞并。张、杨二人下定决心：一不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二人决定先行“苦谏”，万不得已即实行“兵谏”。
张、杨二人再三劝蒋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而蒋介石就像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连连拍着桌子叫喊：“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
张、杨二人苦劝毫无结果，于是在12月12日凌晨实行了“兵谏”，扣押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被长期软禁，杨虎城先被解除兵权，后被蒋介石囚禁多年，1949年在重庆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很难想象会有西安事变的发生，没有西安事变，很难想象会有国民党的转变。
正如毛泽东断定的：“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
（作者黄学禄，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曾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2年离职后，致力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史军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先后撰写出《千秋功业》《与思想政治工作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等著作，被中宣部推为“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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