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在那个充满阴霾的冬日，凛冽的寒风挡不住爱国青年们走上街头舍命请愿的热情。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当年投身一二九运动的那一代青年学生本可以埋头读书、专心治学，却选择了一条充满艰辛和危难的革命道路。他们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能担负起这样的历史使命？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在一二九运动纪念日来临之际，特邀请一二九运动参加者后代做客《中华魂》网，口述父辈们从这场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心路历程和成长轨迹，以缅怀前辈，激励新时代知识青年接过历史传承下来的精神火炬，在当代中国的民族复兴之路上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一二九运动人物简介】
黄葳，女，曾用名戴中扆、陈源，1915年出生于上海市嘉定县。1935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2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留校任助教。1937年冬到长沙临时大学任助教，参加抗敌工作团。1938年2月，到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机要部门工作。1939年1月到陕西，先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妇委委员、秘书，中共陕西省委及宣传部所办刊物《西北》编委，西北民族解放先锋队妇女部部长。1939年10月被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1940年6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任党支部书记。1941年5月起，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四局资料科科长、友区研究室经济组组长、西北局研究室研究员。1943年10月再次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4月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46年至1948年，先后任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财委秘书、共齐齐哈尔市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热河宁城县委副书记。1948年起，先后任大连中苏远东电业金属机械厂副经理、机械十七厂副厂长、大连起重机厂厂长。1955年10月起，先后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汽轮机厂副厂长、代厂长，中国科学院黑龙江省分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兼原子能所所长。中共黑龙江省委候补委员，黑龙江省科委副主任、黑龙江省科协主席、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曾任国家科委党组成员、国务院科技干部局负责人、劳动人事部顾问等职。1985年离休。曾当选第三、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02年9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在北京西郊美丽的清华园里，有一个普通的长椅，长椅一边的标牌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戴中扆（黄葳）清华大学物理学系1932级本科青葱学女，由此起步，终身许国。”我的故事就从这个椅子说起。
戴中扆是黄葳的原名，本文以黄葳的名字讲述这个故事。1932年我的母亲黄葳从苏州振华女中毕业，考入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振华女中有四个学生（黄葳、何泽慧、蒋先端、齐季庄）考进了清华大学，一下成了轰动当地的大喜讯，振华女中被誉为清华大学江南“预备班”。
1932年夏，黄葳在苏州振华女中毕业合影。前排左起：黄葳（一）、蒋宪端（四）、何泽慧（七）
母亲黄葳出生在上海嘉定，戴家是嘉定的一个大家族，她是家中最小的孩子，自幼丧父，靠我的外婆独自抚养7个孩子，日子很艰难。深知求学不易，母亲一直是努力学习的好学生。在清华大学这个大师云集、文化开明的学府中，母亲不仅学习了最前沿的知识，也吸收了许多新文化新思想，她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留下了一生中最多的照片。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蚕食中国领土主权，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判断日军全面进攻华北只是时间问题，开始准备南迁，从清华园静斋女生宿舍的楼顶平台上，可以看到远处生物馆、物理馆、化学馆灯火通明，这是校方准备把图书和贵重仪器装箱南运。叮叮当当钉箱子的声音敲打在大家的心上，清华学子们怅然泪下，难抑悲情。当时是母亲进入清华的第四个学年，作为应届毕业生，做好论文，毕业找到好工作是最重要的。但是面临国家危亡，母亲无法专心学业不问国事，作为物理系学生会代表，她常常与同学们探讨抗日救国问题。
1935年12月9日她与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抗日救国请愿大游行。那天清华大学的队伍被阻在西直门外，他们就地举行群众大会，同学陆璀手持话筒宣传抗日救国。这张照片后来刊登在《大众生活》周刊的封面，传遍全国，传向世界，成了一二九运动最具代表性的照片。
12.9游行至西直门外，陆璀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照片刊登在《大众生活》周刊的封面
后来，在1935年12月16日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个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接受12月9日被关在城外的教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分别组成了先遣队，提前进城以便接应大队伍。母亲参加了先遣队，当晚她住进正在协和医院学习的清华同学严仁英宿舍。
12月16日一早，清华大学大部队行进到宣武门时，两扇紧闭着的城门又挡住了学生们。站在最前面的学生发现，城门下有一条缝。身材娇小的陆璀问同学：“如果我能爬进去，这城门开得开？”“那当然啦！”“那我就爬进去，把城门打开，好不好？”陆璀毫无畏惧地伏到地上，平贴着地往里爬，后面还有同学帮助推她的身子。真爬进去了！她跳起来，飞快地抽掉了铁门闩，这时10多个巡警已向她飞奔过来，她对着门缝大喊：“冲呀！冲进来呀！”她被巡警抓到警署。在警署，她趁警察不注意，悄悄地用手指擦掉玻璃上一小块薄冰，把眼睛贴上去向外看。就在这一刹那，戏剧性地，窗外也有一双眼睛从这同一个地方向里看，里外的眼睛正好相遇。然后，陆璀就看到一张西方人的脸，窗上随即传来三声轻叩，温和的声音用英语问：“我可以进来吗？”惊喜的陆璀也用英语低声答：“当然啦！请进来吧！”
门缓缓地推开，一位西方人悄悄地侧着身子进来，他伸出手和她握了一下，自我介绍：“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个美国记者。我亲眼看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我是跟着你们走过来的。你愿意告诉我你的姓名吗？你是哪个学校的？”陆璀都如实回答，他迅速地在笔记本上记下。“你们为什么要上街？”“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要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刚交谈了几句，几个武装警察就把陆璀吆喝着推出门去，推上警车，开往另外一个警署。
这位后来写下《西行漫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当时在北平任《伦敦每日先驱报》的驻远东记者，同时也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和《纽约太阳报》等报纸撰稿，“一二•九”当天他已发了专电，这一次，他把对陆璀的采访作为独家报道，以引人注目的标题——《中国的贞德被捕了》在美国报纸上刊出，使这件事一时间名传遐迩。
学生大部队最终冲进城里，母亲与学校的队伍汇合，并担任交通纠察队队员，在学生们强烈抗议下，警署释放了陆璀。
“一二•一六”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二•九”，学生游行的沿途还有许多市民参加进来。人们同仇敌忾，队伍高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一路前进。爱国学生示威活动受到反动军警更残酷的镇压，很多人受伤。
轰轰烈烈的两次示威游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激起了全民族抗日救亡的热潮。
一二九运动之后，北平学生们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母亲参加了民先队，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不久母亲大学毕业，被留校当助教，稳定的工作并没有减弱她抗日救国的热情。
黄葳毕业照
经过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斗争和社会体验，她逐渐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她愿为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去奋斗。1936年10月8日，母亲由同学蒋宪端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党支部书记杨学诚在学生宿舍里主持了宣誓仪式。
母亲作为一个学习自然科学并毕业不久的理工大学助教，加入共产党后，非常渴望了解更多党的理论和知识。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状态，她只能在学校党内流通图书馆零星看到过党的刊物，读过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她自己说“当时懂得马列主义的道理并不多”。但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爱国热情深深根植在她心里，她一心想为党工作，为抗日救国出力。
1937年初，母亲一边做好物理系助教工作，一边积极组织各种为抗战服务的活动。她开始组织实用科学研究会，负责无线电组，吸引了平日不太关心政治的理工科同学参加。为了推动科学为抗战服务，她举办一个展览会，普及防毒、战地通讯等知识。母亲和一些同学研制了无线电收发通信器材。展览会在1937年4月25日正式开幕。这一天正是清华的校庆，来参观的人很多，母亲和同学在展览会上做说明讲解。展览会很受大家的欢迎。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形势愈来愈紧张，7月29日，北平沦陷。那天早晨，日军从清华园车站下来，学生们听到消息后，都纷纷进城躲避。在北平耽误数日后，母亲与亲友五人结伴到天津。兵荒马乱，遍地难民，一路上，她们尝尽了国破家亡的苦难，更激发了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后来在清华同学会的帮助下，母亲一行辗转到了长沙。
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母亲到临时大学报到后，一边在临大工作，一边在长沙市小学教员及中学女学生中开展民先工作，她在清华学生中又发展了几个党员。
长沙临时大学开学一个月后，日军沿长江一线步步紧逼，危及衡山湘水。临大师生们不得已又向云南昆明搬迁。这时候母亲面临两个选择，她可以跟着学校一起转移，到昆明继续做大学助教，走科学救国道路。可是面临国破家亡的现实，她再也不能安心书斋了。她最后选择离开长沙去武汉，当时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第二次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武汉组建了长江局，对外称为中共代表团，领导南方的革命工作。母亲到武汉后参加了中共长江局秘密党员培训班，从此完全投身到抗日的革命工作中。
黄葳在工作中
一二九运动改写了母亲的人生轨迹，如果继续走科学家的道路，毋庸置疑，她一定也会成为一名科学大家。但是国难当头之时，她决绝放弃了原来的理想前程，离开了书斋，走向了抗日斗争的前线。明知这是一条艰难危险的道路，甚至有可能牺牲，但她义无反顾。
（口述人欧阳晓光曾任职国家科委信息中心计算机通信部主任、国家科委世界银行贷款星火项目办公室主任，退休前为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研究员。本文由林静、王博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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