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战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国际青联是著名的国际进步学生组织，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成立了访华代表团，代表团有4人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柯尔曼，团员包括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到中国先后访问了汉口、杭州、南昌、重庆等10多个地方，然后在汉口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于1938年6月29日到达延安访问。
代表团到达延安，受到万名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代表团来到延安，最主要的任务是访问抗大。7月3日，抗大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他们4人“游击博士”学位称号，并赠予纪念章。八路军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套军装、一顶缀有红星的红军八角帽、一根皮带及一双草鞋，他们很高兴地当场穿戴起来。对于这种荣幸，团长柯尔曼激动地说：“我活了24岁，今天是我最光荣的一天。”
许多奔赴延安的人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人无处不在地对崇高信仰的躬身实践。一位当年访问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深有感触地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
之后，他们还参观了鲁艺、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延安整体上给他们留下了美好印象，就像他们自己所说：“到中国后，特别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忠实行动，看到了延安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真出乎我们的意想。在此把各党派、各阶层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真使我们世界青年兴奋极了。”
延安的磁场效应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功。
何以天下人心归延安？答案不言自明——自由的空气、清澈的河水、革命的圣地、光明的未来、立志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伟大抱负。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个重要法宝。
他还对三个法宝的意义及相关关系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说：统一战线是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联系着党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巩固和扩大的。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打击主要的敌人。
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周恩来由此想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就必须争取大多数，把绝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这种争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消除自己内部同志的各种模糊认识，使他们重视统一战线，并在实际行动中落实统一战线的各种主张，又要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同盟者，使他们愿意并乐于与我们合作。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善于结交同盟者，善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师。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相继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阵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这些统一战线，为我们党成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38年春，战地记者范长江（二排右二）、陆诒（二排右三）等在徐州花园饭店留影
中外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抗日精神的感召下，由一名富有正义感的进步新闻工作者，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优秀新闻战士的典范。范长江，本名范希天，原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他在1935年7月至1936年5月，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部分路线，进行了西北地区4000余公里路程的考察旅行。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国内外都不了解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经过他客观公正地将这些情况在《大公报》上公之于众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他成为国统区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情况的新闻记者，比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进入陕北报道红军长征要早近一年的时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范长江又于1937年2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2月9日晚，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范长江，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总政策问题，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范长江当即要求长期留在陕北，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以便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
毛泽东从团结抗日的全局出发，认为根据当时全国的迫切需要，应尽快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希望范长江能够在四天之内即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之前赶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共产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范长江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第二天便匆忙离开延安，在第五天的《大公报》上就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具体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反复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使蒋介石大发雷霆，而使全国为之轰动。
毛泽东于3月29日特地致信范长江，表示“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表谢意”。
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范长江要求派《大公报》记者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驻地采访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告诉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委派他转告范长江：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欢迎范长江先生。当范长江对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新的矛盾一时困惑不解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又亲自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表示：“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不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
这期间，范长江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的进步，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经党中央批准，为了便于范长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工作，秘密地吸收他加入共产党组织。
1942年1月10日，日军占领香港两周后，范长江历尽艰险辗转抵达苏北根据地，写了三篇通讯寄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要《解放日报》以《名记者范长江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为题，于9月6日一版左上角刊登了其中的两篇。9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表示：“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日报》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不久，范长江到达延安，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蒋介石搬弄是非，捏造事实，歪曲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真相，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著名华侨领袖、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教育家陈嘉庚，决定亲自率慰问团回国考察。
在国民党人中，陈嘉庚是一位“财神爷”，在南洋具有一呼百应的威望，于是对待陈嘉庚率团到重庆，国民党官员又捧又拉，关怀备至。蒋介石请他吃了一顿花费800大洋的盛宴，想以此赢得陈嘉庚的好感，并劝阻他不要去延安。
虽经国民党多方阻挠，但陈嘉庚访问延安的决心不变，1940年6月1日，他终于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居民的热烈欢迎。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并单独“宴请”了他。
说是“宴请”，实际上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吃饭的地点，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这个桌面上不平，上面铺了一张纸，纸铺了以后，菜还没有端上来，风把纸吹走了，于是干脆这张纸也不要了。
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为人正直、尊重事实的陈嘉庚，经过8天的访问，通过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交谈，他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男女衣着朴素，部队种地种菜，边区治安良好，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叫花子，“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通过所见所闻，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延安方面由最初的怀疑而转为了赞许和信任。他感慨万分地说：“我来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1940年3月，陈嘉庚（中）回国慰问抗战军民，受到热烈欢迎。
考察回去后，陈嘉庚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把延安和重庆作了对比，发出了感慨：“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发自肺腑地说：“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此言是发自一位爱国华侨内心的心灵写照。
（作者黄学禄，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曾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2年离职后，致力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史军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先后撰写出《千秋功业》《与思想政治工作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等著作，被中宣部推为“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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