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战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对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共产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而且在民主党派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准备宣告结束。
这一情况，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后，听到人民救国会解散的消息，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他表示民主党派不能取消，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发展。
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即：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针对民主党派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4月21日同李维汉、徐冰等人谈话时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采取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1949年7月，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在中南海合影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想，向政协代表征询意见。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利。”随后，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民族自治机关。”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期间，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入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
一年后，1950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证明了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一环。
毛泽东在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民族地区。两区的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51年10月26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1949年10月23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藏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是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
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区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27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7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7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后来在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追随达赖的这一部分死硬分子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1954年，毛泽东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合影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7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作者黄学禄，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曾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2年离职后，致力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史军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先后撰写出《千秋功业》《与思想政治工作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等著作，被中宣部推为“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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