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女上校何锐
红军女战士何锐
1955年开国授衔女将军1人，开国女大校1人，开国女上校13人，校级以上女军官74人，何锐就是这13个女上校之一。她是随红四方面军两次过草地，参加过西路军战斗的红军女战士。
何锐生于1917年，原籍四川达县，从小随父母逃荒到陕西省宁强县茅坪沟乡落户。1935年初参加红军，两次过草地，受尽了苦难，但对共产党，对革命成功的信念从未改变。她多次负伤，曾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被授予三个勋章和多枚英雄奖章、劳动奖章。
何锐6岁那年随父母逃荒到陕西宁强县茅坪沟乡深山落户。一家人生活十分贫苦，她母亲勤劳、勇敢、性格刚强，虽然贫困，但教育子女们一定不能贪别人的东西，做人要正直，人穷志不穷，就是金山不是自己的也绝不能拿。
何锐9岁时母亲因病去世。14岁那年，她临时为一家较为富裕的人家帮工。一天晚上，土匪包围了这家人，要他们交代家里的钱财藏在哪里，那家人说没有，土匪就将他们全家绑在桩子上，点燃了房子，主家一家人惨死在土匪的刀下和大火中的情景深深地刺激了她，她恨死了这帮残害老百姓的土匪恶霸。
家里生活不下去，只能给别人（杜长安家）当童养媳，过的不是人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做着连大人都难胜任的重工作。何锐从小性格刚强，认定没错的事，绝不低头，为此少不了要挨打挨骂。后来她不堪忍受婆家的虐待，逃离夫家靠卖柴卖草艰难度日。
1935年正月，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路过陕南，驻在茅坪沟，她为红军做饭，亲眼看到了红军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土匪、地主、国民党官兵都怕他们，这是穷人自己的队伍。后来何锐在自传中写道：我参军的动机自认是很纯洁的，这是由于我的生活处境和出身来决定的，当我正因苦过着悲惨生活的时候，当然也想到希望得到幸福，摆脱这种罪恶非人的生活，但在那种旧社会下一切都是幻想，希望总是变成泡影而落空，在我幼稚的幻想中，没有人引导并不懂得什么革命，幸运的是红军来了后，听到女宣传员们讲：“男女平等，打富济贫，反对和取消压迫剥削等等”，我觉得是我的救星来了，经过十多天的考虑，终于参加了红军。那时我不了解更多的、革命的大道理，但我知道我翻了身，穷人的队伍是好队伍，我必须要好好干，这就是我入伍简单的动机。
红军部队教她认字、学文化，唱革命歌曲，跟她们一起贴标语、搞宣传，何锐毅然决定参加红军跟共产党走，并立下了“革命不成功，决不回家乡”的誓言。她随部队离开故土，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第二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红四方面军长征到金川，何锐加入了共青团，任工作队副队长，在藏区卓上乡做少数民族工作时被敌人包围，敌人多次喊话，叫工作队投降。何锐带领大家坚决不投降，拼死反抗，敌人大刀向她头上砍去，她一躲闪，刀尖重重地划破左脸，顿时血流满面。这个伤疤伴随她一生。她率领队员们拼死反抗，杀死杀伤了几个敌人。敌人一矛刺中她腹部，肠子都流出来了，她把肠子塞回去忍着剧痛继续和敌人搏斗，身上多处负伤，手臂、腿部都有刀伤，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杀死了好几个同志。
这时天色已渐黑，敌人的大刀向她砍来，何锐一躲乘势就地一滚，从二楼滚到一楼牛棚里，躲在牛肚子底下，因为天黑，加上离红军驻地较近，敌人不敢久留，也没能仔细搜查，同去的工作队员，牺牲的牺牲，被俘的被俘，就她一人脱逃，何锐躲过了一劫，但她却身负重伤，后被送往红军医院救治。由于她年轻，加上身体素质好，终于奇迹般活了过来。红军时代条件十分艰苦，这样的重伤号，只有两斤豆腐的营养品，后因此伤，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
不久，就传来了红军要长征过草地的消息。部队领导找何锐谈话，说你的伤这样重，肯定过不了草地，部队没法照顾你，所以决定你留下来，坚持地方武装斗争。何锐一听大哭，说我生是部队的人，死也要死在部队，坚决不肯留下，一定要随部队走。她为了表现伤口已大为好转，忍着伤口的剧痛，坚持为医院扫地、打扫卫生、洗绷带和伤员的衣服，为厨房帮灶、洗菜、做饭，表示自己的伤已经大部分好了。由于她一再坚持，坚决随队长征过草地，部队领导同意她随队。
长征开始以后，才知长征过草地的艰苦，拖着这样重的伤残身体，每走一步都会引起伤口的剧痛，她咬牙坚持，但还是常常掉队。当时就和赖清云战友（当年才15岁的女孩）相依为命，坚持跟在部队的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有时甚至在地上向前爬行，赖清云常常搀扶着她。就这还要一路割些马兰草（一种比较结实的柔软的草，适合打草鞋）到驻地打草鞋送给战友，要他们不要丢下自己，战友很感动，常常力所能及地照顾她们一下。
第一次过草地，何锐的伤势很重，行动十分困难。有时伤口痛得昏倒在地，稍一清醒，站不起来，就强忍着剧痛，一点点地往前爬，赖清云看着何锐这么重的伤，这么坚强的意志，心疼得直掉泪，有时稍好一点，就把她扶起来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赖清云看着何锐说：“姐，我们能走过草地吗？这么多战友都死了，你的伤又这么重，我们会死吗？”何锐坚定地说：“只要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走，我们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就能走出草地，就能胜利！”到了驻地以后，大家都已吃完饭，有的泡了脚睡去了。除了哨兵以外大家都睡了，炊事班的老班长，还给她们留了一点稀糊糊和泡脚的热水。何锐她们感动得直落泪，把一双已经打了几天（因伤手、脚不灵便）的草鞋送给老班长，那个时候除了草鞋再没有其他的鞋。每天要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路，草鞋穿不了几天就坏了，何锐她们能送给战友的“贵重”礼品就只能是一双草鞋，很多战友都穿过何锐编织的草鞋，尤其是“同志哥”他们有些人不会打草鞋，有时只能赤脚行军，大大地影响了前进的速度，何锐看到就主动送上一双草鞋，“同志哥”非常感动，一个重伤号艰难地跟随队伍前进，还抽空打草鞋送给他们，解决了他们的大问题，这样的“同志姐”深受战友们的喜爱和尊重，她手脚麻利，用脚的大拇指勾着，很快就织出一双又结实又好穿的草鞋。（解放后的许世友将军、袁克服将军等还常穿着用废布条编织的草鞋，觉得又舒服又不捂脚，最不习惯穿的是硬邦邦的牛皮鞋）。
过草地途中根本就没有什么药物治疗，痛得厉害就强忍着直到满头大汗，为了怕伤口发炎，到驻地以后就用开水和盐，用破布清洗，好在没有发炎，不然在红军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只有等死，何锐依靠自己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在过草地的行军途中，董必武看到何锐艰难地拄着树棍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当他得知何锐是一个重伤号，坚决要随部队长征过草地时，就主动要把自己的马让给何锐骑。何锐坚决不肯，董老一再谦让，她就对董老说：“让我拉着你的马尾巴吧！”就这样何锐一手拄着树棍，一手拉着董老的马尾巴艰难地往前走。借着马的拉力，何锐轻松了许多，热泪从眼眶里涌出，红军中的阶级感情、阶级友爱、官兵一致人人平等，处处都有体现。何锐终于能在董老的马尾巴的帮助下和战友们同时到达驻地了，这段异常艰苦的长征、过草地的经历是何锐终生难忘的。这段艰苦的经历磨练了她的意志，增强了她的信心，也考验了她决心和跟共产党走永不分离的信念。
红四方面军二次过草地，她的伤已经好了，但身体还是比较弱。在途中正走着，一个极微弱的声音叫道：“同志姐（红军时代，不管年龄大小，对对方的尊称，就叫“同志哥”“同志姐”），救救我吧，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了，快饿死了。”何锐正走着，路边的一具“尸体”突然发出了微弱的声音。这个人大约30岁，脸色黑黑的，满脸胡茬，由于长期缺少营养，脸色十分难看。何锐摸了摸自己的干粮袋，已经干瘪得只剩下一小碗炒面，这一小碗炒面也不知道是今后几天的干粮。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草地。这时何锐毫不犹豫地从自己一小碗炒面中舀出满满的三勺炒面，合水搅拌，慢慢地喂着这个素不相识，快要饿死的“同志哥”。
“同志哥”慢慢地缓过来了，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有了一点精神后，他对何锐千恩万谢，感激的热泪涌出眼眶，连声说谢谢“同志姐”，谢谢“同志姐”救命之恩！说着要下跪，何锐赶忙扶起他，默默地转过身，慢慢地走了。她根本不知道她救的人姓什么、叫什么，只知道他叫“同志哥”，是红军战士。
何锐随部队西征，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一路上荒无人烟，行军途中始终被马匪的骑兵骚扰，敌人倒是机动灵活，打一下就跑，红军没有骑兵，追不上。一路上人烟稀少，没有群众和百姓的支援，得不到粮食给养，加上南方人没有经过西北地区的天寒地冻，伤病号不断增加，弹药越打越少，根本不敢随便开枪，直到有把握才打，部队越来越困难。后来被敌人团团围住，也没有增援部队，部队在坚守了三天三夜后，领导决定突围。兄弟部队某连的一个排长，带领全连仅剩的战士向领导请命，说同来的兄弟们都牺牲了，我们要随他们而去。后半夜，他们向西北方向突围，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为大部队向东南方向突围创造了条件。他们半夜突围，借着夜色故意弄出响动，向西北方向冲击，吸引了敌人向他们奔跑的方向追去。大部队乘机悄无声息地向东南方向突围，这些素不相识的同志，明知这次吸引敌人是必定牺牲的，马匪对被捕的红军一律斩首，从不留活口。何锐说到这些故事就泪流满面，他们素不相识，连姓名都不知道，为掩护大部队撤退，用自己的生命为素不相识的红军大部队的同志打掩护，如果没有这些同志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支部队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在坚持西路军的各个战斗中，何锐亲眼见到多年的战友，一起长征过草地的战友，一批一批的倒下去，心如刀绞。后来她突围返回陕北，见到了许多战友，才知道马匪十分残酷，对红军被虏人员格杀勿论，对女战士强奸、侮辱，分配给匪兵，很多红军战士躲藏在民间，不敢说话装哑巴，怕露出南方口音被杀害。
在返回延安的途中，他们昼伏夜行，也不敢生火做饭，怕烟招来敌兵，实在饿极了，就揪一点戈壁滩上的沙葱吃，沙葱辛辣无比，对胃刺激很大，加上没有粮食吃，何锐他们吃了沙葱，胃钻心得疼，痛得在地上打滚，就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走完了全程，胜利回到了陕北苏区。
（作者：袁继春、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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