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父辈的“暗战”！

父亲离开我们20多年了，可回忆起父亲在世时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仍能感受到他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希望我们不忘初心，继承他的精神，永远跟党走。

今天我又想念起父亲，中央特科情报战线上的一名老战士、老党员——刘钊同志。

我的父亲刘钊同志

父亲青年时期在山东老家教书。他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受到革命火种的启发。

1932年，父亲在山东沂蒙山老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办夜校，打进农会组织，夺取领导权，宣传革命道理和马列主义思想，积极组织农民暴动，打倒土豪劣绅。

父亲早年投身革命，在他93度春秋里，始终没有放弃信仰，始终坚持革命！

特科的紧急情报

1935年初，组织上指派父亲转移到上海，从事我党“中央特科”秘密情报工作。

中共中央特科旧址位于上海武定路930弄14号（原武定路修德坊6号）

2014年4月4日被上海市政府定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部门。按党的指示，父亲在中央特科上海警报站工作，是情报部门。

警报站的任务是从敌特那里获取破坏我党机关、抓捕我们同志的情报。然后即刻向这些机关和同志送达情报，让他们及时转移。

中央特科上海警报站站址——上海爱多亚路75号3楼一个亭子间里 (现延安东路)

住站的是一位女同志，名叫孟非。当时化名小张，身边带一小孩作掩护。

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孟非

当时中央特科上海领导人是徐强，浙江人。而我父亲是山东人。由于他俩语言不通，开始他们只能借助纸和笔进行交谈、沟通。

徐强，当时中央特科上海领导人

为掩护工作，父亲曾用过很多名字：刘廷瑞、老丁、刘光洲、刘明大、老赵、丁芝华等。当时化名：老丁。

由于党的隐蔽战线斗争的需要，父亲传递各种情报时经常要装扮成各种不同身份的人，还要经常根据不同情况的变化而改名换姓，有时是乡村郎中，有时是阔老板，有时是上海滩“白相人”，有时又是“跑单帮”……于是，父亲省吃俭用购买了一件皮夹克。他时常穿着这件被视作有钱人穿的高档皮夹克，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白色恐怖中，接收、传递我党的重要情报。

隐蔽工作时期刘钊的皮夹克

父亲的任务是从敌特那里获取情报，先报请领导，然后将情报抄写一份后，秘密联系警报站的交通员孟非同志，由她去送情报，让同志们转移。组织纪律规定：父亲一定要隐蔽，通常情况下不准露面。

破坏中共机关抓捕中共党员的情报来源是由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陈海涛提供的。陈很贪钱，我党就利用他这一点，给他钱，与他交换情报。陈把得到的情报转交给他的老乡钱安澜（红帮人物，解放后在东北大学任职），再由钱安澜转交我父亲刘钊。

1935年11月18日下午4时，钱安澜交给父亲一份由陈海涛提供的紧急情报。上面写着一连串地址：一共有18处之多，都是在沪的中央机关所在地。敌人当晚8点即要动手抓捕这18处中共上海局下属机关人员，想一网打尽上海地下党组织。

父亲接到情报后，心急如焚，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根本没有时间请示汇报。父亲只有当机立断，先行动后汇报才是唯一抢救组织，抢救同志脱险的办法。人常说：打仗靠的是群胆，地下工作靠的是孤胆，那么，孤胆靠的就是对革命的信念哪！这时，父亲一心想着必须全力以赴挽救自己身边的同志和党的机关组织。多延误一分一秒，党的机关、自己的同志就会遭受损失，被敌人抓捕。时间不等人，时间就是生命！

地下党组织工作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性。而父亲丝毫没有考虑到不请示汇报先行动，自己以后会受到组织什么样的处理。时间只有4个小时，一旦机关被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父亲按照这18处的最佳路线排序，迅速用毛笔抄写了一份约16厘米长，8、9厘米宽的绝密字条。然后，迅速穿上他那件为掩护工作很阔气的皮夹克，像个大商人模样，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警报站。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半了。

离敌人动手只有3个半小时了。18处机关，3个半小时啊！

父亲一进警报站大门，就从驻站的交通员小张手里接过孩子，急忙把抄着18处绝密地址的字条交给小张说：“出问题了！巡捕房今晚行动，逮捕我们的同志，我们要抢在敌特前头，赶快通知这份名单上的18位同志火速撤离！”父亲还特别交代：“每到一处找，敲门三下，不管开门与否，开门后也不进屋，不管是男是女，只对他讲一句暗号：‘老家带信来，你妈病了，叫你赶快回去。’说完就走，不许停留！”并再三叮嘱：“到了晚上8点钟，无论情报是否送完，都必须停止行动，销毁原件。要保护组织，保护自己！不能让自己撞在敌人手里。”

小张接过情报，急忙换上旗袍，拿着小型马蹄表，装入随身携带的手提袋里，冲出家门，叫了辆黄包车，挨家挨户去通知。

快到晚上8点钟时，只剩最后一处了。看到这地址竟是她三哥孟野星的甘思东路所驻的机关（今嘉善路）！她看见三哥住所楼上的联络信号仍然挂着，她不顾一切从后门冲上楼，拆除接头暗号，拖着三哥就往下走。兄妹二人急速下楼，从后门出来，挽着胳膊，依偎着，就像一对情人似的，款款走出了弄堂。此时敌人的警车已经呜啊呜啊地呼啸着冲进了弄堂，与他们两人擦肩而过。因为敌人只知道地址而不认识人。

孟非回来后，父亲离开警报站。马上赶到上级联系人徐强那里汇报以上情况。由于这次撤离情报通知得非常及时，才使这18处我党的秘密机关全部撤离。没有一个同志遇难。这时父亲才松了一口气。悬在心里的“担心”总算落下了。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共产党人，在这节骨眼上首先想到的是党组织的利益，决不考虑个人安危。父亲就是这样做的。

事后，徐强与我父亲及孟非，在一起谈论起这事时，上级领导肯定了父亲这次的决策，赞扬了他的灵活机动，及时挽救了这18个党组织机关。他们都为自己的行动而感到欣慰！

徒步五百里送达重大情报

1938年9月，上海特科负责人徐强同志，深思熟虑后决定交给父亲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到新四军第一支队指挥部去，要亲手交给陈毅司令员一份重要情报。

情报内容是：当时活动在江阴一带，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简称武抗）的同志通过各种办法，收集到的关于：澄锡虞、苏常太、杭嘉湖地区，以及青浦、沪南沿线十几处由我党领导的游击队、抗日武装的分布区域、领导人姓名、政治面貌、人数、枪支弹药的数目、（包括胡肇汉等部队）。还有日伪军、国民党军、忠义救国军的番号、指挥官姓名、部队人数和他们配备的装备、武器、活动区域、活动规律，以及日军侵略部署的详细情报。

啊！这份情报可谓分量不轻啊！组织上再三考虑后，决定交给父亲去完成。

父亲是一个细心、灵敏的人，他机智勇敢，有坚强执着的信念。上级再三交代，这份情报非常非常重要，一定要亲手交到陈毅司令员手中。不管什么情况下不能让别人转交。

父亲接过这项任务，即向党组织表示：坚决完成组织上交给的这项重大任务。请党组织相信我：我一定用生命来安护送好这份情报。只要我人在情报就在。

任务是接到手了，但是，怎样才能使这份情报隐藏得不被敌人发现呢？且能安全地送达呢？

这可是父亲几天来日思夜想，来回考虑的一个头等重要问题。父亲默默寻找着各种办法。父亲白天黑夜思索了几天，最终决定用行医的办法。父亲本来就会一些中医的，他找来一大本线装的旧中医书，把书拆开来，用密写药水，整整齐齐地写在对折书页的反面（即内页）。然后，再按照原样装订好厚厚的一册书，放在藤包里，藤包下面有夹层。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父亲独自一人离开上海，坐火车到了无锡，立即步行到江阴的西石桥，找到了父亲曾经在那里举办过我党“武装抗日救国政训班”学习过的牟坤堂同志。此人二十岁左右。父亲了解这人思想进步，机动灵活。打算由他陪同掩护，一起执行这次任务。

这天，父亲穿着浅灰色的长衫，戴着一副深褐色的太阳眼镜，头上戴着灰白色帆布制作的礼帽，一手拎着黄褐色的手提藤包。一手拿着一把随行的暗黄色的油布伞，像是一个给人看病的大夫。

牟坤堂装扮成大夫的伙计，戴着一顶竹编的斗笠，也拿着一把土黄色的油布伞。

他们俩绕着乡间不太被敌人注意的小路行走着。走到偏僻没人注意的地方，他们就加快步伐，连奔带跑地赶路。一路上既没喝上一口水，也没吃上一口饭。他们忍着饥饿，在这艰苦的条件下，父亲一心想的就是快快赶路，及早把情报送到。

行程中遇到蹚水过河，父亲第一想到藤包里那份党的重要情报必须安全保存，保护好。

老式手提藤箱

他一手将身上的长衫撩到肩膀上，并两手把藤包高高地举过头顶上方，生怕藤包里的情报遇水受潮看不清。晚间，父亲深深地大口呼吸，喘着气，侥幸绕道的这些小路，虽然要一会爬山一会蹚水过河，辛苦疲劳，好在没被敌人发现。

天空星月刚落，他们又出发赶路了。当晚到了离丹阳县严陵镇不远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我党的吴仲超同志。

由于几天在山路行走，他们的双脚都肿了，脚底下走起了一片血泡啊！为了不被人家看出他们的血泡是为送情报赶路而走起的，就在吴忠超那里住了两夜。晚上他们用火烧过的铁针一个一个把脚底的血泡挑破放掉血水。

这天吴忠超派人陪同他们去新四军的老六团——叶飞部队。他们机智勇敢地钻过了铁丝网，加倍警惕地闯过了一道道敌人的封锁线。他们一路跋山涉水，趟过了运河，跨过了铁路。

经过6天5夜的徒步行程，这天傍晚终于到了新四军第一支队陈毅司令员的驻地。

父亲彬彬有礼地向站岗的哨兵问道：“陈毅司令在哪里？”

站岗哨兵用手指着前面说：“就在前面那座小楼里。”

父亲三步并作两步地踏进小楼，问道“陈毅司令是哪一位啊？”

陈司令员爽朗地回答：“我就是陈毅！”

这时父亲兴奋而稳重地，赶紧从藤包里取出那本装着重要情报的旧中医书，恭恭敬敬地递到陈毅司令面前说：“这是‘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武抗）’的同志要我捎上的‘礼物’。”

陈毅收下“礼物”，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立刻和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到一间密室里去“验收”。

这时，父亲长长地、欣慰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将情报安全地送到了陈毅司令员的手中。并详细说明了密写显影的方法：要用碘酒涂上，密写的内容就显示出来了。

通过显影，《中医书》里每一页的反面都出现了工工整整的情报字迹。这时父亲心情非常激动，忘掉了一路的惊险、艰苦、饥饿、疲劳和脚底下的血泡疼痛。就像孩子回到了娘家一样，他激动的泪水在眼里闪闪发光，同时也露出了内心的微笑。

当陈毅司令员看到情报内容后，得知这份情报出自眼前这位脸色白皙的山东来客——刘光州之手，高兴得很啊！捂掌大笑！兴奋地说：“天赐我也！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武抗’同志送给了我一盏明灯。这下可好办啦，我们打仗就有依据喽！再也不会做瞎子啦！”

酷刑中的党性考验

1944年8月的一天，父亲刚回上海，受解放区一位同志委托，到其亲戚家带衣服。

不料，其亲戚自认为父亲是共产党，便出卖给日本人。那天，父亲在回家的路上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家中，母亲见父亲一去深夜未返，便知道事情不妙，肯定出事了。

根据父母亲事先的约定：如晚上很晚父亲还没回家，说明出事了，母亲就要连夜将家里的各种情报、文件、信件、物品等全部处理掉，并且拆除窗外的花盆。父亲的同志要来家里找他，远处就能看到花盆已撤除，知道父亲已出事，他们就不会再进入家里，避免被守候的特务抓捕。

第二天中午敌人就到家里来了，骗母亲说：刘先生在外有事，托我们来取一包东西，要母亲马上到抽屉、橱柜里找找给他们。

当时母亲就一个人在家，她灵机一动讲：刘太太现在不在家，有什么事你们明天再来找她吧。敌人在家里翻了一阵，什么也没找到，只好走了。

父亲被关在日寇的监狱里，经受着各种严刑毒打，长达24天。敌人见他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就拿皮鞭狠狠抽打，用火烫的铁烙烫他。

我们都知道，日常烧红的铁块一放进冷水里，马上就会发出吱吱的炸响声。把火烫的铁烙烫在人体上，那皮、肉、骨头立马就被烫焦了。敌人就是这么残酷，用烧红的铁烙烫父亲的身体。

父亲紧咬牙关，始终只讲：共产党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谁是共产党我就更不知道。大家知道，上刑就是用超过人体耐受极限的办法，让你不得不招供。敌人心毒手辣，给父亲上“老虎凳”。父亲被敌人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是，父亲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敌人就给他全身上“电刑”。还从鼻腔里给他灌辣椒水。

敌人用尽了酷刑，最终父亲还是没有暴露身份。父亲有坚定的信仰，强硬的性格，宁死也没说出一个共产党人。当时与父亲一起工作的有秦鸿钧、韩慧茹、卢志英、张育民、方志达等等，均无一人受到牵连。

由于父亲、母亲里外配合密切。在家里又没找到一丝线索，敌人觉得是抓了个无用的人，白费劲了，最后就把父亲放了。父亲回家后一边养伤，一边做些小生意，维持家庭生活。

他不仅被敌人打坏了腰腿骨，走路疼痛难忍，还被敌人用了“电刑”。上电刑时，父亲的牙齿都咬碎了，所以40多岁时牙齿就全掉完了。

父亲虽然离开我们20多年了，但他好像又没有离开。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行为举止，仍驻留在我们子女心间。父亲留下的那份珍贵、丰厚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我们，要永远跟党走。

（作者：刘振红，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