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亚文，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在29岁就正式开始战斗在党的隐蔽战线上一直到上海解放。
曾家岩50号报到，领受潜伏新任务
1939年6月，父亲在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命令，前往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南方局所在地）报到。
父亲在去往周公馆的路上，兴奋地想着这次组织上召唤他是不是让他去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再一想，抗战爆发后自己一直想上前线真刀真枪面对面与日寇拼杀，党组织让他先安心完成学业，现在毕业了，自己黄埔军校许多同学正率领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英勇战斗，这次是不是让他到前线与日军正面战斗……想到这些，父亲满心喜悦，不由地加快了步伐。
王亚文西南联大学生证
到达周公馆后，没想到叶剑英同志接待了我父亲，更没想到的是，叶剑英还请来了周恩来和董必武。这时父亲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当父亲听到要他潜伏到敌人的高层内部，他接受不了。因为他个人和家庭都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现在要去与敌人交朋友，感情上难以承受。所以，父亲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来脱口而出：“我和国民党有不共戴天的仇恨！当年在醴陵，我在滕代远同志的领导下组织农民自卫队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亲自发动的秋收起义，为此，国民党悬赏500大洋买我的人头，他们抓不到我，国民党就把我爸爸和我哥哥抓进大牢，爸爸被折磨而死；哥哥被打断手和腿，终身残疾；母亲被逼疯而死！我怎么能与国民党勾肩搭背卿卿我我呢？我要求到前线与日寇正面拼杀！”父亲走到周恩来面前急切地说：“周主任，我不怕死，让我上前线去吧！”
父亲王亚文，在黄埔军校时，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军事教官，他们都是我父亲的老领导、老上级，而且抗战爆发后，当时父亲就在中共长江局的领导下做党的工作。那时，中共长江局主要领导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委派我父亲担任青年特派员到西南联合大学创建党组织，所以，父亲与他们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
王亚文创建西南联大党组织
看着主动请缨去前线的父亲，周恩来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说：“我知道你，在黄埔军校参加的二次东征的战斗中你不怕死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我当年赞誉你是一尊敢打敢拼的‘小钢炮’呢。”周恩来让父亲坐下，语重心长地说：“王亚文同志，让你去做这个工作，我们是经过慎重考虑的：首先，你有多方面的革命斗争经验，对党忠诚，经得起考验。但更重要的是，你有别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你的舅舅陶广担任国民党第28军军长，在湘军中很有威望。1937年9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陶广率领部队顽强抵抗。天马山和凤凰山之役，陶广部队浴血奋战，令日军伤亡惨重；第三，你的堂哥王芃生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是个日本通，他的研究所是负责收集世界各国情报的地方，对中国抗战有重要作用，是蒋介石器重的人；第四，湖南朱子祠学堂的“三大才子”：程潜（国民党副总参谋长、上将）、刘斐（国防部次长、中将）和李明灏（40年代曾任97军军长、中将）都是湖南醴陵人，与陶广（中将）、王芃生（中将）都有交情。他们热爱祖国，赞同抗日，你可以通过他们，结交更多的国民党将领，让更多的力量促使蒋介石抗日；第五，你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以“小钢炮”闻名，蒋介石也是知道的。第六，刘斐是你的老乡，又和你舅舅是老熟人，他现在主管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你如果与他交上朋友，那么，我们对国民党的对日作战计划就不愁不了解了。所以，你的优势不少呀……”
哇！没想到领导对自己的社会关系了解得这么清楚，父亲沉浸在惊讶之中。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对我父亲说：“孙子兵法上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你如果成功打入国民党上层，就可以随时掌握蒋介石的一举一动，就算蒋介石对我党有图谋不轨之心，我们也可及早防范啊！所以，组织上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派你去的。”坐在一旁的董必武说：“因为这项工作是非常艰巨又十分危险的，是提着脑袋干工作的，一不小心，什么时候掉脑袋都不知道；潜伏工作也是神圣、光荣更是崇高的工作，绝非一般人能胜任的。”
父亲看着几位领导信任的目光，他没有理由拒绝这个重任，服从党组织的命令是天职。但是父亲还是一门心思想上前线杀敌。他又想到当年苏区“打AB”团的教训，父亲担心地对领导说：“到国民党高层做秘密工作，不了解情况的同志们会对我产生误会，我以后有口难辩。再说，我不会喝酒、跳舞、打牌、搓麻将，我怎么和这些吃喝玩乐的国民党官员打交道？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人家说由人家说去，为党工作，党会替你负责的，你就放心地放手干。”董必武在一旁补充说道，来打消父亲的顾虑。周恩来接着说：“只要不是伤风败俗，道德沦丧，我们要学会如何与魔鬼打交道。”叶剑英这时从座位上站起来，上前一步，为我父亲整理了一下衣领，又加上一句：“衣服一定要穿得好些。不能让他们看扁了。需要多少钱，就向我们拿，与他们交朋友不怕花钱，党会为你作证的，会对你负责的。”听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这些领导语重心长的话语，看到他们信任的目光，父亲豁然开朗，坚定地接受了“潜伏”重任。
领导对工作的周全考虑、对安全的真诚关爱感人肺腑
周恩来、董必武和叶剑英又给我父亲分析了可以接触的国民党将领的名单以及他们每个人的特点，比如，曾经担任驻苏大使的杨杰将军、刘斐将军、程潜将军和李明灏将军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具体情况，由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程度不一样，因此态度上也不一样，领导将掌握的情况，一一向我父亲交底，让我父亲对他们知根知底，便于与他们打交道。领导还对我父亲说，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就要有轻有重、有先有后要区别对待。周恩来还再三叮嘱我父亲：“程潜和李明灏，与我党保持了很好的关系，你一定要与他们交上朋友，他们爱国主义思想鲜明，你要使他们接受共产党的思想，最终投向共产党。”叶剑英对父亲说：“符昭骞（中将）和我是云南陆军讲武堂同班同学，与朱德同志也是校友。他对日寇作战勇猛无比，值得你去与他交朋友。”
董必武又对父亲说，在你面对随时有可能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组织上做了准备，万一你发生危险，组织上会立即派人护送你去延安的。父亲听到这话，心里十分激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待部下和革命同志，不论在政治思想上、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自始至终都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真诚的帮助。对于这些，父亲是永铭肺腑的。
解放后董必武的证明信
临别前周恩来对父亲说：“组织上对你有信心，相信你一定能出色完成这项工作的。”听了领导同志的这番话，父亲心头热乎乎的。中央领导对国民党上层要员了解得这么透彻，分析得这么到位，任务交代得这么明确，父亲肃然起敬、由衷地佩服。父亲暗自下定决心，纵然肩负千钧重担，也绝不辜负中央领导的殷切期望，必当排除万难，为打败日本侵略者竭尽所能。
多种渠道传递情报
在布置完任务后，叶剑英还细心地交代了周公馆与父亲的联络方法和进出周公馆的方式：
在一般情况下，事先约好时间、地点，周公馆唯一的一辆汽车，会准时开到广播大厦大马路旁边的阴影里打开车门，父亲瞅准车牌号快闪进车内，车子启动开走，就在车上汇报情况。车子兜几个来回后在确定无特务跟踪的地方，让父亲下车。
如果没有到约定的时间，有紧急情况，可在傍晚时分，周公馆四处无可疑人时从大门进去。
最危急的必须立刻通报的紧急情报，从秘密通道嘉陵江边的崖底有条直通周公馆唯一的防空洞暗道进入。
曾家岩50号内防空洞入口
潜伏身份中校编辑员
父亲接受任务后，经过了细心的思考 ，怎样才能完成南方局领导交给的潜伏重任呢？第二天，父亲想到了堂哥王芃生并直接找到他商量。
父亲说，自己从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毕业，外文功底较深，可以在这方面发挥特长。王芃生很是赞同。通过几天的复习和准备，我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任中校编辑员（抗战胜利前夕，父亲已升任国民党少将军衔）。
从此，父亲利用翻译英语文章等机会，经常与王芃生接触，掌握很多重要情报。
成功统战重要人物
王芃生在国民党上层里是一位对抗战必胜有着坚定信心的人，在叶剑英的指示下，在父亲的帮助和启发下，王芃生多次当面劝说蒋介石，对日只能战，不能和；同时利用手中犀利的笔锋，分析敌我形势，阐明敌败我胜的道理，力主抗战到底。这期间，王芃生在《大公报》《中央日报》《扫荡报》《国民日报》等连续发表了十几篇坚持抗战必胜的一系列文章，对准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口诛笔伐，直至抗战的最后胜利。
父亲公开穿上国民党中校军服，来往于多个场合。王芃生对这位小老弟的为人做事非常认同，热情地推荐他结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父亲克服自身不会喝酒、不会打牌、不会跳舞的不足，发挥自己博学多才的特长，引得了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并与他们交上了朋友。7年多来，父亲没有辜负南方局领导的期望，在他们打下良好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深入细致地开展统战工作，较好地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三大光荣任务，一是敦促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当面劝说蒋介石抗战到底；二是与更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交朋友，团结他们共同抗日及潜移默化地让他们能够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三是传递重要情报。与父亲交往的这些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和建立新中国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程潜将军解放后任湖南省省长（一级上将）、李明灏将军任湖北省副省长（中将）、刘斐将军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将）、符昭骞将军任解放军后勤学院教官（中将）、杨杰将军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代表（上将），1949年9月19日在香港被特务杀害（烟斗一事）、蒋百里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抗战期间病逝（追认上将）、陶广（中将）抗战胜利后即刻引退家乡湖州、王芃生（中将）1946年积劳成疾病故……
（作者：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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