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们敬爱的妈妈——姬林诞辰100周年。妈妈离开我们也已经25年了。这些年，每当一想到妈妈，心里就会生出无限的怀念，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妈妈，但都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如今，我也已经退休步入老年，终于可以抽出点时间来写篇文章，缅怀一下我们平凡又伟大的妈妈。
记得有个名人说过，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我的妈妈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人。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成功的男人了，在父亲的身后，是妈妈那瘦小的身躯默默地支持着父亲，支撑着家庭。
妈妈并不是家庭妇女，而是一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不仅本职工作做到了一丝不苟，而且基本上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她精心照顾、抚养了我们姐弟五个，使我们能够愉快健康地长大成人，各个都成为对国家对人民有用的人才。
妈妈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迹”，也没有什么值得树碑立传的“动人故事”，她不是所谓的“名人”，也没有当过显赫的“大官”，但她对革命工作的贡献、对父亲工作的支持、对子女的培养教育却远远超过了那些高谈阔论和假大空的说教。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妈妈以她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使我们逐渐形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树立了矢志不渝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在我的印象里，妈妈是个为人和善，慈祥温柔，周到细致，处事果断，性格坚强，有时还有点固执的人。妈妈性格比较内向，不喜欢热闹，不爱出风头，然而和要好的朋友在一起也有说不完的话。她最不愿意的事就是麻烦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子女，什么事都喜欢自己扛，就是在她病重行动困难的情况下，也是能不麻烦别人就不麻烦别人。
平时，妈妈很少讲她自己的事，我们所知道的都是在和她闲聊时的只言片语，但通过和妈妈的长期生活，我们从她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完全可以体会到她有许许多多既丰富又感人的故事，然而这些故事却大部分都永远地埋藏在了她自己的心里。
妈妈和爸爸是1945年结的婚，自那以后，他们一起度过了整整五十个春秋。在这五十年里，有过血与火的战争考验，也有过从山沟到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有过两地分居的思念，也有过共同生活的烦恼，有过“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折磨，也有过晚年身患疾病的痛苦，但妈妈始终和爸爸肩并肩、手挽手，以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克服了一道道难关，先后走完了他们灿烂辉煌的人生。
妈妈走了，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丰厚的物质遗产，但她却留给了我们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毅力、生活的本领和乐观向上的精神，这是我们享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宝贵财富。
新中国成立后，妈妈荣获了国家颁发的八一奖章、独立自由奖章、三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是党和国家对妈妈为革命做出贡献的认可，是人民群众给予妈妈的最高荣誉和奖赏。
在失去妈妈的岁月里，妈妈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的梦中，而我梦见最多的还是妈妈那双坚强温柔的手，这双手里蕴藏着无限的温暖、无穷的力量和顽强的意志。
妈妈出身贫寒，又经历过战争的考验，使她养成了勤劳勇敢，艰苦奋斗，时刻保持劳动人民本色的优良品德。
1924年，妈妈出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妈妈只记得自己的父母家在米脂县，具体位置就记不清了。她还记得在她很小的时候，由于家里太穷，真的是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饥寒交迫的日子。父母实在养不活她，万般无奈下只能把她送到延长县一个相对富裕点的“亲戚”家，让她能有口饭吃。 但这个“亲戚”对妈妈非常不好，十分刻薄。自打妈妈一进门，就要干活，开始是打扫卫生，后来大一点了，就要洗衣做饭，几乎包揽了这家人的全部家务。可妈妈吃的却是这家人的残汤剩饭，晚上就睡在灶坑旁的草堆上。冬天寒气逼人，夏天蚊虫叮咬，这家“亲戚”对妈妈的衣食冷暖不管不顾。干活稍有不如意，就会遭到他们的打骂，小小年纪受尽了欺辱和折磨。妈妈实际上就是这家的“小奴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5年，妈妈11岁了。一天村里来了一些陌生人，有男有女，有些人看年龄比妈妈也大不了多少。妈妈在河边洗衣服时认识了他们，知道他们叫“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专门打地主土豪，为穷人谋利益，而且他们对人很和气，平易近人，妈妈觉得他们一定是好人。
原来他们是来村里暗地招兵的，当他们要离开时，一个看上去像领导模样的人问妈妈：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妈妈当场表态愿意，她早就想离开那个地狱般的家庭了。就这样，妈妈参加了红军，随红军离开了延长县，来到了延安地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参军后，妈妈才知道这支红军是陕北红军，领导人叫刘志丹、谢子长。
刚开始妈妈在宣传队，负责贴标语，发传单，召集群众开会等工作。后来由于伤员越来越多，妈妈又被调到红军医院当看护，主要负责清洗被污染的绷带、衣物等。还要照顾重伤员吃喝拉撒，有时还得协助医生给伤员换药。那时候，红军条件十分艰苦，缺医少药 ，所谓换药，也就是用盐水洗洗，敷上点中草药。有时连中草药也没有，伤员伤口感染溃烂，又是脓又是血，有的重伤员大小便失禁，弄得污秽不堪，但妈妈从不嫌弃，用她那双勤劳灵巧的手一点儿一点儿，耐心细致地收拾干净。
那时，因为没有病房，伤员都是安排在各个老乡家里，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选择山里或偏远偏僻的村子，这些村子周边环境比较荒凉，经常会有野兽出没。妈妈护理伤员要挨家挨户收集污染物，然后拿到小河边去清洗。夏季天气炎热，伤员的衣物血、汗和尘土混在一起，又腥又臭，气味十分难闻，熏的人恶心欲吐，但妈妈从来没有怨言，总是认真仔细地洗净晾干。冬季数九寒天，妈妈双手被冻得通红，她就用嘴哈哈气，继续洗，从不叫苦叫累。有时三更半夜，还要摸黑走街串巷去照顾重伤员。有一次清晨，妈妈去看护一个重伤员，刚进那家院子，就有一只野狼突然从院子里冲了出来，吓得妈妈出了一身冷汗，但妈妈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仍然勇敢地坚持摸黑去照顾重伤员，只不过手里多了一根棍子。
医院的工作虽然又脏又臭、又苦又累，但妈妈心情很愉快，在这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人欺负人，大家都很平等，关系十分融洽。妈妈心里明白，这些伤员都是为了穷人能过上好日子才负的伤，照顾他们是应该的。
子长县（瓦窑堡）水沟坪村张李则沟红军医院旧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中央机关进驻瓦窑堡，12月，中央决定组建红军医院，傅连璋任院长，后来妈妈也调到医院当了一名看护。当时，一位开明进步的大户人家自愿腾出一排窑洞给医院当病房，这样医院才开始有了自己的病房，可以集中收治伤病员了。后来医院迁到了保安（志丹）县，再后来又迁到了延安镇里，专门负责中央领导和延安地区的医疗保健工作，医疗条件也有了很大改善。林伯渠、张浩、关向应等许多中央高级干部都在医院住院、治疗过。毛主席对医疗工作也十分重视，非常体谅医务工作者的辛苦，1941至1942年间，毛主席先后两次为护士题词：“护士工作有很大的政治重要性”“尊重护士，爱护护士”。
延安中央医院旧址
在医院，由于妈妈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肯干，干活麻利，头脑灵活，她洗东西又快又好，打扫卫生干净利索，照顾病人细致周到，深受院领导和医生护士的好评。医生出诊，都愿意带着妈妈去当跑腿的，帮助拿拿东西，如缺什么器械、药品，就让她回医院去拿。别看这活挺简单，但对一个十二、三岁、大字不识一个的孩子来说，要记住那些稀奇古怪的医疗器械和拗口难记的药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妈妈每次都能牢牢地记住，准确无误地完成任务。一开始跟医生出诊，见到中央首长，妈妈总是很紧张拘束，战战兢兢，大气不敢出，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后来时间长了，妈妈发觉这些大“官”一点架子都没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就像村里的大叔似的，慢慢也就自然放松了。但也有极个别的高级干部性子急，脾气暴，稍有不如意，就训人，甚至骂人，还都是民间那些脏话，搞得医生都不敢去给他出诊，院领导没办法，只好找一些有头有脸，有点名气的医生去给他出诊。唉！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有一次，刘伯承元帅因工作繁忙，长时间熬夜，那只受伤的眼睛红肿发炎，影响到另一只眼睛也红肿发炎，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带妈妈去给刘帅出诊，医生开了药，还用药水给刘帅冲洗了眼睛，洗完后刘帅笑着说：“洗的不错嘛。”这句话大大增强了妈妈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对妈妈此后的人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后来妈妈出色完成各项艰巨工作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自此以后，妈妈协助医生为许多高级干部做了大量的护理工作。
由于妈妈能够出色地完成领导布置的各项任务，1936年，经战友田桂花介绍，妈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医院年龄最小的党员之一。
延安抗大旧址
1937年1月，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同时新组建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也搬到了延安。后来随着学员不断增多，医务人员不足，不久后，妈妈就被调到“抗大”卫生处工作。在“抗大”卫生处，妈妈仍然保持了在红军医院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好传统、好作风。妈妈的老战友原北京军区总医院院长曹兴高叔叔就对我们说过：“当年，你们妈妈是抗大卫生处最能干的一位，年龄不大就当了看护班的班长啦。”
在延安“抗大”时，妈妈和大多数小姑娘一样，对什么事都充满了好奇心。有一天卫生处里传闻，说“抗大”来了一位上海的电影女明星，叫蓝苹。妈妈不懂“电影明星”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电影是个什么东西，她觉得大概就是个有名的艺人吧。当抗大学员排队外出经过卫生处时，她就和小伙伴们一起站在路边，叽叽喳喳，指手画脚，找哪位是蓝苹。妈妈说她看过江青演出的京剧“打渔杀家”。
妈妈在“抗大”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仅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还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极大地提高了妈妈的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当妈妈具备了一定的文化知识，校领导就安排她去医疗培训班学习。学习毕业，妈妈就正式走上了救死扶伤的医疗岗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寻找抗日救国的道路。1939年，党中央为了便于青年们学习，决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抗大分校。1943年1月，上级决定调妈妈到太行山根据地抗大太行大队（后扩编为太行分校）卫生处工作，自此，妈妈离开延安奔赴了抗日前线，没想到这次离开，竟永远告别了延安。妈妈对延安怀有深厚的感情，十分怀念在那里的工作和生活。
妈妈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成长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从一个普通看护，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军医，都离不开红军医院和“抗大”的培养教育，红军医院和“抗大”为妈妈的革命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离休后，妈妈多次表示想回延安看看，但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这成了她此生最大的遗憾。
解放后，环境好了，生活稳定了，但妈妈劳动人民的本色并没有改变，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她经常告诫我们，要向人民群众学习，把根扎在人民群众中，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是力量的源泉，是在社会上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1959年，南海形势紧张，中央军委任命父亲为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海南岛榆林基地司令员，肩负保卫南海的重任。那时候的海南岛，可是个谈虎色变的地方，偏僻荒凉，条件十分艰苦，帝制时期曾经是流放犯人的地方。
妈妈为了支持爸爸的工作，毫不犹豫地带领全家离开美丽富饶、风景如画的青岛，奔赴贫穷落后、环境恶劣的海南岛。因为榆林地区没有学校，妈妈只好带着我们姐弟五个孩子留在广州石榴岗舰队所在地上学。
记得刚到广州不久，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回家，我和哥哥及他的几个同学一起走，为了图省事，抄近道，从一块没有庄稼的农田中穿了过去。我们正走着，忽然发现一个大人从村子里跑出来，嘴里还叽里咕噜的喊着什么，我们刚到广州不懂广东话，也不知道他喊什么，还自顾自地走着。哥哥的同学懂广东话，说：“他不让踩地，来抓咱们了，快跑！”于是我们撒腿就跑，我小跑得慢，眼看就要被追上了，哥哥“见义勇为”，停下来等我，等我跑过去了，他才跑，结果被那个大人抓住，带到村子里去了。我吓得坐在地上哭，也不敢回家，哥哥的同学赶紧跑回去告诉了妈妈，不久妈妈来了，拉着我的手到村子里去给人家赔礼道歉。见到村干部，妈妈给人家赔了不是，还说有什么损失愿意赔偿，村干部态度还不错，说赔偿就算了，以后注意点就行了，就把哥哥给放了。那天正好赶上父亲回舰队开会，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把我和哥哥一顿臭骂，最后还来了句“你们踩老百姓的地就是砸自己的饭碗。”第二天是周日，吃过早饭，妈妈说：“你们今天别出去玩了，跟我到地里干点活。”那时候，正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人民生活也很艰苦，物资极度缺乏，粮食不够吃，正因为如此，农民们才特别珍惜地里种的庄稼。当时，部队的生活也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艰苦，妈妈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用她那双勤劳的手把房前屋后空地开垦出来，种一些蔬菜和玉米，不仅自己吃，还经常给邻居一些。那天妈妈带着我们在地里拔草、浇水、支架子，干了一上午，把我们累得腰酸腿痛。这干活和玩真是不一样，玩多长时间也不觉得累，干活干一会儿就累得不行，这下我们总算是亲身体会到了“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妈妈的不易，地虽不多，但妈妈一个人干也确实很辛苦。自那以后，我们也一有空就主动到地里帮妈妈干点活，减轻一些妈妈的负担。晚上，爸爸回来知道了这件事，没有说什么，但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1962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北方形势骤然紧张，父亲又被任命为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担负起镇守祖国北大门的重任。
刚到旅顺时，父亲的秘书给妈妈介绍说，旅顺有两个比较合适的学校，一个是军队的“八一小学”，在太阳沟，较远，但有班车，条件相对好一些；另一个是地方的“九三小学”，在下沟，离家较近，但条件差点，问妈妈选择哪一个。妈妈毫不犹豫地说：“上九三小学，让他们去接触一下工农子弟有好处。”
开学前，妈妈一再叮嘱我们，不要有优越感，不要搞特殊化，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向他们学习，搞好团结，共同进步。就这样，我们第一次走进了地方小学，从此和工农子弟一起在校学习。
地方小学条件确实比军队小学差，教室简陋破旧，桌椅吱嘎乱响，取暖就靠教室中间的一个小煤火炉。老师讲一会儿课，还要下来捅会儿炉子。我们真是有点不适应，回家向妈妈诉苦，妈妈总是耐心地告诉我们要坚持，要忍耐，时间长了就适应了。果然，时间长了，我们也慢慢适应了。在学校，工农子弟都很淳朴勤俭，对我们也很友好，很快就打消了我们的顾虑，使我们逐渐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
学习过程中，我们还学会了许多生活常识，比如冬天生炉子，以前在家有人做饭，我们从来不操心，也不会生炉子，在学校取暖生炉子是由学生轮流值班。老师安排班里一个最能干的同学和我一组，每天值班的同学要提前到校，把炉子生好，还不能有烟，不认真还真做不好。没想到，这项本领在我1968年参军入伍后，在东北边境深山老林里战备执勤，值夜班自己做夜班饭时还真用上了。
我们还要劳动，入冬前，学校组织四年级以上的学生去白玉山，捡松塔和枯枝，当引火柴。我们拿个大麻袋，满山遍野地捡拾，然后再千里迢迢背回学校，尽管累得精疲力尽，也咬牙坚持到底。这确实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锻炼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毅力，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不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敢于面对，勇于战胜。
和工农子弟在一起，彻底改变了我们干部子弟身上惯有的“骄娇”二气，使我学会了如何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如何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奠定了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坚实基础。
妈妈养育了我们五个孩子，小时候，我们都很爱好体育，衣服、鞋袜脏了破了是常事，妈妈总是耐心细致地给我们洗好、补好。我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了小的穿，破了妈妈补好继续穿，我们穿带补丁的衣服是家常便饭。等我们长大一些，妈妈就经常让我们自己洗衣服，开始洗小件，慢慢再洗大件，培养我们爱劳动，不怕苦的精神。尤其是对姐姐，更早早地就要求她自己洗衣服，还教她补衣服、钉扣子、打毛衣这些针线活。姐姐开始补衣服觉得老穿线麻烦，就把线穿得长长的，结果不是打结就是断线，妈妈见了就风趣地说：“你真是个懒婆姨纫长线，这样不仅不省事，还更费事。”然后就认真地教姐姐怎么穿线，怎么缝补。
我上中学时爱踢足球，冬天袜子常破，那时的袜子都是布的或线的，很容易破，一双袜子没几天就破了，妈妈常说我“你吃袜子呀！”说归说，妈妈还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补好。时间长了，我都有点过意不去啦，当袜子刚破了一点的时候，我就用线把它连上，妈妈见了会笑着鼓励我说：“缝得不错”。第二天我穿袜子时一看，这哪是我缝的，是妈妈又重新给我缝补好了。
妈妈就是这样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都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好传统、好作风。
1964年，有个部队记者听说了妈妈的事迹 ，为此专门采访了妈妈，并写了篇题为“将军的家风”的文章，登在《人民海军》报上，后来《解放军报》也转载了。
（作者马蜀南，系原总参谋部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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