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身革命
成荫原名蕴保，1917年出生于山东曹县，其父东吴大学毕业，醉心实业救国。成荫排行老五，6岁那年，母亲病逝，父亲开矿失败，负债累累，他小小年纪就生活在逼债人的冷面孔和当铺的高柜台之间，倍感无依无靠。由于家境艰难，成荫要靠兄长供养，他辗转于父亲、大姐、大哥、二哥之间，小学、中学期间累计失学6年。虽然环境艰苦，但磨不灭他那颗炽热的心。他有艺术天赋，青少年时曾与失学青年一起搞乐器合奏，学拉二胡、小提琴，幻想当音乐家，也喜欢京剧和话剧。
36年，在二哥的引导下，他开始读进步书籍，接受进步思想。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血气方刚的他，在学校里公开赞扬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义举。“七七事变”给他以巨大的震动，他唯一的念头就是：要抗日，不当亡国奴！
37年9月，成荫踏上征程，寻找抗日的队伍，行经原平、忻口时， 恰遇从陕北开来的红军，纪律严明，沿途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对比之下知道共产党、红军抗日最坚决。10月，武汉亦准备撤退，成荫怀着满腔的激愤，找了几个善德的同学，自发组织“怒号”救亡歌咏队，一路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及抗日救亡歌曲。11月成荫到了西安，在“寒假战士训练班”听课，在这里，他打开了眼界，知道了革命圣地延安。学习结束，便四处寻找去延安的关系。
1938年初，成荫来到延安，他很快就被那朝气蓬勃的革命气氛、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所感染，终日沉浸在欢乐激动的情绪中，一扫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积压于胸中的郁闷心情。在陕北公学短短的三个月学习中，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人生的真理。那个时候，在陕北公学的广场上，经常可以听到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大报告，还有许多著名理论家的讲课，使他从幼稚无知的境地飞跃起来。他深深庆幸自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终生为劳苦大众奋斗，他第一次感到生活的意义变得那么崇高！
5月1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陕北公学毕业，成荫原准备到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一心想毕业后上前线杀敌。因在毕业演出《张老二参军》中出色的表演，其艺术才能被鲁艺老师发现，动员他去鲁艺学习，他经过思考，认识到“搞艺术也是革命”，于是参加了鲁艺二期戏剧系的学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艺术生涯。
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等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的《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4月28日，毛泽东又发表演讲：“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半年多的学习，成荫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得益匪浅，学习期间，他创作了反法西斯的活报剧《傀儡戏》、《国际玩具店》和《世界公园》。他说：“使我难忘的是，‘七·七’一周年的时候，我们学院演出了三台大戏。这是延安过去从没有过的盛大演出。三个戏是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和京剧《松花江上》，我在剧中担任丁郎一角，连续演了好多场。演出后，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请我们参加演出的师生，到机关合作社去会了一次餐。席间，我们和中央领导同志亲密地谈笑着。”
1938年11月，成荫被分派到一二〇师战斗剧社任导演。12月下旬，为了支援冀中平原的抗日斗争，贺龙率主力部队离开晋西北，开赴冀中。
当时的战斗剧社，工农出身经过长征的人占绝大多数，大家的政治热情和战斗作风是众口称赞的，但在艺术工作上还处于非常简陋的阶段：化妆品用的是黑墨和铅粉，粘胡须用的是浆糊和棉花，在一块纸上画个框挂起来就算窗子，在两幅幕布条之间出出进进就算门，戴上破礼帽穿上旧长衫再架上眼镜就是汉奸，如此等等，长期沿用。
成荫来到剧社，他立即拿出从延安带来的新剧本进行排练，并且从舞台工作的各个部门进行创新和改进。采用布景板和台阶搭建立体布景，将松香和酒精混合制成化妆专用胶水，用有色玻璃纸罩在汽灯上变换灯光等等。并且建立了演出时前后台岗位责任制，排练时分析剧本研究人物等制度，使剧社的演出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整个艺术创作工作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都说：“这下咱们剧社可有了戏剧专家了!”
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发动大规模围攻，敌强我弱，贺老总决定：主力分散，避实就虚，在运动中伺机打击敌人。于是，我军靠两条腿，拖着日本的精锐师团在平原上兜了40多天的圈子。在这场意志与力量的较量中，战斗剧社始终跟随部队。有战斗时，他们在枪炮声中演出，演完就走；每行军到一个新的驻地，不管多累也要搭台演出，鼓舞斗志；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更要演出。除了演出，他们还参加收编地方武装的工作。剧社有武装班，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挖战壕，进行警戒，时刻准备战斗……
那段日子里，几乎每天都要打仗，每天都要行军转移，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天。在这种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演出就很不容易了，更别说创作。但是，成荫硬是挤出时间排演新节目，导演了歌剧《农村曲》。《农村曲》的伴奏乐器虽然只有一把二胡、一支笛子和一个口琴，但演出效果却出人意外地好，不仅一二〇师指战员同声赞誉，冀中军区的党政军领导都亲自向成荫表示祝贺。
39年4月，在齐会村，一二〇师打了一个漂亮的运动战，歼灭日本精锐部队一个大队，蒋介石、阎锡山等都曾致电祝贺。战后，莫耶编剧、成荫导演，话剧《齐会之战》在冀中、晋察冀巡演，大长了我军的士气。
7月、8月间，根据“建立子弟兵，武装保卫丰收”的精神，成荫导演了话剧《丰收》、《水灾》等。《丰收》描述的是：丰收了，有的农民舍不得田园，不愿去当兵，是敌人的扫荡使他们最终明白“必须武装起来，自己保卫自己！”
39年6月，申伸（1920年生，北平的女学生，后与成荫结为伉俪）为了抗日，辗转来到战斗剧社。正赶上排演《丰收》，成荫看她形象不错，穿个花棉袄，像老百姓，就让她演剧中的永祥嫂。申伸没有学过表演，不会演，不会唱，心里非常着急。成荫鼓励她说：“不要怕，老百姓是什么样，就怎么演。”此时申伸不知哪来了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儿：“不会，学呗！好在我在冀中时跟老百姓有过不少的接触。”在导演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申伸上台了。为了赶“七一”演出，他们突击排练，白天黑夜地干，就跟打仗一样。结果三五天，这部戏排出来了，上演了！没想到这部戏演出后特别受欢迎，因为是演的老百姓自己的事情、根据地真实的斗争生活，后来是一演再演。
9月，贺龙、聂荣臻指挥一二〇师主力和晋察冀军区参战部队，在陈庄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日军1200人。当时，部队在山那边打仗，战斗剧社在山这边演戏，那边炮火隆隆，这边锣鼓喧天，战斗打了五天五夜，剧社演了五天五夜。战斗结束后，贺龙师长给剧社记一大功。
1939年年底，一二〇师回师晋察冀。日寇扫荡非常残酷，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敌人所到之处，留下一片凄凉。反扫荡结束后，在萧瑟的西风里，聂荣臻司令员面对着坚持反扫荡的军民庄严地宣告：“烧毁我们的房屋，烧不毁我们的土地，杀死我们的人，杀不死我们千百万人的心！”成荫目睹了这一切，这诗一般的语言，钢铁一般的意志，就成为他创作无对白音乐剧《晋察冀的乡村》的主旋律。音乐剧 《晋察冀的乡村》构思巧妙，表现手法新颖独特，没有一句台词，借助丰富的生活化的动作和音乐，活脱脱地把根据地人民在敌人面前坚韧不拔、顽强刚毅的形象矗立起来。
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巩固了，文艺队伍也有了一个休整、发展的安定时期。这是解放区文艺百花争艳的时期，这段时间产生了不少反映现实斗争的好作品，但由于各种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单纯追求艺术，脱离实际，热衷“大戏”、“洋戏”的一些偏向。
1942年5月，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提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纠正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不正之风。
1942年7、8月间，贺龙带战斗剧社到延安汇报演出，带去的节目就是《丰收》和《晋察冀的乡村》。《丰收》是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精品，演出给观众耳目一新的全新感觉，脱颖而出。延安的《解放日报》连续发表评论员文章说：“《丰收》有深厚的生活基础，表现了农民的典型性格，表演真实、生动，散发着一股浓烈的泥土气息”等等。同时对《晋察冀的乡村》评价很高，说它是思想、艺术双丰收的优秀作品，后来人说这部音乐剧已经突破舞台，有了电影的影子。
汇演期间，成荫又用了三天的时间赶写了三个独幕剧：《求雨》、《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描写了边区人民如何机智勇敢地与鬼子、汉奸做斗争，这组戏用晋西北方言表演，深受到边区军民欢迎。
那时战斗剧社的演出红火得不得了，延安的所有的礼堂都演遍了，毛主席和许多中央负责同志也都看了他们的戏。贺老总非常高兴，把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和指导员成荫找去，要他们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批评和指示。
毛主席接到信后，很快就亲笔写了回信：
“欧阳山尊、朱丹、成荫：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样的戏。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三日”
1940年，成荫开始担任剧社指导员，但创作活动从未间断过，在演出中，幕间换景，为了减少观众等待的时间，他就把二胡、小提琴重新拾起独奏或合奏。
1944年成荫又写出了独幕话剧《打得好》，获“七七七”文艺奖，同时作为晋绥边区模范工作者，出席了群英大会。2005年，《打得好》被重新搬上舞台，被列入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优秀剧目”，再次燃烧起当年的红色激情。
日本投降后，成荫被调出战斗剧社，派到晋绥南线参加解放汾阳战役，建立吕梁军区后任政治部宣传科长。1947年3月，成荫随王震率领的西北野战军二纵队星夜赶到甘谷驿，参加了保卫延安的甘谷驿，羊马河、蟠龙、青化砭、沙家店等战役，在这过程中亲身的体会了毛主席的战略思想。
对这段经历，成荫谈的最多的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直接领导宣传部长，人很年轻，在一次战斗中，他们一同上去的，部长却再未下来。那位部长的直爽、坦白、有股拼命劲，还没有恋爱过就牺牲了，成荫很为他惋惜。另一个是一位年轻的营长，人很热情、勇敢，在带领部队行进时，一转身之间中了敌人的流弹而牺牲，成荫深感痛惜。
这种情感，这段生活，难以忘怀，是他之后创作的源泉。
二、从战场到电影厂
1、学电影
1947年秋，西北战场转向对国民党大反攻，为了培养电影干部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0月，贺老总亲自下命令将成荫从部队调回，去东北学电影。西北电影工学队，30多人，1947年10月从山西省兴县出发，历经8个月，徒步行军数千里，于1948年6月底抵达黑龙江省兴山鹤岗矿区东北电影制片厂。
成荫从此由战场走向了电影厂。在东北电影制片厂，他顽强地、迅速地学习电影技术。他把东影基地片库里几乎所有的影片，都一部一部地在摇片机上拉过，逐一地领会其中的摄影方法和剪辑技巧。当年7月，他拍摄了新闻纪录影片《东影保育院》。
第二年，1949年3月，他取自部队生活素材，自编自导了故事片《回到自己队伍来》，描写国民党士兵如何觉悟，火线起义的故事，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回到自己队伍来》完成于新中国成立前夕，是中国社会主义电影的前奏。1949年7月成荫到北平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这部影作为献礼片放映。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电影艺术工作者协会成立，成荫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
2、《钢铁战士》
1949年10月1日，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候，成荫站在参加庆典的千万人之中激动不已，浮想联翩，想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的战友，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在创作中去表现他们，于是有了1950年的《钢铁战士》。
“不要忘记，我们的胜利是多少烈士们的血换来的！”这是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钢铁战士》是“百万英雄”的故事。今天我们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我们有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一支英雄辈出、战无不胜的军队。影片中，排长张志坚坚毅：在百姓危难之际，他挺身而出；炊事员老王沉稳：当凶恶的敌人满山遍野地冲上来时，他嘴里叼着小烟袋锅，从容不迫地把手榴弹在阵地上一个个摆开；通讯员小刘稚嫩：他吃完了敌人送来诱降的点心，把碟子摔了个粉碎……他们身份不同，性格各异，但同样都有着坚决、勇敢、顽强的献身精神，这种精神气壮山河！久久地荡漾在人们的心中。
1951年《钢铁战士》参加捷克斯洛伐克的卡罗维·发利举行的第六届国际电影赛会，获第六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平奖。国际电影节的评语说：“因其对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做了艺术地和动人地描绘，他们为了保卫和平，正在进行坚决、自我牺牲的斗争。”
评判委员会主席布劳西尔评论说：“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进行解放斗争所得到的胜利成果，已成为全世界和平最大的保证之一。”
在国际电影赛会上，《钢铁战士》一场就是三千多观众，场场客满，受到普遍的赞扬。在苏联也得到了普遍的喜爱。《真理报》的影评说；“这部片子真实而带着巨大的动人力量，叙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英雄精神，叙述了他们要战胜反动势力的不屈不挠的决心。”
这就是《钢铁战士》的魅力。
影片中，最生动感人的是通讯员小刘的形象，称得起是经久不衰“这一个”。这个形象又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呢？首先是挑选的演员性格有与小刘相似的地方，那么选完以后呢？看看孙羽的一段话：
“我在此之前，不要说‘演电影’，就是看电影，也是屈指可数的几部。我对电影完全处于无知状态。当时，尽管我非常喜欢这个英雄人物，但对于‘演电影’却有一种恐惧心理。当我和成荫同志接触后，他很快就打消了我的顾虑。作为一个长辈，他不但使我感到值得尊重，也使我感到值得亲近。当时，针对我的具体情况，成荫同志不是一招一式地教我‘演电影’，而是帮助我研究人物和人物的生活环境，耐心地引导我去深刻地理解和感受人物的心理活动，唤起我对人物生活的自我感觉。……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成荫同志对我始终是严格要求、热心关怀的。记得有一次拍摄一个镜头，表现小刘贪恋打枪，连长批评了他，他吐吐舌头，不好意思地离开阵地。吐舌头的动作我总做不好。成荫同志就让我一遍遍练习，直到拍完这个镜头，我自己也不满意，因而哭了一场。过后，成荫同志双手捧着我的脸，用他的脑门顶着我的脑门对我说：‘以后遇到困难不许哭！不吃苦头就出不了成绩。’”
凭着刻苦和努力，仅经二、三部影片，成荫便一跃而成为一个成熟的电影导演，出现了“惊人的飞跃，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人说：“这部影片不像一个青年导演拍的！共产党里面有人才！”
同年《钢铁战士》还获1949——1955年文化部优秀影片一等奖。
1951年1月，成荫调北京担任电影局艺委会秘书长。
3、《南征北战》
成荫是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艺术家，他曾说：“我曾梦想过，在我这一生中，能把革命历程中几个重大关键搬上银幕，在银幕上使观众看到当时历史的真实情景，是件多么有意义的工作。”
于是拍摄《南征北战》的任务交给了他。
成荫有这样一段话：
“影片的主题——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伟大战略思想的胜利。这是一个严肃的课题，影片的作者亲身经历过，如影片里所描写的华东战场的真实情境，作为导演的我，也曾在另一战场上——陕甘宁保卫战中，经历过那艰苦而又光荣的年代。走过那段路的人，都曾共同地、深刻地感受过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英明，如何使当时处在劣势的人民军队战胜拥有优势力量的敌人，把革命推向胜利。也同时都曾感受过，那个年代里解放区人民的痛苦和英勇的斗争意志。在作者创作中和我们全摄制组工作人员中，都曾努力地企图表现出这一主题的伟大意义，表现出当时的真实情景。我们知道若能够很好的表现出这一历史的真实，那就会产生一部较有意义的作品，真实是艺术中最宝贵的品质。”
他们——创作者和制作者们，他们做到了。他们用艺术将历史的真实献给了人民。
《南征北战》是大题材：影片以1947年华东战场的莱芜战役和孟良崮战役为背景，叙述了一个蒋介石妄想南北合围消灭我军主力，却被我军反其道而行之，在运动战中消灭了蒋军的南北两个主力，歼敌近十万人；《南征北战》是大视野：表现了我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正确运用毛泽东运动战的战略思想，取得了解放战场的主动权；《南征北战》是大场面：影片动用了千军万马，展现了颇为宏伟壮观的战争场面。
1952年，成荫领命到上影拍《南征北战》时，成荫选了三位来自解放区的同志做副导演；扮演解放军各级指战员的演员中就有十三位做过部队文工团的团长；从国统区来的演员则有冯喆、张瑞芳等7人；负责摄影、美工、录音等技术部门的，清一色是上海电影界的著名技师。成荫就像是酵母，把两支经历不同的队伍糅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团结高效的整体，高质量地完成了《南征北战》的拍摄任务。
著名摄影师朱今明回忆说：
“我和成荫同志合作过两部影片，他导演，我摄影，我们在工作中结下了很好的创作友谊。我们共同享受过创作的欢乐，也共同承受过创作的痛苦；我们一道去苏联实习，他是中国电影实习团的副团长，我是团员；我们也同时关过一个牛棚，遭到人格的污辱和诽谤……。我和成荫同志的合作是在1951年开始的，那时他刚刚完成优秀影片《钢铁战士》就匆匆来到上影厂，着手筹备影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我有幸在这部影片中担任摄影，这是我第一次和成荫合作，也是我第一次拍摄反映战争题材的影片。解放前我一直在国统区工作，对解放区的生活，对解放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及战场上的搏斗等等，都是生疏的。除了从书本和文字材料中获得一些理性知识外，感性知识简直可以说是“零”。怎样才能准确地、真实地、生动地把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通过人物，通过战斗生活和战场气氛摄入镜头反映到银幕上去呢？为此，我苦苦地思考着……
成荫同志是深深懂得我的心情的，为了使我缩短创作上的这个距离，他和我到鲁中南深入生活。我们背着被包从山东益都步行上沂蒙山区，那是腊月里，天寒地冻，路途崎岖，从益都进入沂蒙山区，虽只百十来里地，可没走一半路程，天就黑下来了，抬头望望四周，一片瓦砾，没有人家，因为战后不久群众尚未回归家园，我们如同进入了无人区！这时，只见成荫沉着地来回巡视着，他很快地选择好了一块尚存有碎石堆积的残壁旁，作为避风角落的宿营地。于是我们打开被包铺在泥土和碎石堆上，和衣躺了下去。第二天清晨睁眼一看，四周都是狗屎！然而我尝到了“把大地当卧床，把夜空当篷帐”的野战军生活的滋味，虽苦，但苦中有乐，其乐无比！就在那天夜晚，成荫同志躺在碎石堆上和我谈着他的经历…...听着他绘声绘色的讲叙，我的思维活跃起来了，剧本中的人物、场景也不断地在眼前闪现，虽然还不具体，但已经可以感觉到了。
后来，摄制组成立了，成荫同志要求创作干部一律下去生活，不论是解放区来的，还是国统区来的，不论有无战斗生活的，也不论是新老电影演员，都到连队当兵，和战士们共同生活，共同操练，和战士交朋友、谈心，要求我们到生活中寻找创作的依据。成荫同志就是这样执著地遵循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准则使我受到很大的启迪。
在进入拍摄全片高潮的一段戏时，为展示人民解放军向敌军进行反攻，打得敌军溃败如山倒的真实情景，成荫同志希望能在一个连续性的画面中，既看到我军英勇作战的磅礴气势，又看到敌人丢盔卸甲的各个细部的狼狈之状，我们在一起磋商许久，我们认为要达到这样的银幕效果，依靠以往惯用的方法，把摄影机架在普通的移动车上进行推，拉，摇，移是远远不够用了，必须借助于起重机拍摄方能完成任务。而解放初期的技术条件很简陋，为摄影服务的起重机尚未在我们的摄影棚出现。为了追求理想的艺术效果，我们决定亲自动手设计，土法上马，制造了一台木制起重机，没有机械设备做车轮，就用一个大树墩来代替机座。我国电影第一代升降机就这样诞生了，别看它既粗糙又笨重，还真解决了大问题。成荫和我就在这台起重机上拍下了：在硝烟弥漫的广阔而又起伏不平的原野上，我军英勇的步兵、炮兵、骑兵部队，势不可挡地向敌人追击猛攻，扫尽战场上的残余之敌的镜头；然后摄影机下降，拍摄我军押解大批俘虏由远而近纷纷而过的镜头，随着人物的运动，镜头摇摄，画面中呈现出大批的枪支弹药，大炮坦克……战利品堆积如山。接着人声鼎沸，镜头迅速升起摇俯摄，我大批支前部队和民兵及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欢呼胜利蜂拥而来，然后镜头摇摄下降，落在被人群包围着的敌军坦克上，推近，坦克的顶篷掀开了，伸出了一面摇摆着的投降白旗，敌军司令张灵甫灰溜溜地从“乌龟壳”里钻了出来；举手待擒……。这一系列复杂的内容，能在一个镜头里一气呵成地拍摄下来，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不易的，通过摄影机的运动，加强画面的内部调度，产生连续性、完整性的画面造型艺术，是50年代初期新的电影造型艺术的探索。成荫同志敢于尝试，勇于突破的精神是可贵的。
《南征北战》深受广大观众喜爱，久映不衰。
1954年9月至1955年12月担任中国电影工作实习团副团长，去莫斯科电影制品厂实习。
1956年成荫任北京电影制片导演。
4、《西安事变》
1981年的《西安事变》，标志着成荫电影导演艺术的高峰。
成荫早在19 62年时就想把西安事变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搬上银幕了。他的岳父申伯纯当时是杨虎城的交际处处长，是我地下党与西北军的联系人，他写了一本《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97年1版，2008年2版）并常和成荫同志谈起当时的轶闻琐事，使得成荫同志掌握了很多感性材料。西安事变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写了一个拍摄提纲呈送给周总理看，当时总理说：现在还不忙搞。到了七十年代， “西安事变”的话剧、戏曲节目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出来，文化部当时曾让崔嵬同志去拍摄“西安事变”的影片，但不幸崔嵬同志尚未动手就病逝，后来任务就交给了成荫。
最终，成荫导演的《西安事变》以磅礴的气势和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创造了一部具有突破性史诗作品。
西安事变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影片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准确把握了历史的脉络，即：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逼出来的，张杨二将军的爱国热情是产生事变的直接原因，而事变的圆满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则是我党起了重要的作用。
如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将这一重大事件给予以艺术体现？成荫说：“西安事变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很有戏剧性，所以摄制组的功夫不是下在情节的‘奇’上，而是人物的‘真’上。” 因此，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于人物的塑造上。
在“西安事变”各种矛盾、各个人物的性格冲突的复杂关系中，他牢牢地把握住张学良和蒋介石这个核心。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冲突，既是爱国抗日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的冲突，也是热血、坦诚的求真性格和阴险狡猾、背信弃义的性格之间的冲突。临潼苦谏一幕彻底暴露了蒋介石坚决不抵抗、反共到底、准备枪杀请愿学生的残暴本性，因而使张学良对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促发了捉蒋兵谏的动力和决心。在这里，政治的、历史的冲突，获得了具体的性格依据和情感演变的过程，客观矛盾的汇聚与爆发通过人物的具体情感来表现，这是《西安事变》不同寻常的感染力所在。
在影片中，蒋介石形象的塑造摆脱了概念化、漫画化的套路，对其性格的逼真描写，使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历史观点的人们也不能不产生认同感。比如，蒋介石身处绝境，却仍旧以势压人，色厉内荏，时有惊恐，却又转而镇静，最终拒绝在“双十二协定”上签字等等，塑造了一个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另一个中心环节是“张离不开杨，杨离不开张，张、杨离不开共产党。”
影片中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是民族英雄，他们都有鲜明的个性，张学良的敢作敢为、热血坦诚；杨虎城的老练持重、多谋远虑和处事谨慎。张学良对蒋抱有很大幻想，杨虎城对蒋则始终保持警惕和怀疑。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他们都认识到：“抗日要靠共产党”。不同的是：杨虎城与我党早有联系，但行动谨慎、犹豫。张学良与我党联系较晚，却行动果断。这种性格也表现在具体的场面中，如：对待游行请愿的学生，张、杨都抱着深切同情和爱护的态度，但采取的方式却大不一样。影片中通过操着陕西方言的西北军排长关城门、搬铁丝网、上刺刀等如临大敌的架势，体现杨虎城的苦衷：“宪兵二团已经在临潼道上架起了机关枪，咱杨主任怕娃们着祸才让关城门的……张学良呢，则向游行队伍慷慨陈词，声泪俱下，以生命作担保，劝阻爱国学生避免流血牺牲。……之后，杨虎城遇害，张学良被禁，这首雄壮的悲歌久久回荡在天地之间。
成荫运用电影技术驾驭大题材、显示的高度艺术概括力在《西安事变》中也臻于极致。影片对抗日战争前夕国内、国际各种趋于活跃的政治力量之间的纵横捭阖，瞬息风云变幻的时代面貌，展示得波澜壮阔、蔚为奇观。架构之恢宏，容量之博大，变幻之多姿在中国电影史上也是屈指而数。
1982年5月23日中国电影金鸡奖第二届评选委员会的评语说：“成荫同志在《西安事变》的创作中，把广阔的历史规模和生动的人物刻画结合起来，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某些历史人物的塑造上有可喜的突破，显示了导演的功力，特授予最佳导演奖。”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获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3年获第一届解放军文艺奖。
电影《西安事变》以它的公正和大气，赢得了海内外的盛誉。1981年《西安事变》上映时，观众多达四亿五千万，影片在香港连映二十多天，许多台湾同胞也赶到香港观看影片。
5、其他作品
除了上述三部最经典的作品，成荫导演的优秀史诗作品还有：
1959年的《万水千山》，尽管当时反映党内路线斗争受到许多制约，但成荫带领的摄制组坚持实地拍摄，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跋涉四千多公里，付出了长达15个月的艰辛劳动，终于绘就这幅凝聚红军战士鲜血和生命的、气贯长虹的历史画卷。
1962年的《停战以后》，成荫是从《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有关国共谈判时期的一篇报道《忆安平事件》感悟到的，他透过具体事件看到历史的深刻内涵，之后孕育出《停战以后》这一政论性影片。影片从人物描写到电影形式，都渗透着清晰的纪实观感，兼有政论的风格。11月拍摄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领导人亲莅审片，一致给予极高评价。周总理说：“多拍这样的片子就好了！”陈毅也大加赞扬：“这部片子拍出了我们的志气，很好！”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成荫也拍摄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成荫作为一个富有责任心的电影艺术家，同样十分注意身边正在展开的热气腾腾的社会生活，并且以敏锐的眼光和胆略，用电影形式去揭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如《在前进的道路上》《上海姑娘》、《浪涛滚滚》等。这些影片都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时也提出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
1980年1月23日，国务院任命成荫为北京电影学院院长。
三、五进延安
1982年， 成荫曾撰写《五进延安》一文，刊登于82年5月23日《陕西日报》，他写到：
“1938年初，我步行来到延安这座庄严、雄伟的古城……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三餐小米饭，顿顿黑豆芽菜，每周吃一次肉和一顿白面馒头。可是，我并不感到苦，那时上下差别很小，精神解放了，生活也就无所谓了……
1941年初，贺龙同志派我和朱丹、严寄洲两位同志，由晋绥根据地出发回延安，任务是选拔一些干部和搜集一些学习材料。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极为困难的相持阶段……延安的人们变得深沉起来，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也出现一些波动……我们的任务没有很好地完成，干部一个也没有带去，只是看了许多小说和剧本，抄写了一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著作带回了前方。
1942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接到贺龙司令员打来的电报，要我们所在的一二〇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回延安做汇报演出……毛主席还给我们写了一封鼓励的信……在此期间，中央召开了高干会，总结若干历史问题……延安的整风运动，也使我们在思想上又跃进了一步……
1947年3月，我第四次到延安时，陕甘宁正面临着国民党胡宗南集中二十几万人向边区进犯。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战斗剧社，在王震同志率领的二纵队政治部工作……
饱经忧患的延安，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中枢之地，是革命的坚强堡垒，也是培育大批革命战士的摇篮。
解放后，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想再回延安看看。直到1981年春为了拍摄影片《西安事变》的外景，我的愿望才得以实现。这是我第五次回到延安。延安已经变样了……
这次回到延安，却如游子归乡，听到陕北土语唤起我多少深情的回忆！在我年近古稀的时候，重温青年时代的往事，重温党的教导和延安精神，我感到无限留恋。”
从延安走出来的成荫，将延安精神带进了他的电影长卷，那些栩栩如生战士群像，曾经都是他的战友，永远有一股延安的气息，永远交织着战斗和理想的内容。成荫就是群像中的一员，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晚年。
1984年4月26日 ，成荫不幸去世，享年67岁。
申伸回忆说：“他第一次心脏病发作，是1972年。那时他正在拍现代京剧的影片。以后，心脏就时常向他发出警告，但他却不在意，口袋里装着急救药盒……整整十年，他没有片刻的停歇！那天，他（去观片），离开我最多十五分钟，却丢开一切永远地走了……
“像我们这样一个在近代史上历尽沧桑、从烽火中站立起来的伟大民族，没有足够的电影篇章来展现我们的斗争历史，以激励人民前进的豪情，是不可想象的……成荫的电影作品为我国史诗电影奠定了基石，开创了我国史诗电影的第一个篇章，但是，重要的问题是要后继有人。
谁要是理解不了把全部生命融入革命的真情，也就永远不能理解成荫和他的同代人在电影作品里倾注的一切。”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倪震。
作者：申晓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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