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战略，是中国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毛泽东同志在对整个新民主义革命经验进行总结时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取得了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这两件事：在国内，唤起民众。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进入新时代，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应对百年未有大变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西安事变把蒋介石抓起来的消息传到延安，陕北根据地各界人士欣喜若狂。因为这个大仇人杀了我们干百万共产党员和红军官兵及人民群众，不杀掉他难解心头之恨。
毛泽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从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西安事变是争取蒋介石，促其抗日的天赐良机。如果西安事变不能和平解决，若是把蒋介石杀了，首先是国民党内部就会出现亲日派上台，他们恨不得杀了蒋介石。蒋一死就可以乘机夺权，重开内战，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大举进攻的机会。当时，国民党里面的开明人士也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对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给予同情和支持。
1936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它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他完全是站在抗日和反对‘剿匪’的立场上。它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蒋介石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摩同时也要顾及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有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在政治上的步骤，应使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物在行动上和组织上与我们一致，要派重要的同志去做工作。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前线的中心。”
毛泽东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新的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
12月17日，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等同志飞抵西安，同国民党谈判，做统一战线的工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条件。同时说服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使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对全国和世界有很大的震动，这是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一大胜利。
西安事变在两个问题上给了蒋介石很大震动：它显示了全国范围内，包括国民党营垒内部，实现团结抗日的要求已何等强烈。这以前，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福建事变、两广事变等一连串事件表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国民党内部的抗日要求已很难压抑得住。这一次，1一向表示服从蒋介石命令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竞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进行“兵谏”，要求抗日，不能不让蒋介石产生深刻的思考。
不久，1937年3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联名要求恢复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有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还有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石曾、孙科、李烈钩等，反映出这种要求的普遍程度。英、美两国在事变发生时，不赞成讨伐张、杨，而主张和平解决。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到西安见蒋介石时，对他说：“中国现在东三省亡了几年，大家要抗日，.只等你的命令，为什么会自己干自己，而不用力对付敌人？”这些，对蒋介石都有影响。
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安事变中力主和平解决，周恩来在西安同蒋介石谈话，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事变中不是乘蒋之危，而是有着团结抗日的诚意。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时，中共中央又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便于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的侵略”。这对国民党下决心实行政策上的转变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1937年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奋起抵抗。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标志着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开始。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表示出十分鲜明的态度。中共中央在第二天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量“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卫国土之目的”，要求以“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
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7月15日，周恩来到庐山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三项基本纲领，同时向全国郑重宣告：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7月15日至20日，蒋介石在庐山主持召开谈话会，共有150多名各党派代表、学者名流与会。中共代表周恩来、博古、林伯集等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全国性会议。
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我们东北四省沦陷，已有6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经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的古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他还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变的解决。”但他也明确宣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庐山谈话是蒋介石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次政策性正面谈话。对南京政府来说，表明了南京政府和国民党已经下了抗战的决心。对中华民族来说，表明了全国性投人抗战；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表明了他已把西安事变时作出的政治承诺变成了政治现实。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特意发表了谈话，对庐山谈话予以肯定。作为蒋介石多年对手的毛泽东来说，＂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来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告。因此，受到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庐山谈话表明，作为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面对日寇的侵略罪行，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力量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同意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对付侵略者。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表明，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毛泽东对此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影响，将对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作用。”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共同谱写的光辉篇章；是中国社会基本矛盾和民族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寇侵华这一特定背景下，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切实可行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成果；也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朝向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民族转变的必然结果。
国共再次合作，是日本帝国主义逼出来的，没有日本侵略，没有丧师失地的民族危机，蒋介石不会放弃反共反人民的基本政策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争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们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使用赶驴上山的策略，敦促蒋介石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作者黄学禄，原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曾参加抗美援朝、西藏平叛等战斗。中共十五大代表，第八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2002年离职后，致力于思想政治工作经验总结和党史军史、毛泽东思想研究，先后撰写出《千秋功业》《与思想政治工作者聊天》《看家本领不能丢》等著作，被中宣部推为“时代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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