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涛（1914年12月5日—2011年2月9日），安徽省利辛县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37年“七七事变”后，该读高中三年级的宋涛投笔从戎，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5月参加新四军，1939年春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当年7月随陕北公学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学习，1940年毕业后终生从教。从此，宋涛先生成为中国共产党教育战线、理论战线一名坚定地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的战士。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教育的宗师 宋涛先生1940年从华北联大毕业后，在晋察冀边区四中任教；1944年8月该校并入华北联大教育学院，宋涛先生继续任教并担任政治部主任，1947年华北联大成立经济系，宋涛先生任经济系主任，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学领域教育的先河；1948年初华北大学成立，宋涛先生先后担任一部区队长、天津分校主任、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等行政职务；1950年宋涛先生参与在华北大学基础上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中国人民大学命名组建后，宋涛先生开始担任经济系系主任，并任校党委委员、常委。1956年，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委托，负责主持全国高校马列主义理论人才和政治理论课师资人才培训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继续担任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和校党委委员、常委、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1983年起担任政治经济学系名誉主任。宋涛先生创办和长期担任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会长，以及北京经济学总会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等社会职务，还受命创办经济科学出版社，并先后创办《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当代经济研究》等有重要学术影响的刊物。从这个工作履历，我们不难看出，宋涛先生不仅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的奠基者，而且是全国高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师资队伍培养建设的肇始者，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与繁荣。大家尊称宋涛先生是经济学界的宗师是实至名归的。
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阵地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打开，在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以英国撒切尔首相和美国里根总统为代表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也不可避免地涌进我国，与私有化相联系的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冲击着经济学理论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宋涛先生敏锐地发现这一倾向。20世纪80年代中期，宋涛先生虽然不当系主任了，但是对经济学系的建设和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非常关心，针对当时社会上泛起的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又贬抑马列主义的思潮，宋涛先生带领经济学界进行抨击。在这个背景下，1986年，宋涛先生主持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项目正式启动，这是国家教委“七五”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这个项目不是几个人坐在书斋里搞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象牙塔似的纯理论研究，而是调动全国高校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践中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的调查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创新。研究成果通过每年一次的全国高校范围内的经济学研讨会进行交流总结，研讨会定名为“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项目领导组成员由当时全国8所有经济学科博士授予权院校的经济学专家组成：中国人民大学宋涛、北京大学胡代光、复旦大学蒋学模、吉林大学关梦觉、南开大学谷书堂、武汉大学谭崇台、厦门大学吴宣恭、西南财经大学刘诗白，宋涛教授任组长。秘书长班子则由人大经济学系和北大经济学系领导组成：秘书长卫兴华教授是人大复校以后第二任系主任，副秘书长余学本教授是人大复校以后第三任系主任，副秘书长陈德华教授时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司每年一笔的项目资助经费，八个发起院校的集资，参加会议的部分院校和实际经济部门的赞助费等是此项目主要的经费来源。1986—1990年的五年间以承办会议的方式赞助会议的院校：1986年西南财经大学（成都），1987年浙江大学（杭州），1988年中南财经大学（武汉），1989年华南师范大学（广州），1990年南开大学（天津）。
1989年11月5日，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代表合影，摄于广州
（前排右起第八位宋涛先生）
每年三月份，秘书长们根据领导组的意见研究好会议的主题、研讨的题目等，向有关高校发第一轮通知。各个高校组织撰写论文，论文集中到北京或者评审地，每次会议收到几十篇甚至近百篇论文，领导组的专家们每年要利用暑假对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审。论文评审过程是一个严格筛选确定参加会议人选的过程。以文入选，既保证研讨会的高水平，也充分考虑办会单位的接待能力，因而所提交的论文至少有三分之一被淘汰。会议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会上不同的学术观点交锋、争论，例如，关于所有制问题，有人论述国有企业改革，有人建议发展民营经济；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人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有人提出“按要素分配”；关于宏观经济调控，有人认为政府是调控主体，有人则赞成应以市场调控为主……
这个研讨会是全国高教系统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在全国高校有很大影响，至今已经举办了三十四次研讨会，出版了三十四部论文集。会议纪要由《教学与研究》、《经济学动态》等核心期刊发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曾经加以报道。每次会议成果由“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学术组编辑成论文集，最初五年都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外省市一些有经济学专业的高校曾经把本校入选该会议的论文作为评定职称的一项指标。因此，原本是“七五”期间的一个课题，从1986年开始到1990年结项，然而实际上从1991年起转换成每年一次例行的学术研讨会，很多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对高校经济学教学起到师范作用，而且对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建言献策的作用。会议老中青三代学人齐集一堂，不少青年才俊在这个会议上显露头角，使该会成为繁荣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镇。
宋涛先生主持会议的特点之一是节奏快、效率高。会议报到当晚就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确定几天的研讨会的活动方案，意见统一后就照办，不扯皮、不拖拉。每天的大会发言安排，上午、下午时间都很紧凑，与会代表大多都有发言的机会，既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有对热点问题的讨论，几乎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几天会议下来，就是参加会议的年轻人都会感觉很累，而宋涛先生从不缺席，还精神饱满，很令人钦佩。尽管宋涛先生是研讨会的召集人，但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每次开会，他都提交论文，与所有参会代表平等相待。宋涛先生的论文都是自己动笔，且反复修改，足见其学术的严谨。
暑期审稿会议期间宋涛先生在松花湖畔与笔者的合影
北京经济学总会是宋涛先生在北京牵头组织的一个经济学社团，那个时期北京经济学总会坚持每个月开一次研讨会，受经费的制约，分别由理事会的理事单位轮流主办。研讨会的内容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展开，每次会议的主题则是根据当时的理论热点问题而定。宋涛先生还关注改革开放的实际问题。笔者到日本学习前，他曾嘱咐：“在国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去了日本，就要好好研究日本经济为什么发展得那么快，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借鉴的？”
振聋发聩的历史之问 20世纪80年代后期，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确实在我国理论界掀起一股风，获得不少人吹捧，有人甚至主张用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指导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的改编。对此，1990年6月，宋涛先生在高校理论界第一个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是社会主义的叛徒，显示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原则性。1989-1991年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原有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1998年，笔者从莫斯科访学回来，宋涛先生让笔者谈谈在俄罗斯调研的一些情况，他情绪激动地发问：“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苏共党员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这是这位老布尔什维克自1980年以来，一直在思考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命运及其发展道路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之问，是质问也是警示。老校长袁宝华先生曾经在宋涛先生从教60年的庆祝会上题词赞曰“真理在握，痛斥无产阶级革命叛徒；春风化雨，勤育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清廉律己、平易近人 每次跟着宋涛先生外出开会，都能感受到国内经济学界对他的尊敬和爱戴，这不仅因为他是我国经济学界的老前辈，还因为他本人清廉律己平易近人的品格。
人大政治经济学系有一个从陕北公学带来的传统，那就是不称“官衔”和“学衔”，互相称“同志”，一声“宋涛同志”饱含着相互的尊重和平等。人民大学复校以后，陆续培养了许多年轻教师，就都称“宋老师”了。宋涛先生对初次接触的年轻教师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我学生的学生”，一句话建立起亲切的师生关系，扫去了年轻人在德高望重的前辈面前的局促与不安。
宋涛先生在国家实行“供给制”时期，吃小灶，有一个勤务员照顾他生活；实行“工资制”以后，没有了小灶和勤务员。人民大学复校后，仅有红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工作室，每天上下班时自己提着暖瓶到锅炉房打开水。笔者初识宋涛先生就是在红楼到幼儿园的小路上——那时，每天看到两位长者手提暖瓶肩并肩边走边聊。经人指点得知，那是政治经济学系系主任宋涛和中共党史系系主任胡华。望着两位并肩从陕北公学一路走来的战友，不由得心生敬意。
宋涛先生一生有不少著述，还有多个兼职，“文革”前他把稿费及其他工资以外的收入，都交党费和政治经济学系公用。人大复校以后，宋老师的稿费又逐渐积攒起来，他仍然要作为公用。他的学生——北京大学的萧灼基教授建议他用全部稿费设立有关教育的基金或者是奖学金。宋涛先生曾经向笔者念叨过此事，笔者当即附和了萧老师的提议。宋涛先生后来采纳了萧老师的提议。1994年，他把积攒起来的十万元稿酬捐献出来，设立了“宋涛奖学奖教基金”。宋涛先生身居斗室，心系国家。他对国内的贪污腐败、两极分化现象忧心忡忡，经常说，一想到这些问题夜里就睡不着觉。有一天，笔者被电话告知“去劝劝宋涛同志，让他别发那么大的火儿对身体不好” ……原来宋涛先生听到、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愤怒已极，甚至骂了起来，他的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宋涛先生的女儿在某高校工作曾身患重症，他的儿子因企业破产也失去了工作，唯一的孙辈大学毕业后也是自主择业。对自己的儿女、孙辈，宋涛先生从没有利用自己在学术界的威望和人脉，为他们的求职、评职称等去拉关系。
1937年，毛泽东同志为陕北公学成立的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宋涛先生从陕北公学一路走来，一生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教书、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育人，带头实践了毛泽东主席的教导，成为大家景仰的先生和楷模。如今，宋涛先生或许正在和马克思讨论《资本论》写作的背景和基本原理，或许正在关注着华夏大地的沧海桑田……
谨以此文庆祝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5周年华诞并纪念宋涛先生诞辰108周年。
(作者：钟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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