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成功的秘诀之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打赢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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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赢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①（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二：坚定不移的革命信仰

打赢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①

本篇梗概：

毛泽东坚决反对和平演变，并为之而做的一系列抗争。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防线一旦溃破，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帝国主义正是妄图以思想防线为突破口，对新中国实行和平演变。

毛泽东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渊源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经验时，特别是在《法兰西内战》一文的导言中，就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用现在的语言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如果无产阶级官员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的主人，这就是一种政权性质的和平演变。

列宁作为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第一个实践者，在俄国10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极其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分子妄图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危险，并在1920年3月29日召开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鲜明地、尖锐地提出了警惕、防止和反对“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的任务。那时，面对刚刚建立起来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意识到，从此，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将一去不复返了，社会主义逐渐取代资本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就此起步，而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和较量也由此开始了。

所以，苏维埃政权在地平线上刚一出现，各帝国主义国家就迫不及待地联合起来，同俄国国内的反动势力相勾结，妄图通过武装颠覆，将新生社会主义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是他们硬的一手。遭到失败后，他们即考虑用软的一手，妄图“和平地瓦解苏维埃政权”。

针对这种情况，列宁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极复杂的任务：在流血的战线上获胜之后，还要在不流血的战线上获得胜利。这场战争更加困难，这条战线是最艰巨的战线。我们向全体觉悟工人公开说明这一点。我们打赢了火线上的那场战争之后，还要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这就是毛泽东提出反对和平演变的思想渊源。

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最早向全党发出警惕西方敌对分子搞和平演变的警告，同时提出反和平演变的伟大战略任务。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极具远见地提出，在全国胜利以后，我们党要站住脚，要维持并巩固革命政权，必须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各种斗争。斗争将采取公开的和隐蔽的多种方式，要对付不拿枪的敌人。他预见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和“捧杀”将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面临的主要危险。

时隔不久，当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明确表达要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身上后，毛泽东即亲自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五篇评论文章，揭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和玩弄的各种阴谋，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对帝国主义存在某些幻想的人士，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的这些评论文章，揭开了同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斗争的序幕。

直至上世纪50年代国际国内发生一系列事件，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否定斯大林之后，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把反和平演变提到了红色政权永不变色的高度来对待。

1949年7月30日，美国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致信总统杜鲁门，承认国民党失败已成定局，要把今后在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身上。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目前和将来一切朝着这个目标的发展”，“都应得到我们的帮助”。这可以说是美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开端。几天后，这封信连同《中美关系白皮书》于8月5日由美国政府发表。

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是和平演变政策的最积极的鼓吹者和推行者。他关于和平演变的言论最为系统和富有代表性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帝国主义对朝鲜武装侵略节节失败的形势下，杜勒斯开始鼓吹用“和平的方法”“解放”社会主义国家。

1953年1月15日，杜勒斯再次提出：用“和平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人民解放问题”，并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解放政策”。

1954年1月，他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的演说中，又一次提出要把“遏制政策”改为“解放政策”，要促使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立即被帝国主义分子抓住了为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契机。

5月15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较大的自由主义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在十年或者一代人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

1956年6月、10月，波兰、匈牙利事件先后发生，杜勒斯倍受鼓舞，认为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颜色是可能的，于是更加拼命鼓吹和平演变战略。

1958年10月下旬，杜勒斯在台湾待了3天，回美国后立即发表谈话，扬言要用“和平方法”改变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声称美国的外交政策要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西方“要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他在白宫发表了一项声明，宣称“中国共产主义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声称要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支持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搞颠覆活动，并扬言要“用和平方法使全中国得到自由的精神。”

杜勒斯之所以积极鼓吹和推行和平演变战略，除了有深刻的国际背景外，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确实存在着发生和平演变的一些因素。

1958年11月18日，杜勒斯在美国教会全国会议上发表演说称：“国际共产主义在它单一的、独裁的、纪律严格的制度中有许多有利因素。但是，它也有许多重要的弱点，面临着许多困境。对于共产主义来说，除了它也必然要变化之外，没有什么‘必不可免’的东西，使它发生变化的力量已经发挥了作用。”

杜勒斯的这套和平演变战略，深得后来成为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赞赏。1960年肯尼迪当上总统后，明确提出促使苏联、东欧演变的“和平战略”，同时提出用灵活反应战略代替艾森豪威尔—杜勒斯时期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因为这时美国已失去独揽核武器威慑力量的绝对优势。

1960年1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表研究报告，强调美国应当采取坚持不懈的积极行动来“摧毁”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并以西方生活方式加以渗透，认为这是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

1963年肯尼迪遇刺，约翰逊继任美国总统。他继承了肯尼迪的和平演变战略，继续采取同苏联、东欧缓和的政策。同时，约翰逊总统考虑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谋求同中国建立关系。1966年7月约翰逊就亚洲和中国问题发表声明，宣告美国要坚持同中国大陆进行人员交流的政策。

1968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后，更加系统地发展了和平演变战略。

从以上看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在战争和“遏制”政策屡遭惨败的情况下，开始制定用和平的方法战胜共产主义的政策。经过50年代的艾奇逊、艾森豪威尔，到杜勒斯达到系统化，又在整个60年代经过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更加完善。他们不但进一步发展了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思想，更重要的是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明确提出具体策略，并加强了宣传攻势，利用现代化传播工具对社会主义国家加紧宣传渗透。这一切表明，与社会主义敌对的国际势力原先只是作为辅助使用的和平手段，这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系统理论的和平演变战略，并不遗余力的疯狂推行。

1956年苏共二十大，特别是匈牙利事件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把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提到了日程上予以充分注意。他认为，国际上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国际反动势力发起的一次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风潮，是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为了防止我国发生类似的事件，毛泽东进行着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959年12月初，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关人员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问题。他在《关于国际形势讲话提纲》中除了谈到敌人的策略外，还谈到和平演变策略。他说：“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敌人的第二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1964年以后，毛泽东更加关注防止和平演变问题。

他指出：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讲话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也可能灵。从这次讲话以后，毛泽东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对象，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他警告人们说，我们国家也不太平，还有被和平演变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