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遵义会议②（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四 克敌制胜的军事韬略
遵义会议②
本篇梗概：在“会理会议”上，毛泽东总结遵义会议以后的作战经验教训，对指挥上的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他阐明了运动战的作战思想，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任务：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之后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2001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和100件事，中国只入选了一人一事；一人是毛泽东；一事是毛泽东指挥胜利完成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1935年5月12日，党中央在会理附近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遵义会议以来对敌战略方针的执行情况，确定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任务，统一中央和红军高级领导人的思想认识，为克服更大的困难做好精神准备。
毛泽东在会上总结遵义会议以后的作战经验教训，对指挥上的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同时，他阐明了运动战的作战思想，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战略任务：抢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沿着会理至西昌的大道继续北进。为粉碎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大渡河南岸的计划，毛泽东提出，必须尽快越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
1935年5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迅速北进，争取渡河先机。”命令要求各部队必须以神速、勇猛、果断的行动，消灭阻止红军前进的川军，抢渡大渡河。
大渡河，水深流急，两岸山形陡峭，地势险要。当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曾经在此渡河失败，全军覆没。如今，蒋介石妄图在这里使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
1935年5月25日，红1军团第1师杨得志指挥的第1团17名勇士，在安顺场渡口，乘木船冒着敌人的猛烈火力，冲破激流骇浪，强渡成功。但这里只有4只木船，每只船每次只能渡40人，每只木船往返一次约一个小时，两天两夜才能渡过去一个团。几万红军都从这里渡河，至少需要十几天时间。这时追击的敌军已经渡过金沙江，正从后面追上来。
蒋介石为了制造“石达开第二”的奇迹，精心制订了一个“大渡河会战”计划：集中10万兵力，封锁朱毛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将其全部消灭。蒋介石对部下说：“大渡河是太平军覆没之地，望各军、师长鼓励所部，速立功勋。”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大渡河北岸的川军各部，“加紧布防，严守勿怠，拆桥毁船，不使红军一兵一卒渡河北逃”。
在此危急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红军部队由安顺场继续渡河，主力则沿大渡河右岸，以最快的速度抢占距安顺场320里的泸定桥。他要求部队必须在两天之内赶到。在安顺场已渡河的部队，沿左岸前进，两路夹河而上，直取泸定桥。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的大部队才能通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第二”的命运。
泸定桥，是清康熙年间建成的一座铁索桥，因敌人破坏，这时桥上只剩下9根碗口粗的大铁链，桥面上的木板已经被拆掉。北岸的泸定城，有川军一个团防守。
5月29日，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2师第4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组成22名勇士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带领下，冒着敌人的火力，在悬空的铁链上，一步一步向对岸爬行，边铺木板，边向对岸敌人射击，一举抢占了桥头堡。左岸前进的红军也及时赶到，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将泸定桥守敌1个团歼灭，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22名勇士为中国革命立下不朽功勋。
6月2日，中央红军所属部队从泸定桥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这是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又一个关键性的成功行动。
过了大渡河，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个拦路虎——大雪山。
1935年6月8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动员令：中央红军当前的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红四方面军的会合。要实现这一计划，必须翻越海拔4900米的夹金山。这座终年积雪的高山，山下绿树成荫，山上冰天雪地，气候变化无常，时而阳光明媚，时而暴风骤雪；空气稀薄，雪深路滑，人马行走十分困难。
6月17日，毛泽东手拄木棍，和战士们一起顶风冒雪向山顶攀登，经过一天的艰苦攀登，终于越过人迹罕见的夹金山。
1935年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懋功县城与前来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李先念会合。
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极大地增强了战斗力，鼓舞了士气，同时也粉碎了蒋介石阻止两大红军会师，以便其各个击破的反共阴谋。这对于正处在困难中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来说，是巨大的胜利。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摆在党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正确制定统一的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
中共中央到达川西北地区后，发现这里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聚集地，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的生存与发展，而在此以北的陕甘地区，地域宽阔，交通方便，物产较为丰富，汉族居民较多，又是帝国主义势力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特别是邻近抗日斗争的前线华北。中共中央根据这种形势，主张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以便在北方建立抗日的前线阵地，领导和推动抗日民族运动。而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却主张红军向西退却到人烟稀少、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青海、西康等地，以为这样可以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军事压力。
为解决这个重大的战略方针问题，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北部的两河口召开会议。会上一致通过红军北上的意见，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可是会后他不听中央的，违背政治局的决定，仍坚持南下。
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穿过云雾迷蒙、茫茫无际的草地，通过腊子口，翻越六盘山，于9月12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今后战略方针及与张国焘争论的报告。他说：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是北进，但目前党中央只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力量不够，可以考虑先到甘东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国际帮助，整顿、休养、扩大红军，创造根据地。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分裂主义性质，目前还是党内斗争，现在不忙作组织结论，这有利于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建新苏区的信心。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
俄界会议对张国焘的处理，与后面张国焘的政治举措成了鲜明的对照，表明了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张国焘这个人，在中共历史上算是一个有名的人物。他1897年11月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县，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参加五四运动，并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
1921年7月，他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任组织部主任。1922年初，代表中共出席俄国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见过列宁。1923年，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4年被北洋军阀政府逮捕，变节自首，出狱后隐瞒其变节行为。1925年1月，被选为中共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军事部长。
1931年1月，张国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政治局常委，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是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由于他指挥错误，致使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失利，退至川陕边区，后领导创建川陕苏区。因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于1935年3月擅自决定放弃川陕苏区，转移川西北。
1935年6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自以为人多枪多，要挟中央，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拒绝红四方面军北上。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大金县东北的卓木碉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军以上领导干部50余人。
会上，张国焘作了长篇发言。他说，红四方面军的南下是战略进攻，中央红军北上是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是对革命前途完全丧失了信心，只有坚持南下，才能最后终止中央的退却。中央突然发展到“私自率领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样的中央已经是一个“威信扫地”的中央，一个失去“领导全党资格”的中央。
他在会上当众宣布他自己拟出来的“临时中央”和“中央军委”名单，并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
当天，张国焘自封“主席”，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名义对外发表文件。
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张国焘另立“中央”，推翻了共产国际认定的领导集体，未报共产国际批准，没经过党内选举，既在程序上不合法，又与中央领导核心为敌，同时也受到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及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的批评、抵制和反对，连张国焘的搭档、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分裂不得人心，张国焘深感孤立，被迫同意北上，但是他率领南下红军遭受重大损失，1936年10月在延安受到批判。
1938年4月，张国焘借到西安黄帝陵扫墓名义，逃往西安，随后到武汉，投靠蒋介石，发表反共宣言，充当国民党特务。在他正式叛逃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张国焘党籍。1949年张国焘寓居香港，后定居加拿大，1979年12月病逝于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院。
1936年10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完成了震惊中外的长征。
红军长征是在极为险恶的战争条件下进行的，遭受了中外历史上罕见的艰难险阻。那时，“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根本不容许红军有立足之地和喘息的机会。仅中央红军在历时一年多的长征中，进行了300多次战斗，几乎每天一次遭遇战；平均每天行军35公里以上；翻越18座山脉，渡过24条河流；突破了10个地方军阀的封锁包围，击败了数倍于己的国民党中央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雪山、草地等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正是在这种千锤百炼的革命实践中，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思想境界、意志品格、战斗作风、团结精神、纪律观念等得到极大升华并凝聚成伟大的长征精神。
红军长征是严峻的生死考验，可以说步步是险关，处处是绝境，时时有牺牲。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总人数为20.6万人，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到达陕北会师时，仅剩5.7万人，15万红军将士牺牲在长征路上。平均每前进一公里就有3—4名红军战士倒下，平均每走一天，就有200多人献出生命。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营以上干部400多名，牺牲的师以上干部80多名，红军到达陕北后，一度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的朱德总司令在分别一年之后回到毛泽东身边，战友重逢，分外欣喜。这时的朱德正好50岁，毛泽东就要迎来43岁生日，而周恩来年仅38岁，正是人生年富力强的岁月。
经过长征的考验，他们已成为党和红军公认的领袖。在他们身后聚集着更多年轻的红军将领。
红军长征是用鲜血和牺牲写就的诗篇，是无与伦比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是镌刻在中国人民心中不朽的丰碑，也是一座造就卓越人才的大熔炉。
2001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出从公元1000年到2000年影响世界的100个人和100件事，中国只入选了一人一事；一人是毛泽东；一事是毛泽东指挥胜利完成的长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后期：李宇轩；录制：王程程、王瑞、孙铄、李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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