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赢得了天下（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五 鱼水交融的民众情结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赢得了天下 ①
本篇梗概：
这是毛泽东与人民间的深深情谊，他坚持“民众”的立场以及为民众谋利益的志向，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他认为，只有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才能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
对农民，毛泽东自然是熟悉的，他从小在僻壤的韶山冲长大，从小参加农田劳动，13岁就被当一个整劳力干活。17年的农村生活使他了解农民的疾苦，熟悉了农村社会，培养了对农民的感情，热衷于联系群众，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农民眼前三条路，逃荒、讨饭、蹲监牢”，这如泣如诉的韶山民谣，形象地反映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悲惨境遇，在毛泽东幼小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
毛泽东的这个身世与经历在党的历届主要领导人中是很少见的。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问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少年毛泽东从启蒙识字开始，就特别喜欢阅读中国古典小说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从故事中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书中那些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都是些文官、武将、书生才子，从来没有一个他天天看到的那些终年辛勤劳动而不得温饱的农民。这到底为什么？他为这种自古以来的社会不平等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他发现书中颂扬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人不种田，却占有土地，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农民辛苦种田，却得不到温饱。
少年毛泽东开始朦胧地意识到造成农民与地主阶级对立的不平等社会经济根源—土地所有制。这一朴素的感情立场和道德倾向，以后通过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社会阅历不断丰富而逐渐升华。
1917年7月，24岁的毛泽东利用暑假，邀约省立第一师范毕业的同学萧子升，以俗称“游学”的形式，带上文房四宝、雨伞等简单行装，到乡里民间行走。这个学期，他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走了900多里路，游历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的不少乡镇。两人没带分文，在农民家里吃住，沿途以给人作诗、帮人写点字、打工的形式换点钱。一路上，他们不仅与许多农民、船工结识，还和一些小财主、老翰林、寺庙里的方丈有交往。毛泽东把沿途所见所闻写成笔记，并抒发自己的感想。同学们看了他的游学笔记，都说毛泽东“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1918年春，毛泽东又邀志同道合的蔡和森为伴，沿着洞庭湖南岸和东岸，游历了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地，接触了各界人士，了解风土民情。游学让毛泽东有机会听取了民众的呼声，体察了农民的疾苦。他常说，我们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他把深入社会民间调查视为读“无字之书”，从而使他融入民众之中。
1919年7月，毛泽东站在民众的立场，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
何谓“民众”？就是当时的“农夫”“工人”，当时的“学生”“女子”，当时的“小学教师”，当时的“车夫”“各色人等”，一句话，就是旧中国所有受压迫的下层民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民”，主要是指工人、农民等劳苦大众，一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民群众。
他在文章中写道：“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贵族、资本家及其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他表示，今后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研究事实的真理”。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第一次公开赞颂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影响。他说：“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
从《民众的大联合》中，可以看到，青年毛泽东早就有志于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集体利益结合在一起。他写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我们怎么办？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正是他坚持“民众”的立场以及为民众谋利益的志向，他甘愿与“泥腿子”“穷棒子”一起，发动秋收起义，高举红旗，踏上了井冈山的革命道路。
近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这是中国社会最庞大的群体，而这部分人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对封建剥削制度极为不满，他们要起来革命。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关系到革命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了天下。
早在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中，深刻地论述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所谓农民问题，就是他们的问题。毛泽东揭示出了由雇农、贫农、中农为主的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队伍中的伟大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诚的同盟军。中国革命说到底是解放农民。中国革命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
1926年，以广东、湖南、湖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迅猛地发展到全国各地。农民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使得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急剧地尖锐起来。国民党右派、地方豪绅和北伐军中的反动军官，极端仇视农民运动，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糟得很”，并极力用各种手段破坏农民运动和限制农民运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动摇性，指责农民运动“过火”“过分”“越轨”，要取缔和限制农民运动。
毛泽东为了反击地主阶级、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驳斥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支持蓬勃兴起的农民运动。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对湖南湘潭、湘乡、衡阳、醴陵、长沙等五县的农民运动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3月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于3月5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刊登。在报告中，毛泽东坚决批评了农民运动“糟得很”、“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的错误观点，旗帜鲜明地指出，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且高度评价农民运动，认为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几个月就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
毛泽东在韶山考察期间，在召开农协会干部和群众座谈会讲话时，赞扬了农民的革命精神，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说：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来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才刚刚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
毛泽东在湘乡县唐家圫一带考察农民运动时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长矛大刀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剥削，就要起来革命，就要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毛泽东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只有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才能打烂这个基础，铲平这个墙脚，才能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为此，就必须发动几亿农民进行一场扭转乾坤的农村大变动。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赢得了天下 ②
本篇梗概：
革命与农民密不可分，农民与土地密不可分，在毛泽东的思考中，土地革命在红色区域里如火如荼地展开。
中国革命只有动员农民、武装农民，才能稳操中国武装斗争的胜券。农民是中国军队的主要来源，是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因此，毛泽东说：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毛泽东认为，这种农民的武装斗争必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深刻总结了历史上农民战争屡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忽视了根据地的建设，使农民起义最终沦为“流寇”，这是历史上农民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1930年6月，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南昌和九江，当时毛泽东和朱德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攻打大城市必败无疑，对中央这一“左”的指示进行了抵制，但也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决定。在军事会议上，毛泽东读了一首古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讲的是唐朝的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科举落第后写下这首霸气四溢的诗，后来他果然带领农民起义军攻下长安，建立了大齐国，当上了皇帝。但为什么攻下京城又兵败了呢？就是因为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他攻城略地无数，却跟猴子掰苞谷一样，掰一个丢一个，当了皇帝手中只有一个长安城。
毛泽东指出：红军要想成气候，不能学黄巢满足于打大城市，不能流寇主义，必须找个地方把屁股坐稳。建立根据地是革命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实现就失去了依托”。
如何引导中国农民参加革命战争呢？毛泽东认为，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占着统治地位，广大的贫农、雇农迫切地要求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个中心环节就是土地革命。只有打破和改变农村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而广大农民少地无地的状况，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才能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没有经济独立，其他都是无米之炊，革命无从谈起。毛泽东的办法是：“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这不但成为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经济独立的基础。只有有了独立的经济来源，才能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据此，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上，从而能够始终把农民群众紧紧地团结在革命队伍中，为保卫自己的土地而战斗的农民群众在战争中焕发出宏伟的力量，他们踊跃参军、踊跃支前，真正成为人民战争的主体。
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后，尤其是1928年5月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土地革命在红色区域全面展开。千百年来第一次通过革命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欣喜激动又略带疑虑地说：“这样要共产党真万岁才好。”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第一次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规定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标准，对于统一根据地内土地革命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广大农民对土地法是基本满意的，但对其中的三条有意见：一是没收所有土地，而不是没收地主土地，损害了中农的利益，中农不满意；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而没有积极性；三是禁止土地买卖。在调查中，毛泽东发现没收一切土地，往往会引起一部分农民（主要是中农）的恐慌，事实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招致他们的反对，削弱了革命的同盟军。没收一切土地，看上去很彻底，实际上混淆了土地革命的阵线，扩大了打击面，不利于团结中农，有损于革命力量的发展。不久，毛泽东到兴国调查研究，制定了《兴国土地法》，把没收的对象缩小为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对于保护中农的利益，稳定中农的革命热情，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土地没收以后，以什么为单位进行分配，这是土地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又一个问题。井冈山时期，各地实际上普遍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毛泽东通过调查分析发现，以村为单位分配土地有三大弊端：第一，大村不愿拨田给小村；第二，分田单位太多，乡区政府不易督促管理；第三，一村之内，容易被地主富农以姓氏族群蒙蔽群众，不去彻底平田，彻底打土豪。这种办法只利于地主富农，而不利于贫农，必须修改，因而分配单位以村为单位改为以乡为单位。在后来的土改中，各地都按照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进一步保证了贫苦农民在土改中的利益。
分田标准的确定，是土地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毛泽东一向主张按人口标准来分配土地。平分土地虽然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这种主张强烈地反映了千百年来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剥削的要求，因而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它是动员农民投身革命的号角和旗帜。
在土地革命许多重大问题上，毛泽东没有照搬共产国际和苏联土地国有制的做法，而是根据中国历史实际和广大农民对土地的热切期望，决定把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都集中于劳动农民一身。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如此关心农民、了解农民，始终把最广大的人民利益放在首要地位。这样不仅使革命的武装斗争事业得以发展，而且能得到亿万民众的衷心拥护。
红色区域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摧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基础—农村封建势力。亿万农民从残酷的封建剥削下解放出来，纷纷投入革命的洪流，真心实意拥护红色政权，竭力支持革命战争，打心眼里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
1931年5月初，在苏区某地征招红军战士时，半个月内就有2000多农民踊跃参加。由于成千上万农民参加革命，使处在白色政权分割包围之中的小块红色革命根据地不仅能够顽强地存在，而且还不断扩大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与庞大的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军事上给国民党的进攻以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有农民的支持。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农民组成的。正由于有广大农民的支持，红军才不断粉碎敌人的多次‘围剿’，使根据地不断扩大，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赢得了天下 ③
本篇梗概：
走在群众前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满足群众的迫切需求，让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让敌人面对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
党的土地政策是随着各个时期国内政治形势的改变而随之改变的，全面内战爆发后，便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逐步过渡到土地改革，彻底平分土地。
1946年以前，通过反奸清算的土地改革，各解放区有三分之二的地方解决了土地问题，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大大促进了解放区的农业生产，为党领导的自卫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
1947年，党制定和颁发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满足了贫雇农对土地的要求和保护了中农的利益。1948年10月，大约有一亿人口的解放区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到1949年6月，解放区内约有1.5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胜利，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军参战、支援战争的热情，巩固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后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反“围剿”战斗中，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各项任务，结果把“围剿”的国民党军队“肥的拖瘦，瘦的拖死”，使他们一次又一次遭到失败。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其目的就是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到战争中来。根据地内的各种组织，如工会、农会、青年会、妇女会、民会、游击队，等等，几乎将根据地的老百姓全都纳入战争的轨道，并采取多种形式打击日本侵略者，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堵战、破袭战、芦苇战、铁道游击战，等等。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抗日烽火遍地燃烧，让日寇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947年西北战场的战斗非常艰苦，但是郏县必须打下来，因为这是国民党军胡宗南深入解放区的一根“钉子”，一定要拔掉。
在这次战斗中，毛泽东亲自筹粮，他找到当时郏县县长说：“我们准备打三天仗，将郏县拿下来，但是你要给我想办法筹来三天的粮食。”于是，县长把老百姓的口粮和所有坚壁清野找到的粮食拿出来，供给部队吃了一天；第二天，又把田里所有的青苗都割了，又供军队维持了一天；最后一天，把村里的羊和驴都杀了，又维持了一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把粮食都给了部队，自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一天，郏县被打下来了。后来，郏县县志还有这样一句话：“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
解放战争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共产党离开了老百姓寸步难行，共产党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的利益一边，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取信于民，在于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战。
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广大解放区的支前工作，可以说是空前的高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投入兵力之多，中国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以三大战役为标志的战略决战，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基础，为夺取全国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然而，三大战役期间，敌强我弱的态势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国民党的兵力和装备，支撑战争的经济力仍占优势。人民解放军正是在解放区人民的鼎力支持下，才有了展开大规模运动战的物质保障。例如在淮海战役中我方投入兵力共计60万人，而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个解放区的支前民工的总数达到543万人，是作战兵力的近10倍。还出动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共将96000万斤粮食千里迢迢从解放区运送到前线。
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司令员满怀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毛泽东说：“正是因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胜困难的前提。实现了以我之强，制敌之弱，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想化装逃脱，企图用一只金戒指换一个农民的衣服。这个农民一看他像个军官，形迹可疑，立即向解放军报告，并把金戒指交了公，解放军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活捉了杜聿明。
后来，这位国民党战犯杜聿明在评论淮海战役时讲道：“粟裕部队只有10万人，后面跟了40万、50万的农民，推着小车运伤员、运弹药、运粮运给养；而国军30万部队从徐州出发，走进村庄，老百姓早就跑得精光，所有的粮食全都埋起来了，水井全填掉，你说我们能不败吗？”
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有力地保证了解放战争胜利，也体现了人心向背，充分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是正义之师，是人民的军队。作家李延国、李庆华在《根据地》一书中记载了这样的场景：上海解放的当天凌晨，上海街头悄无声息。大资本家荣毅仁打开大门，走上街头，看到了进城的人民解放军全部睡在路边。他们身着一样的军服，分不出军官和士兵。这时，一位军人和蔼地向荣毅仁要了一碗开水，荣毅仁立即让家人端了一碗水来。结果，要水的人并没有喝这碗水，而是蹲在一个伤员跟前，用铁勺向他嘴里喂水。这一幕让荣毅仁永记在心，荣毅仁的父亲荣德生感叹说：蒋介石永远回不来了。
广大人民群众不辞劳苦大力支援前线，并不是自发产生、自然形成的，而是各级党组织和根据地政府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毛泽东对关心群众生活与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作了十分透彻的阐述：“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革命，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这就告诉我们，依靠群众、关心群众不是自然主义，更不是尾巴主义，而是要走在群众前面，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满足群众的迫切需求。群众工作与群众支前是因果关系，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赢得了天下 ④
本篇梗概：
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历来提倡扎根于群众之中，维护群众利益。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经常深入到部队的班排同基层官兵促膝谈心，耐心地启发引导大家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结合。他说：“耳闻是虚，眼见为实。群众是从观察我们的行动来识别新旧军队的。旧军队对老百姓烧杀抢掠，我们工农革命军就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买东西要付钱，损坏东西要照价赔偿，说话态度要客气，更不许打人和骂人。这些事情虽然小，要一一做到并不容易。但是只要认真做下去，人民就会了解我们，拥护我们。”毛泽东强调的这些纪律，后来逐步发展完善成为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欺骗宣传，红军在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时，饱经兵匪之害的群众因不了解工农红军，大多外出躲避。红军经过一些村庄，几乎连一个老百姓也见不到，人民军队离开了人民的支持，一天也活不下去。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用实际行动维护群众利益。毛泽东指示部队进入这些地区，对老百姓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要珍惜爱护。住了老百姓的房子，离开前一定要打扫干净，睡觉的门板要安好，稻草要捆整齐，缸里的水要挑满。灶内的柴火没有燃完的，要抽出来，然后再到门口浇些水，防止因刮风引火烧了房子。吃了老百姓的米菜油盐，都要按市价付钱。老乡回来后看到屋子干净，水满缸，柴成堆，一切完整无损，就会了解红军同国民党的军队不一样。部队按照毛泽东交代做了以后，这些细小行动果然被人民群众看在眼里。
有一次，队伍准备出发，毛泽东来到连队检查纪律的落实情况，亲自过问吃了群众的东西给钱没有。当得知老乡不在家，付钱找不到人不知怎么处理时，毛泽东又指示文书给房东写封信，并将应付的钱一起放在桌子的抽屉里，房东回来就会发现，下次遇到我们就不会再躲起来了。后来一次，部队打下湖南桂东县的一个村子时，开始老百姓都跑光了，红军进村后按毛泽东的嘱咐照办，第二次再进村，老年人都留下了，部队及时向在村里的群众进行宣传，同时用行动维护群众利益。当部队第三次进村时，男女老幼不但一个没走，反而全部出来欢迎，并向部队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行径，有的主动给部队带路，提供情报。
正像古代希腊神话中安泰站在大地母亲身上就力大无比，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力量的故事来说明共产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性一样，毛泽东总是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深刻重要的革命道理。他经常把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作鱼水关系，种子与土地的关系。他指出，三国时候的刘备把诸葛亮比作水，把自己比作鱼，用这个比喻说明诸葛亮的重要。我们共产党人是把群众比作水的，只有把根扎在群众中，我们才能打胜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群众中间生根开花结果。他还说，革命党人这“毛”，必须依附在人民这张皮上才能生存。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针对白崇禧“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的总结，幽默风趣地指出白崇禧怕对了。我们在所有的江湖河海地区，不仅是树木，而且是森林了。不仅生了根，而且枝叶茂盛了。中国革命的经验证明，党正是依靠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和鱼水关系，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同呼吸共命运，才保证了党的朝气蓬勃的生机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才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意思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那将是天下无敌的。毛泽东这句名言，揭示了共产党在决定民族命运之争中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把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倾听群众的呼声，解决群众的困难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因此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率领下进了遂川县城。城里家家户户关着门，没有一个人影。毛泽东找到毛泽覃，对他说：“我们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发动群众粉碎敌人的阴谋，把群众组织起来，扳倒土豪劣绅。”毛泽东虽然工作很忙，也亲自做宣传工作。
当时街上住着一个老头，他的儿子和媳妇听信了白军的谣言，红军进城时，他们都到山上躲藏起来了。老头儿腿部伤肿，来不及走，躺在床上呻吟着，已经两天没有吃饭了。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老头心里扑通扑通跳个不停，人也闭上眼睛，等待大祸降临。门被推开了，一阵轻轻的脚步声走向床边，接着听到一个亲切的声音：“老伯，你好哇！”老头睁开眼睛，看到床边站着一个人，身后还有几个兵。“你是什么人？”老头问道。毛泽东说：“大伯，我们是工农革命军。”“你们来干什么？”老头儿又问。有个战士回答：“来打土豪。”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察看着老头的腿伤，发现伤口红肿化脓十分厉害，便叫一个战士弄来一撮盐，泡水给老头洗伤口。一边洗，毛泽东一边说：“不要紧，伤口发炎，等会我叫人给你送点药来。”毛泽东又叫一个战士留下一袋米，为老头煮粥。
老头儿非常感动，把心里的话向毛泽东倾诉，并表示要把躲在山上的儿子媳妇叫回来，把左邻右舍喊回来。
这年，正当春耕大忙时节，茅坪一带的一些贫苦农民却断了粮。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召集干部开会，要求部队主动帮助群众解决困难。毛泽东亲自带领一个调查组，逐户访问。他到群众家，首先就察看那家的饭盆。如饭盆没有使用，说明那家已经断了粮。晚上，调查组同志把群众缺粮的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立刻叫司务长算算部队还有多少存米。司务长算过后说：“毛委员，我们的存米也不多了。”毛泽东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工农办事的，革命事业全靠天下劳苦大众齐心合力干，现在，这里的群众有了困难，我们应该想办法帮他们解决。回去以后对同志们讲清道理，号召大家多吃些稀饭，把米节省下来帮助群众度荒。”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和几个干部一起背着米送到缺粮农户家里。
毛泽东在1934年1月27日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告诫全党：我们应该深刻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来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群众生活上的问题应该注意，应该讨论，应该研究，应该解决。在调整群众关系这个问题上，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一生就是处处为人民着想。
谁赢得了人民，谁就赢得了天下 ⑤
本篇梗概：
在毛泽东的英明领导下，合作社登上历史的舞台。人民生活中的困难不断被解决，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得到提高。
1936年7月初，中共中央迁到陕北保安。这里虽是历代名城，但山大沟深，地高气寒，交通不顺，加上历代战争的破坏，经济十分落后，城里竟然没有一家商店。这里日用品奇缺，就连油盐酱醋、火柴、布匹等生活必备品也很难买到。老百姓要吃盐，只好赶毛驴，还要冒着被土匪抢劫的危险，来回跋涉70里路，才能从宁夏的盐池驮回一点盐来。要买火柴，就得用上十几个鸡蛋，才能从商贩那里换上一小盒，穿衣就更困难了，有的一件衣服补上几十遍，穿上几代人。
毛泽东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立即把中央贸易部和保安县政府的负责人请到他的窑洞里，商量解决保安群众买东西困难的问题。
他以商量的口气对大家说：“今天请你们来就是想和你们商量一下，如何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难。你们考虑一下，是不是像我们在江西中央苏区那样？”当贸易部和保安县的负责人各自对组织力量运输货物发表了可行的意见后，毛泽东满意地指出，我们共产党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和国民党的政府不同，他们的政府向人民要粮、逼款，是欺压人民的。你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走群众路线，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一切要同群众商量。比如要办供销合作社，就是群众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要到群众中调查研究，看群众迫切需要哪些东西，比如布匹、火柴、食盐。你们要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生活。会后不久，保安县很快办起了供销合作社，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1936年，陕甘宁边区延安县南区的人民群众创办了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收购老百姓的土货，供给老百姓日用必需品。合作社主任刘建章把办好合作社视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日夜盘算着怎样把合作社办得更好。每年春耕时，他就先从韩城运来铁铧，然后以比市场价要低的价格卖给农民。他还组织了800多名妇女纺纱织布，每月增加收入7万元，大大改善了南区人民的生活条件。刘建章被群众亲切地称为“人民的老黄牛”。南区合作社的营业方针完全是为人民服务的，它替老百姓交公粮、运公盐，贷款给老百姓发展生产，替老百姓解决原料销路的困难。这个合作社受到南区群众的热烈赞扬。
毛泽东了解到南区合作社的情况后，立即把它的经验整理出来加以推广，并号召全边区都要办这样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合作社。毛泽东把南区合作社的特点归纳为四条：
第一，它冲破了合作社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不拘守成规，南区合作社以消费合作社开始，但它的事业却发展到南区全体人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事业。它组织了纺织、榨油、制毡等六个生产合作社及一个拥有百余头牲口的运输队，是一个综合性的合作社。
第二，它打破了合作社的形式主义。认真贯彻面向群众、替人民谋利益的方针，因此逐渐被群众所爱戴。
第三，它以公私两利的方针，做沟通政府与人民经济的桥梁。
第四，它根据人民的意见来改善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绥德、安定、安塞、甘泉等县都以南区合作社为榜样，办起了合作社，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在1942年，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劳动英雄运动中，南区合作社的主任刘建章被评为劳动英雄、延安的模范人物。毛泽东给刘建章的奖旗上亲笔题字：“合作社的模范”。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布置1941年度公粮征集问题。当天正打雷下雨，延川代县长李彩云靠在简易会场的立柱上听会。突然电闪雷鸣，雷电顺着立柱的雨水打下来，李县长当场被电击身亡。当天有一个农民的驴也被雷电打死，于是这个农民到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边区保卫部门听到这句话，决定追查讲这个话的人，当成现行反革命事件要把这个农民抓起来。这件事传到毛泽东那里，引起了他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这反映出我们的工作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一边制止抓人，一边深入调查事情的缘由，原来是征粮过多引起的。
1937年和1938年边区只征1万担（每担300斤）公粮，1939年征5万担，1940年征9万担，而1941年又准备猛增到20万担，陕甘宁地区只有140万人口，而且土地贫瘠，要养着大量的党、政、军、学人员，农民负担过重，因此出现不满情绪。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毛泽东立即与中央和边区政府商量，把公粮降到16万担，其他税收也都适当减轻。接着又抓了两件事，一是积极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经过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军队和机关、学校同步实现生产自给和半自给，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得到了边区人民的拥护。正是因这次事件，不仅引起了征粮政策的调整，而且举一反三地促进了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促进了边区政治经济的发展。边区人民的生活水平一年比一年得到提高，很多贫农、雇农上升为中农，很多中农变成了富裕中农。
过去希望雷公“打死毛泽东”的老百姓，现在从心底里把毛泽东当作“大救星”。陕北葭县农民李有源利用民歌作了一首歌曲：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泽东，爱人民，他是我们的领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毛泽东和朱德的像，开始出现在大会的主席台上，后来进入农民家里，老百姓自发地用他们的像代替了灶王爷的位置。晋绥边区特等劳动模范温家栓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咱老温。”兴县二区农民郝猫子说：“你要问我什么时候翻身的吗？我记不得那些，反正哪一年有了人民政权，我就是哪一年翻身的。”
西关的农民宝珍，自己画了一张毛泽东像，贴在堂屋，还写了一副对联：“常思救星毛主席，难忘恩人八路军。”
农民李汝梅，过年的时候把灶君爷“送走”，买不到毛主席像，自己写了张“毛主席万岁”的红纸贴在灶君位置上。
1942年12月底，毛泽东接见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同他们谈话时说：你们当旅长、团长的同志在整风中不要怕丢脸。下级对你们有意见，让他们通通讲出来，他们窝在心里的怨气吐完了，心情就舒畅了。你们把架子放下来，诚实地向群众检讨反省一番，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改善了，内部就更加团结了。当毛泽东听说陕甘宁边区一个老百姓给分区司令员提了意见，就高兴地说，这是天大的好事！那个老百姓有觉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老百姓受官府的气，受当兵的欺负，他们敢怒不敢言。现在敢向我们一个分区司令提意见，敢批评这位“长官”，你们看这多么好，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变化？
在中国，谁能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谁得天下，历代如此。毛泽东是深信这一历史规律的。他领导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是新式的农民运动和农民战争。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必须对他领导的这场新式的农民运动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为此，他在1941年1月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他说：
中国的革命实际上是农民革命，现在的抗日，实际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就是农民革命起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现在是“山头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了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都是农民所给……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这是小学生的常识。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就是中国革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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