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五 鱼水交融的民众情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①
本篇梗概：
毛泽东针对关心民生问题推出的一些列重大举措。本篇包括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两个举措。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把关心民生的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抓住不放，并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
举措之一：实行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有地种、有饭吃。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还有三分之二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在大约有2.9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
对3亿多无土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来说，土地改革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历史变迁。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各个新解放区开展起来了。
政府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到农村，在这场社会变革中，农村划分出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等阶级成分。被没收的土地和财产得到重新分配，无论地主还是贫雇农，每人都分得一份土地。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在他缔造的国民党手里没有实现，历史把这个使命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解放区的实际情况，党和政府共分三批进行土地改革。第一批，从1950年冬到1951年春，主要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北等约1.2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二批，从1951年冬到1952年春，主要在华南、西南等约1.1亿农业人口的地区进行；第三批，从1952年冬到1953年春，主要在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中进行。在经过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没收和分配土地、复查总结等阶段后，到1953年春，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土地改革的直接受益者是广大农民，通过分配土地，党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使共产党的根基在广大农村中扎根。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土地改革到了每个村，咱们大家翻了身，唱着歌儿走大街啊，再不是愁眉苦脸人。”
新中国的农民手捧土地证，扭着秧歌唱着这些革命歌曲来表达自己分到土地后的喜悦心情。这些歌曲，唱遍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农民尝到了翻身做主人的甜头和真实含义，农协会、自卫队、妇女会、儿童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生产互助、站岗放哨、扭秧歌、搞宣传，热火朝天。
举措之二：镇压反革命，确保社会稳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举。国民党在大陆留下潜伏特务等各种反革命分子约60万、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约60万。这些反革命分子对人民政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长期潜伏等待时机，重点组织破坏和暗杀活动”，采取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杀害干部，窃取国家机密等方式大搞破坏。
毛泽东访问苏联回来，特务阴谋在铁路上安置炸弹，妄图炸毁专列；陈毅出任上海市市长就收到特务送来装有子弹的恐吓信；一支“突击小组”潜伏广州，叫嚣要“干掉”市长叶剑英……这说明反动势力猖狂至极，不清除这些反动残余势力，不仅恢复经济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而且威胁到新生政权的巩固。
1949年6月的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一旦成立，一是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尽快医治战争创伤。
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向各级党委发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特别强调了主要的镇压对象：在城市，主要是破获特务间谍案，并且对反动党团骨干、特务等反革命分子进行登记，取缔各种反动会道门和秘密反动组织，对盗匪、流氓进行严厉打击。对于罪恶昭著、顽固狡赖、隐瞒欺骗、拒绝或逃避登记者，予以严厉制裁。在农村，要结合土地改革开展反恶霸、斗地主斗争。
在“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指导下，镇压反革命的斗争取得了重大成果。
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指出：“这里还讲一个镇压反革命的问题。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反革命，你说杀不杀呀？要杀。”“我们杀的是些‘小蒋介石’。至于大‘蒋介石’，比如宣统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们一个不杀。但是，那些‘小蒋介石’不杀掉，我们的脚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产力，不能解放劳动人民，生产力就是两项，劳动者和工具。不镇压反革命，劳动人民不高兴，牛也不高兴，锄头也不高兴，土地也不舒服。因为使牛、锄头，利用土地的农民不高兴，所以，对反革命一定要杀掉一批，另外还抓起来一批，管制一批。”
毛泽东强调指出：“只要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才能使敌气焰下降，民气大伸，如果我们优柔寡断，姑息养奸，则将遗祸人民，脱离群众。”于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邻里和谐，风气清正，人心所向，信念一致，国泰民安，便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二十多年间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新中国的社会形象和社会风尚之好举世瞩目。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②
本篇梗概：
毛泽东针对关心民生问题推出的一些列重大举措。本篇包括禁毒禁娼、提高妇女社会地位两个举措。
举措之三：禁毒禁娼，改良社会风气。
吸毒、贩毒、制毒是旧中国危害社会的最大公害之一。农民运动领袖洪秀全曾这样描写鸦片的危害：“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困死在高床。”
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上种植鸦片和吸毒的情况令人震惊。据统计，全国种植罂粟面积达100多万公顷，全国4亿多人口中，以制贩毒品为业的有30多万人，吸毒者达2000万人。其中西南地区吸毒者多达600万人，仅贵州就有300多万人。烟馆遍及城乡，昆明有1100多家，贵阳有1000多家。随着吸毒人数增多，贩毒也相当严重。
吸毒贩毒不根除，人民的生存就没有保证，社会就不能稳定，经济恢复就无从谈起。
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下达了《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要求各级政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制定限期禁绝办法，督促查禁，一场群众性的禁毒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
为了加大对毒贩的打击力度，195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对禁毒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打击重点作出了明确规定。7月中旬，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禁毒的宣传指示》，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制毒、贩毒的主犯、惯犯、现行犯和具有反革命身份的毒贩，以及严重违法的工作人员。”这些指示下达后，一场大规模的禁毒运动高潮在全国掀起。
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充分准备、周密计划，在全国1200多个缉毒重点地区发动群众，集中破案，共查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毒贩36.9万余人，逮捕8.2万余人，其中，判刑、劳改、管制的5.1万余人，处决罪大恶极的毒贩880人，共收缴毒品折合鸦片近400万两，制毒机器235部，贩卖、运送、藏匿毒品工具26万件，给猖獗的制毒贩毒活动以摧毁性打击，充分显示了依靠群众开展禁毒运动的威力。
自林则徐禁烟起，无数仁人志士曾为之奋斗而无法根治的这一痼疾，在新中国成立仅两年多的时间里得到彻底的根除，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中国共产党，是全体中国人民。
彻底根除娼妓这一恶习，也是摆在新生政权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持续几千年的娼妓恶习，是旧中国最黑暗、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这一不良风俗把无数良家妇女推向悲惨境地。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竟然把征收妓女的“花捐”作为一项财政收入，从而使娼妓制度合法化和商业化。20世纪20年代的一份调查资料表明：上海市平均137名女性中就有1名妓女，其比例高居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等世界八大城市之首。1947年，国民党政府的一份材料称，上海以卖笑为生者不下10万人。
1949年6月，出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向毛泽东汇报北京妓院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表情异常沉重地说：“在新中国这片土地上，绝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
根据中央指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确定在全国大城市采取两种方案：一是以北京等地为代表，在短时间内摸清妓院的有关情况，集中力量，统一时间，一举将全部妓院予以封闭；二是以天津等大城市为代表，采取“寓禁于限”的方针，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逐步取缔妓院。
继北京采取行动之后，上海、石家庄、哈尔滨、长春、大连、武汉等大中城市也先后开展了封闭妓院的行动。经过一年多的整治，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娼妓制度彻底废除。而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些毒害再没有危害过社会。
举措之四：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维护妇女权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团结起来，参加生产和政治活动，改善妇女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等伟大号召，我国广大的各族妇女的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她们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享受了和男子平等的权利，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她们顶了共和国的半边天。在她们当中，涌现出像赵梦桃、郝建秀、邢燕子、郭凤莲等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她们是共和国的骄傲。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4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发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5月1日起实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基本法律。
《婚姻法》开宗明义规定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第二条，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这是对旧中国社会盛行的包办婚姻和干涉婚姻自主的旧制度的彻底否定，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
《婚姻法》的颁布，让中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婚姻领域获得真正的解放，在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③
本篇梗概：
毛泽东针对关心民生问题推出的一些列重大举措。本篇阐述了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重要举措。
举措之五：开展扫盲运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的手上。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是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来”。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遵照毛泽东指示，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重点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由“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怀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需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1952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任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母”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文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业余学校，得到进一步深造。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社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第二次扫盲高潮。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发展，1956年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把扫除文盲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疾风暴雨式的高潮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中国的文盲大大减少。1964年全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15%，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如今，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这与毛泽东当年在扫盲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是分不开的。
1949年7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要求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从而指明了新中国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从而正式确立了“文化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方针。
在毛泽东“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性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等教育方针指导下，共和国的基础教育得到很大发展与普及，广大工农子女的文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④
本篇梗概：
毛泽东针对关心民生问题推出的一些列重大举措。本篇阐述了治理大江大河，倾心造福于民的重要举措。
举措之六：治理大江大河，倾心造福于民。
中国是一个水患灾害较多的国家。近代以来，中国的老百姓饱受两个祸患之苦。一个是战乱，一个是水患。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战乱，带来了和平建设的新局面。但是，水患的问题，却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治理水患，变害为利，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一项十分紧迫但又是要长期为之奋斗的艰巨任务。从新中国一成立起，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江河湖泊的治理，关注着全国的水利建设事业。
195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这份电报讲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落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489人”这两个地方，毛泽东都画了红线。
从7月到8月，毛泽东接连给周恩来写了三个批示，提出并督促治理淮河。
第一个批示是7月20日写的，提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季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除明年水患。请邀集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第二个批语写于8月5日。他说：“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8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8月28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
8月25日至9月12日，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水利部召开治淮会议，具体落实毛泽东关于治理淮河的批示，确定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并制定了治淮的具体步骤。这次会议，拉开了治理淮河的序幕。
9月16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9月21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对治淮方针、1951年治淮工作方案等作出明确规定。在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国家财政十分吃紧的情况下，国家仍在当年11月拨出治淮工程款原粮4.5亿斤、小麦2000万斤，保证治淮工程按时开工。这年冬季，淮河上游、中游、下游共有80万民工参加治淮，奋斗80天建成了一条长达168公里的苏北灌溉总渠。
第二年5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治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治理淮河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多目标的水利工程。经过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治理淮河工程初见成效。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达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4600百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在治理淮河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决策启动了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海河工程。
1952年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全面开工。5月，中央人民政府委派水利部长傅作义到荆江分洪工程工地慰问。临行前，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这项工程由于决心大、准备充分，只用了两个半月就全部完成。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后，很快就经受了特大洪水的考验，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54年夏季，长江流域连降暴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洪峰到来之际，经中央批准，先后三次启动荆江分洪工程，保住了荆江大堤。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再次挥笔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海河并不长，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修建官厅水库，是治理永定河的一项关键工程。清朝末年就有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但由于兵荒马乱，政府腐败，半个多世纪已过去了，始终没有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关怀下，经政务院批准，官厅水库在1951年10月正式开工。
官厅水库可蓄水22亿多立方米，是继治淮工程和荆江分洪工程之后，新中国兴建的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195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官厅水库竣工前夕视察工地。水库建成后，又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黄河，是举世闻名的多灾的河流。在可考的历史记载中，平均每10年就有4次决口。新中国成立以后，首先进行了引黄灌溉工程。它和治理淮河工程、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工程一起，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四大水利工程。
1952年10月26日至11月1日，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假的时间，顺着山东、河南、平原三省黄河沿岸，专程考察了黄河。
他在考察过程中，不断询问陪同人员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并嘱咐说：“要把大堤俢牢，千万不要出事，雨季大水，要发动群众上堤防守，必要时军队要上去坚决死守。”还说，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了，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
1956年1月，毛泽东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上批示：“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护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协助。通过这些工作，要求在7年内（从1956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水灾和旱灾，在12年内基本上消灭主要河流的重大水灾和旱灾。”
水利，自古以来是关系民生的大问题。它是农业的命脉，关系着国家的繁荣与发展，也关系着人民的安危和福祉。毛泽东把治理大江大河，作为造福于民的基本指导思想。
新安江水库什么时候修的？最困难时期修的！1959年，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淹没了淳安县的贺城、狮城、威平镇、茶园镇和港口三镇，共计48个乡的1377个自然村，其中包括耕地307838亩和城镇工商企业255家。在当时条件下，完成这一浩大工程是多么不容易啊！
河南林县人民为解决农田用水和百姓生活用水，劈开太行山，引进漳河水，造福于百姓，彰显了“人造山河”精神。
林县红旗渠工程于1960年2月动工，至1966年7月支渠配套工程全面完成，历时10年。该工程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架设151座渡槽，开凿211个隧洞，修建各种建筑物12408座，挖砌土石达2225立方米，总干渠全长70.6公里（山西石城镇至河南任林镇）。据计算，若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绕行北京，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当年生活那么困难、工具那么简陋、资金那么缺乏，怎么能造出那样惊天动地的奇迹？靠的就是毛泽东思想，将亿万有无私奉献精神的人组织起来，形成力量，才能产生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生产力，集体能量和集体智慧才是伟大的创造力，才能创造出那么多人间奇迹。
新中国成立20多年中，他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克服各种困难，治理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等水患，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了8.4万多座水库及17万公里的河堤，新增了3亿多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从根本上解决了产粮区的旱灾问题，为粮食增产打下基础，在当时经济条件极端困难情况下，建设这么多的水利工程，完全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创造了人间奇迹。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⑤
本篇梗概：
毛泽东针对关心民生问题推出的一些列重大举措。本篇阐述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举措。
举措之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极为重视，对人民的医疗健康极为关心。
1951年9月9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委对于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重大缺点，必须加以改正。今后必须把卫生、防疫和一般医疗工作看作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极力发展这项工作。”
1954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卫生工作的政治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卫生工作是一件关系着全国人民生、老、病、死的大事，是一个大的政治问题，党必须把它管好。”
共和国成立后的1949年到1957年间，全国建立了800座西医医院，病床从30万张增加到90万张，受过现代西医培训的医生人数由1949年的4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15万人，还有17万护理人员。
血吸虫病是危害民众身心健康、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疾病。当年，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甚久，遍及南方12个省，患病的人数1000多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健康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发育受影响，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稀少。人民群众把这种血吸虫病叫“瘟神”，把消灭这种病叫“送瘟神”。
毛泽东根据调查到的资料，于1955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对血吸虫病要全面看，全面估计，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应该估计到它的严重性。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止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人人动手，大搞群众运动，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看到这一消息，激动不已，以诗言志，一气呵成豪迈诗篇《送瘟神》：
其一：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这两首七律中，可以看出共和国领袖忧国忧民赤诚之心、一片奔涌之情。
毛泽东为这两首诗写的小引说：“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所写的后记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存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只好走路了。”当天致信胡乔木：“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
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我国的血防工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汇报中讲到中国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时，毛泽东发怒了。他在严厉批评了卫生部的工作后，讲了这样的意见：“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不久，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讨论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事宜。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医学教育要改革……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作出指示是在6月26日，因此，该指示被称为“六二六”指示。
“六二六”指示下达后，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迅速展开。医疗专家经常上山下乡为农民看病服务。各地培训“农村也养得起”，又能长期在农村给农民看病的“赤脚医生”，到1976年止，全国93%的人民公社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城市建立了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体系。医院不以“钱”为中心，而以“救死扶伤”为目的，改变了几千年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
毛泽东还倡议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他要求：“各地除害灭病委员会的工作，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抓紧和认真检查。环境卫生，极为重要，一定要使居民养成卫生习惯，以卫生为光荣，以不卫生为耻辱。凡能做到的，都要提倡做体操、打球类、跑跑步、爬山、游泳、打太极拳及各种各色的体育运动。把卫生工作看作孤立的一项工作是不对的。卫生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学习，有利于改造我国人民低弱的体质，使身体康强，环境清洁，与生产大跃进，文化和技术大革命，相互结合起来。”从此，中国的医疗卫生工作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⑥
本篇梗概：
毛泽东针对关心民生问题推出的一些列重大举措。本篇阐述了情系民生，关注社会就业的重要举措。
举措之八：情系民生，关注社会就业问题。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业问题，是民生中的一件大事，事关人民幸福、社会稳定。
毛泽东十分关心民众的就业问题。1954年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就明确规定：“劳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有劳动力能力的公民的光荣的事情。”他在日理万机的工作中，对民众就业问题多次作出批示。
1952年6月16日，原国民党军官费帖致信毛泽东，反映就业困难问题。信中说，一些原国民党下级军官陷于失业的困境，要求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到文教局办理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请求劳动局介绍工作等，都遭到了拒绝，走投无路。费帖在信中要求国家收咨和改造这些下级军官，不使其流浪社会。
6月25日，毛泽东将这封信批转周恩来，并写下批语：
“周总理：此信代表失业旧军官，值得注意。请交失业救济会议处理。”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责成相关部门负责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当年冬天，就举办一次“失业军人就业”活动，使一大批军人得到了安置。
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审阅农业部呈送的《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说明稿》时，对其中的社会就业问题作了集中修改。
次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件说明稿。其中，经毛泽东修改的有关就业问题的全文是：“许多人感觉短期内难于解决的城市一百多万失业人员问题，现在也出现了新的情况，浙江省嘉兴市区就要求从上海移入10万个劳动力，江西省也向上海要求把能从事农业生产的失业人员移50万人到那里去。至于地多人少边远地区迫切需要劳动力，就更不待说了。解放以前遗留下来的这一百多万尚未就业的失业人员，由城乡两方面去作安排，就可以在几年内使他们就业了。”
1963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辑的《群众反映》第84期上登载了《上海有很多人迫切要求给予生活出路》一文。该文说，近年来，上海地区要求解决工作、生活问题的来信有显著增加。从目前趋势来看，来信还在逐步增加。来信的人以被精减的职工为最多，其次是未能升学就业的社会青年，再次是其他各类无业人员。被精减人员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已经回乡的老、弱、病、残职工，他们一般小孩比较多，本人劳力不强，农事不熟，工分挣得少，往往入不敷出；另一种是家在上海市区，被精减后断了生计，现在只好“坐吃山空”。一些未能升学的社会青年，或者是家里人多，收入少，或者是父母双亡，本人无依无靠，他们都要求就业。从来信看，有一部分人情绪极为不满，也有些人要求去香港谋职，或者写信给苏联大使馆，要求接受他们去苏联工作或学习，还有些人搞投机倒把等，少数人甚至参加或组织了反动团体。
文中提到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2月13日，他将这期《群众反映》批转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和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并写下批语：“此事必须解决。一定要使他们设法就业，即使暂时不能就业，也要支出一笔救济费把他们培养起来，以待逐暂（渐）设法就业。上海共有失业者多少？是否有几十万？请查告。你们对此问题的解决意见如何，请考虑见告。”
随后，毛泽东将这期《群众反映》和自己的批语批转给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同志。“此是一件大事，值得注意。”
毛泽东关注社会就业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在他的重视下，早在1950年，各地就相继成立了失业工人救济委员会，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开展失业登记和失业救济工作，通过政府介绍就业、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生产自救、自谋职业和回乡生产等多种措施解决了就业问题。这些政策的实施，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树立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后期：李邦振；主播：纪小鹿、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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