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人才乃是治国安邦之本（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六 炉火纯青的用人艺术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永恒魅力的历史伟人。这种魅力来自于他精深博大的思想、无与伦比的伟业及其独具特色的人格。
因为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感召力，他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人格具有动人的亲和力。而这种人格的魅力，在他用人的过程中，在他巧妙处理人际关系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毛泽东在革命生涯中的爱才之心，求才之渴，识才之眼，举才之德，容才之量，护才之胆，育才之识，达到了令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人才乃是治国安邦之本
本篇梗概：
毛泽东深知用人的极端重要性，深谙用人之道。
人才乃是治国安邦之本。事业兴衰，关键在人。
毛泽东同历史上许多杰出的政治家一样，深知用人的极端重要性，深谙用人之道。
中国历代成功的帝王中，汉刘邦可以说谋略才能算一般，但他的过人之处，是善于用人。公元前202年（汉五年）5月，他打败了历史上被称为战神的“西楚霸王”项羽，夺得天下，在定陶称帝。
刘邦之所以能夺取天下，在于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不论对方出身、地位、职业如何，只要有才，就纳为己用。他手下聚集着张良、韩信、萧何、陈平等一大批良臣武将和有一技之长的三教九流，为他运筹帷幄、出谋献策，为他出生入死、血战沙场，为他施展才华、屡建奇功。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善用人者得天下。
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择官》中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治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
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曰：“为治之要，莫先用于人。”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斯大林说过：“我们首先就应当学会重视人才，重视干部，重视每一个有益于我们共同事业的工作者……‘干部决定一切’。”
古往今来，凡有识之士无不倾注心血探索寻觅用人的奥妙；凡开明君主无不绞尽脑汁努力招揽人才；凡先哲智者无不在其恢宏精深的思想中嵌入知人用人的华章；即使平朴之辈，也对用人史上的名篇佳话津津乐道。这是因为，用人之道实为国家兴亡之道，社会治乱之道，事业成败之道。
从一定意义上讲，时代进退、国家兴衰、政事得失、战争胜负、社会安危等等，都与人才使用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是人才参与其间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
历史告诉我们，凡成就大事业者，无不高度重视人才的作用。
毛泽东除了他个人的智慧、超凡的才能、人格的魅力、坚强的毅力、执着的追求、不懈的奋斗，更在于他把识才、用才、揽才、育才看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事，看作是革命成功的决定因素。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的麾下总是聚集着一大批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的英才，他们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南征北战，纵横驰骋，立下赫赫战功，日后又为社会主义建设出谋划策，殚精竭虑，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人们不会忘记“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的开国元勋朱德；人们不会忘记“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不会忘记被毛泽东称为“一条龙下凡的战神”刘伯承；不会忘记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奇英雄贺龙；不会忘记军中“儒将”陈毅；不会忘记原则性强，勇挑革命重担的罗荣桓；不会忘记被毛泽东称为“新的鲁智深”的聂荣臻；不会忘记始终“向前、向前”的徐向前；不会忘记“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也不会忘记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军事家。正是他们精心运筹，指挥部队灵活机动地运用毛泽东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战术，把毛泽东导演的一幕幕激越高昂、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使残酷的战争闪烁出人类智慧与勇气灵性的光芒。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陈云等一大批治党治国治军有方的高级领导人。正是他们追随毛泽东，运筹帷幄，殚精竭虑，英勇奋斗，谱写出了一曲曲波澜壮阔、大气磅礴的伟业交响曲，使中国的历史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神奇韵味。
人们还不会忘记，正是由于郭沫若、艾思奇、周谷城、柳亚子、茅盾、丁玲、萧三、齐白石、李苦禅等一大批革命和人民学者、作家、艺术家在各个领域创造了硕果累累的文化成果，丰富和构建起以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红色文化大厦。
人们更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和许多已在国外成绩斐然的科学家，如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程开甲、周光召、谈家桢等著名专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祖国的怀抱，响应毛主席“向科技进军”的号召，从事伟大的科学事业。尤其是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为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作出了杰出贡献。
在毛泽东周围，真可谓是卧虎藏龙，群星灿烂，人才济济。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次全体会议上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的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行，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毛泽东对于识人用人，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纵观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他具有前无古人的揽才、用才之道，以其出类拔萃的高超用人艺术，重用了一大批德才兼备、文韬武略的干部。这其中既有驰骋疆场、战功赫赫的军事名将，又有善于协调关系、原则性强的政治高手；既有阅历丰富、经验十足的老同志，又有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既有基础扎实、业务精通的通才，又有学有专长、水平高超的专才。
列宁在《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指出：“培养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信的党的领袖，这是一件长期的艰苦的事情，但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意志的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深知这样做的重大意义。他为形成一个由德才兼备者组成的领袖集团，做着不懈的努力。
在1943年3月，中央机构调整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为军委参谋长，杨尚昆为军委秘书长。他们都是多年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群众领袖，成为毛泽东指导抗日战争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帮手，从而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产生的中共中央核心机构—中央书记处书记，除了原来的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以外，增加了朱德、周恩来。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包括陈云、徐向前、彭真、邓小平、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等44位正式中央委员，王首道、邓颖超、程子华、王震、宋任穷、赵振生（李葆华）、吕正操、陈赓、习仲勋等33位候补中委在内的中央委员会，并产生由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等13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他们是当时全党121万党员的代表，他们是毛泽东在1937年所预言的“成万数的干部”和“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的代表。他们既懂马列主义，具有政治远见，联系群众，富有牺牲精神，又具有领导政治、经济、党务、统战、外交等方面工作的才能，更具备统率军队、驰骋疆场、战胜强敌的军事谋略。他们是忠心耿耿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英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优秀、最杰出的领袖群体。
这个领袖群体忠实地贯彻落实了毛泽东提出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和策略；这个领袖群体又以灵活机动的创造创新精神，丰富了毛泽东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这个领袖群体，如同激流勇进时代长河中的中流砥柱，带领亿万人民，以摧枯拉朽、一往无前之势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建立了一个新世界。
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领袖集团，有这样一支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中国人民才得以从抗日战争的胜利走向解放战争的胜利，才得以在世界的东方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令人神往的奇迹。
这个领袖群体，衷心拥护毛泽东，毛泽东一刻也离不开他们。离开他们，毛泽东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发动一场革命，不可能搬掉三座大山。善于用人，并“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这是毛泽东走向成功的关键。
1981年3月，陈云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力群谈话时说：“毛泽东的一大贡献就是培养了整整一代人。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现在这些人在全国各个岗位上都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
周恩来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中又证明主席是对的。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弃权，但不要轻易反对。”周恩来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毛主席才能斗倒蒋介石。只有毛主席，才是美国和苏联畏惧的强大对手。”
朱德元帅曾说：“我一生跟过三个领袖，一个蔡锷、一个孙中山、一个毛主席，毛主席是我跟随过的领袖中最好的一个领袖。”
开国元勋们，个个出身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文化水平不同，但都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对毛泽东极为敬仰和崇拜。即使被毛泽东批评过、处理过的人，也不会对毛泽东心存怨恨，仍然一如既往地予以尊敬。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年轻人好奇地问叶剑英元帅：“很多老一辈革命家在‘文革’中都受到了迫害，有的到现在还没有平反，为什么仍然对毛主席那么尊敬？”
叶剑英元帅回答道：“毛、刘、周、朱、陈、林、邓中除了毛主席后6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泽东。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解难有术，能把我们这些人聚拢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叶帅的这番话，道出了那一代开国元勋们对毛泽东的尊崇和肯定。
彭真也说过类似的话：“扪心自问，我不是一个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个比方，一件事情来了，如果是主席与少奇和总理有不同意见，我很自然地就赞成主席的意见；如果是少奇与总理有不同意见，那就不一定了，在这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少奇的意见，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赞成总理的意见。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几次重大关头，毛主席的意见开头多数人不赞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终证明还是他正确，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远。这样一来，对他的个人崇拜就逐渐形成了，我也不例外。”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特别强调：“毛主席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翻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共和国的建设史，我们不能不为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而叫绝。他们个个都能翻江倒海，无论是带兵打仗、凝聚人心，还是治国理政，都是一顶一的高手。可是他们对毛泽东的经天纬地之才，佩服得五体投地。毛泽东“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博大胸襟与雄才大略，更让他们敬佩不已。
在谈到毛泽东和他的领袖群体的时候，不能不谈到长期与毛泽东一起共事，成为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的战友的朱德和周恩来。
朱德比毛泽东年长7岁，从朱毛会师之日起，毛泽东算是找到了一位“天作之合”的亲密战友。
朱德是四川仪陇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很穷，吃不饱，穿不暖，他父亲不得不亲手把自己的5个孩子扔到水塘里淹死。朱德后来说，我实在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凶。他爱母亲怕父亲。朱德6岁时，父亲将他送给一个富有的亲戚收养，并供他上学，让他长大成人。1909年，23岁的朱德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这个学校位于云南昆明。他的志向是做一个军人，就在同一年，朱德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从此，他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争取共和的斗争”。
1911年，朱德参加了反对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到1921年的时候，他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灿烂辉煌的职业前程，成为云南一支军阀部队的中将旅长。这一年9月，他被任命为云南警务处长，而且在云南省拥有一座官宅，拥有他得到的一切：财富、权力、爱情、儿女、名望，等等。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朱德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无果，后来就去了欧洲，先到了法国，后来到了德国。在德国遇到周恩来，1922年10月，由周恩来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7月，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成为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在那里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不久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1926年夏天回到国内参加北伐战争，接着到江西南昌任公安局长。
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初，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发动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红四军，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从此，朱毛两人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达40余年。朱毛两人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红四军被称为“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毛离不开朱。”朱德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他曾多次说：“毛泽东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泽东。”他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取得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毛泽东在谈到他和朱德的关系时，风趣地说：“你是朱，我是毛，我是你身上的一根毛，没有朱，哪有毛？”一句幽默的话语道出了两人的深情厚谊。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拥护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长征胜利后，协助毛泽东指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与毛泽东一起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军队建设贡献了毕生的心血。他对毛泽东非常信赖，极力支持和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朱德为人忠厚、大度、朴实、忠诚，久经沙场，身经百战，历尽艰险，功勋卓著，信念坚定，一心为民，廉洁自律，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德高望重。毛泽东对朱德极为尊重，在党内毛泽东叫别人都亲切地称名字，比如“恩来”“少奇同志”，可称朱德总是“老总”“朱老总”。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及共和国的重要创始人之一。除毛泽东之外，他是党和国家领袖集团中最受人们爱戴和尊敬的一位，名望甚高。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中最早摸到枪杆子的人，他拥有高超的协调能力和远见卓识，他的凝聚力如同激光一样聚能与远射。
毛泽东曾评价说，“中国共产党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的”，即从周恩来开始。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军事部长即中共中央军事部长，他成立了中共参与领导的第一支部队—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即后来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任中央前委书记，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之前的“九月来信”时就开始了，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周恩来起了关键作用。可以说，在共和国元勋中，最早发现毛泽东帅才的是周恩来。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确立后，得到了周恩来的终身倾尽全力辅佐。
朱毛会师后在作战指挥和军队使命任务等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矛盾。这些矛盾在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到了难以调和的程度。结果在大会选举时，朱毛双双落选，陈毅当选前委书记。会后红四军作战、建设屡屡受挫，陈毅只好到上海向中央主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汇报红四军及朱毛之间的矛盾情况，周恩来听了汇报后，指出毛泽东的方向是正确的，应恢复毛泽东前委书记职务。周恩来主持指导陈毅为中央起草了“九月来信”，“九月来信”对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开好古田会议，推动赣南闽西苏区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古田会议也是确立毛泽东在红四军稳固地位的关键。古田会议成为人民军队的铸魂之举。
周恩来坚守原则，明辨是非，一心为党的事业的严谨作风，不仅维护了毛泽东在红四军的领导地位，更是为以后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在红军准备长征之前，被排挤而赋闲中的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准备留下来，坚持在苏区的斗争。
这封信送给了当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博古看到这封信时，感到这是大事，自己不敢拿主意，于是就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看完信，一下子就急了：我们为什么被迫长征，就是没有听毛泽东的，把他孤立起来了，中国革命要想胜利，不能再让毛泽东离开。
于是他立刻让警卫员备马，连夜赶到毛泽东住处，找他谈话，核心是劝毛泽东跟着走。那个谈话进行了一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谈了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第二天凌晨，周恩来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事实证明，周恩来劝毛泽东跟着走的这个决定，挽救了红军，也挽救了中国的命运。接下来是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会后，红军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经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周恩来同博古进行了一次长时间谈话，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说：“你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适合做统帅。在中国历史上，能成就大事的人，都是懂得底层人民的人，你和我都是留洋出身的，理论水平或许没问题，但对中国国情都不是那么了解，但是我们有一个最了解中国国情的人，就是毛泽东，红军历次兴衰都证明，只要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一定兴旺，而一旦把他排除出去，红军一定陷入低潮，你这也是经历过的，只是很多人不想承认而已。”
博古还想争辩，周恩来接着问：“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怎么样？”博古说：“这个人很有能力。”周恩来说：“我跟他共事多年，很了解他的为人。从北伐时期，就不断地有人想搞垮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反而处处都被他占得先机。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杀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金钱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多少实力远在他之上的人，都被他一一压在了脚下。这样的人，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吗？”博古无言以对。
周恩来说：“你自然不行，我也不行，要我说，全中国只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周恩来的话感动了博古，当天晚上政治局常委开会研究分工，周恩来提议由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是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共产国际容易通过，会上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张闻天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后来，毛泽东在与张国焘的较量中，博古毅然选择站在毛泽东一边。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被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代表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做统战工作。
1947年中央军委撤出延安后，周恩来同毛泽东转战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领导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战场作战。后来他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了名震中外的三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为政务院（后改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在组织领导国家建设、处理国际关系、维护毛泽东领袖地位等方面，功勋卓著。他对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支持，他是杰出的纵横捭阖的外交家，是从容自信、智慧过人的谈判家，是毛泽东治国理政的最佳搭档和帮手。
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交工作26年之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事业的奠基者。他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大展风采，为新中国的外交赢得了巨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地位和尊严。
周恩来与毛泽东结下了近半个世纪牢不可破的革命友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来说，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不可分的两个人。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周恩来是伟大的活动家。毛泽东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提出大政方针，周恩来认真负责地具体落实；毛泽东管宏观，运筹帷幄，周恩来管微观，细致周到；毛泽东豪迈挥洒，周恩来谨慎细致。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被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他还说，在漫长的战斗生活中，周恩来“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这些话未必准确科学，但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周恩来忠于职守的品格，鞠躬尽瘁的精神，堪为中华民族的楷模。
周恩来从国家利益和革命事业全局出发，甘愿把自己放在“配角”的位置。而内心确实钦佩毛泽东，相信毛泽东考虑大问题要比自己高明。他对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十分了解并能准确把握。梁漱溟曾讲过：“周恩来是绝顶聪明的人。”而毛泽东对周恩来办事细致周密也十分放心。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相得益彰，有着高度的默契。毛、周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就是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把中华民族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极大责任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宽阔的胸襟，顽强的意志，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包括对克服困难、挫折表现出来的韧性，等等。
周恩来没有什么财产，也没有子女。1972年以后又病得那么严重。可是他仍然一天坚持工作十几个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里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一生、耗尽心血的周恩来病逝。当向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宣读周恩来病逝的讣告时，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流淌着泪水。此时，难以用什么话来表达几十年同舟共济，几十年风风雨雨，几十年得力相助。周恩来先走一步，永远离去了，对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三人在一起共事多年，他们在完成核心目标上完全一致，他们凭借强烈的历史自觉达成了近乎完美的历史和谐。他们三人不是同年生，却是1976年同一年去世。
（后期：李宇轩；主播：王程程、王瑞）
值班编辑：白雪 李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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