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知人善任，用人之长（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六 炉火纯青的用人艺术
知人善任，用人之长
本篇梗概：
毛泽东知人善任，依着德才兼备的标准，善于长短搭配，用人之长，补人之短，力图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
毛泽东知人善任，依着德才兼备的标准，善于长短搭配，用人之长，补人之短，力图组织最佳的人才结构。
1930年的春夏之交，红四军缺少一名能够和军长林彪搭配得来的政委。当时，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毛泽东，认为必须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依照毛泽东选人用人的标准，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必须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在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性。
毛泽东经过一番慎重考虑，结果选中了罗荣桓同志。罗荣桓是湖南衡山县人，在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在鄂南组织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参加了三湾改编。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打仗时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生活上关心体贴战士，成为战士的知心朋友，深受士兵爱戴，给毛泽东印象最深的是，罗任第31团三营党代表时，由于他的出色工作，使这个营成为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1928年，毛泽东带这个营南下执行任务，行程数万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与罗荣桓出色的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感慨地说：“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他认为，罗的确是个人才，经他介绍推荐，罗以一个基层政治干部的身份，参加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前委委员。后来任命罗荣桓为红四军代理政委。抗战时期任一一五师政委，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委，长时间与林彪搭档，配合默契。林彪长于打仗，但性格内向，个性强。而罗荣桓政治工作能力很强，善于做人的工作。
他从井冈山到太行山，从辽沈战役到向中南进军，所向披靡。毛泽东曾评价罗荣桓：“荣桓是个老实人，而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自己严，对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罗荣桓不负众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后任总政治部主任，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一员巨匠，是唯一的军队政治工作元帅。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病逝，毛泽东非常悲痛，遂写成七律一首—《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 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之深。
解放战争时期著名的“刘邓大军”，其领导人刘伯承和邓小平是两位领导风格迥异的统帅。刘伯承元帅的领导风格是“举轻若重”，意为谨慎、周全、万无一失。而邓小平的领导风格是“举重若轻”，意为大刀阔斧，气魄雄伟。毛泽东将这两位不同类型的领导放在一起，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刘邓二人前后共事13年。宋任穷在回忆邓小平的文章中说：“在战争年代，他和刘伯承同志一个政委，一个司令，十余年里一直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工作非常协调，堪称合作的模范。”
毛泽东知人之长，也善于用人之长，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使其手下的良才猛将各展其长，各显其能。
抗战初期，胶东地区日寇、伪军、土匪犬牙交错，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大小小的“司令”有70多个，严重地阻碍着胶东抗日局面的开展。毛泽东决然点将，命令许世友横刀胶东大地，打开胶东局面。许世友一踏上胶东土地就说：“太平我不来，我来不太平。”许世友以他独有的威猛凌厉，迅速荡平了胶东。不久，胶东大地上只剩下一个“司令”，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天堑，23日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覆灭。紧接着，人民解放军兵不卸甲、马不停蹄，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向江南各省市进军。上海成了人民解放战争的下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上海，简称“沪”，也称“申”，是中国最大的海港城市。从地理角度讲，上海位于太平洋西岸，是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紧挨长江入海口，素有“江海要津”之美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上海在明末清初经济和文化就较早地进入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到了清嘉庆、道光年间，上海已成为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和大商港。由于其作为沿海通商城市所蕴含的巨大潜力，也因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9世纪40年代，在外国侵略者的大炮威逼之下，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向外国殖民主义者开放，开始了屈辱的历史。开埠后的上海，迅速成了全国经济、金融、外贸中心。外国资本主义不断侵入，民族资本主义逐渐形成。同时，开埠后的上海，又是来自欧美的地痞、流氓、无赖之类“冒险家的乐园”，十里洋场充斥着富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
为了书写好上海历史新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早就开始了谋划，挑选解放后上海市的掌门人。毛泽东深知，作为当时闻名遐迩的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口岸城市，作为拥有500万人口、工业产值和贸易均占全国一半的上海，其地位十分重要，能否接管好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进城“考试”的重要一役。因此，接管上海负责人的确定，成了毛泽东重点考虑的问题。
谁能担此重任呢？毛泽东反复思考，反复比较，逐渐把目光集中在陈毅身上。
对于陈毅，毛泽东可以说是非常熟悉和了解的。他是四川省乐至县人，1901年8月26日出生。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家风和顺。陈毅的父亲陈昌礼读书颇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都懂一二。有这样的家庭熏陶，陈毅国文功底深厚，知识面丰富。另外，陈年轻时还赴法国勤工俭学，对西方的文明也有一定了解。正是在法国期间，陈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李富春等人组织的工学互助社。
1922年，陈毅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担任过重庆《新蜀报》的主笔，撰写了大量抨击时弊和反抗军阀暴政的文章，在知识界和青年中颇有影响。1923年11月，经颜昌颐、肖振声介绍，陈毅在北京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从此，开始投身革命，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战友。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战略转移，陈毅作为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在苏区与项英一起领导游击战争。在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陈毅出生入死，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华中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代军长。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是华东野战军（后改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率领部队所向披靡，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可谓战功赫赫，一代名将。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陈毅还是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中的“儒将”之一，他特别喜爱写诗，即便在敌人重重围困的情况下，仍于丛莽之间写下了令人叹服的《梅岭三章》，连诗词造诣极深的毛泽东也称赞他的诗写得“有些诗味”。而且，陈毅性格豪爽，善于和各方人士交朋友，做统战工作是其特长。柳亚子先生早在1945年就曾赋诗称赞陈毅是“兼资文武全才”。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陈毅完全适合担当重任。
毛泽东的主意定下后，曾在1949年1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表示：愿担任上海市市长一职。他还向毛泽东建议，希望中央像当年重视东北工作一样重视上海的接管工作。不久，在中共中央召集的人事安排座谈会上，邓小平受中央委托，提出经过酝酿的华东方面人事安排，陈毅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
为了慎重起见，毛泽东还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之事，征求了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大名早有所闻，一致赞同毛泽东确定的人选。这样，毛泽东正式确定由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
历史已充分证明，以“儒将”而闻名的陈毅担任上海市市长是完全正确的。上海市在陈毅的领导下，战胜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破坏和捣乱，出色完成了接管任务。半殖民地的上海变成人民当家作主的上海，这也充分证明毛泽东选人用人的正确性。
陈云是中国共产党内杰出的经济领导专家，毛泽东曾赞赏说：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上海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和不法商人认为共产党搞军事100分，搞经济0分，于是相互勾结，利用“两白一黑”（棉花、大米、煤炭）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派深谙经济规律和经济斗争策略的陈云到上海，协助陈毅指挥经济战线的“淞沪大战”，几个回合下来，将资本家和不法商人打得一败涂地，不得不“俯首称臣”。
毛泽东曾多次盛赞习仲勋。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一生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立场坚定，顾全大局，毛泽东曾盛赞他“比诸葛亮厉害”，习仲勋为何能受到毛泽东如此高的欣赏和器重呢？
毛泽东与习仲勋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35年。毛泽东对习仲勋是未见其人，先闻其事。1935年，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这算是对习仲勋之名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
毛泽东率中央机关来到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见习仲勋。一见面毛泽东十分惊讶，说：“原来你也这么年轻。”这一年，习仲勋刚刚23岁。毛泽东和他谈了许多话，习仲勋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头脑清醒、办事干练的作风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
1936年，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负责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6年间，习仲勋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
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14日，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全面研究边区的历史和现状，正确解决边区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同时表彰了王震、习仲勋等22位在群众中有声望的模范干部和生产英雄。毛泽东亲笔为习仲勋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的题词，予以表彰，足见器重有加。
1945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到东北开展工作。在选配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这一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7年2月10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决定：独1旅、358旅、新4旅、教导旅、警备1旅、警备3旅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任命张宗逊为司令员、习仲勋为政委。3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自3月17日起，边区一切部队，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任命彭德怀为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为副政委。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十分周到的。
彭德怀、习仲勋指挥西北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与十倍于己之敌展开殊死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进攻锐气，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解决问题”的企图。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习仲勋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一起，转战西北战场，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组织后方支前，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会议上刮起一股极左歪风。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多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的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泽东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毛泽东阅后指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做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西北地区有汉、回、藏、维吾尔、蒙古等10多个兄弟民族，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的方针进行。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12代千户项谦投诚，是习仲勋解放初期在西北区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典型。
1949年底，项谦纠集100师师长谭呈详、骑兵14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2军，发动叛乱。在平息叛乱的斗争中，习仲勋认为应当把国民党残匪和对我党有怀疑态度的藏族上层人士加以区别，尽量做好政治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集团，拉开了争取项谦投诚工作的序幕。
1950年8月，项谦投诚，来到西宁，向人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他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1951年9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在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要求政府出兵进剿昂拉。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青海省委书记张忠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向政府投诚，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经过反复细致的争取工作后，同年7月，项谦终于从南乎加该森林投诚。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向习仲勋献上洁白的哈达，表示感恩之情。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习仲勋主政西北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魄力、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使毛泽东和党中央更加器重他。新中国成立之初，刘少奇考虑到国家进入建设时期，向毛泽东建议将各中央局书记抽调进京，调整、增设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分机构。毛泽东和党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经过反复考察和衡量，时任西北局第二书记的习仲勋被毛泽东“钦点”进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任前，习仲勋真心实意地向毛泽东说，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恐怕难以担当起全国文教宣传的领导工作。
毛泽东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耍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看见毛泽东坐在湖岸上休息，他们将船划到岸边，向毛主席问好。毛泽东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习仲勋的工作相当满意。1958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时，专门约习仲勋来到游泳池，进行了长时间的推心置腹的谈话。1959年4月中旬，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习仲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
毛泽东点将，罗瑞卿任公安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面临各种挑战：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妄图卷土重来，大陆残留的国民党特务猖狂破坏，城乡社会秩序不安。尤其是北京的社会治安状况堪忧。建立一支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内卫力量迫在眉睫，那么，由谁来当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呢？
1949年5月14日，刚刚解放了山西太原，正准备向西北进军的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突然接到毛泽东的电示：“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工作后，乘火车到达北平，先是周恩来找他谈话，希望他出任即将成立的政务院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感到很突然，还是希望随军挥师西进，并认为时任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部长更合适。周恩来说：“各人有各人的事，他有他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
当晚，毛泽东在北平西郊双清别墅接见罗瑞卿。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罗瑞卿意识到，当公安部部长是形势所需，任务艰巨，便接受了任命。
罗瑞卿和毛泽东关系非同一般。早在1929年，罗瑞卿就结识了毛泽东，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罗瑞卿始终是毛泽东忠实的追随者。1933年，罗瑞卿出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红军长征后，罗瑞卿任先遣队参谋长，负责打前站，后来又回到保卫局工作。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随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行动。整个长征过程中，红一方面军的保卫尤其是对首长的保卫工作，没有出一点儿差错，这与罗瑞卿的领导是分不开的。罗瑞卿在保卫工作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新中国的公安部部长自然非他莫属。
在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治安工作一直归中央社会部领导。1949年8月9日，中央决定取消中央社会部，成立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11月1日，公安部启用印信，正式开始办公。公安部的建立标志着新中国的公安保卫工作开始由党的形式转变为政权形式，全国统一的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公安武装开始组建。人民公安机关既是政权的行政机关，又是党的保卫机构。
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军队和地方选调干部，组建班子。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公安部成立大会，并提出要求：“进了公安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了三个字：稳、准、狠。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
罗瑞卿对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以及地痞流氓等进行严厉打击。三个月时间，北京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被摧毁，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到1950年，大城市盗匪活动基本消灭。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要求：美国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文件送到毛泽东手上，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罗瑞卿率领人民公安部队，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为保障新生人民政权的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找李先念到自己住处谈话。当时，党内一些同志对李先念领导的中原突围有不同看法，但中央肯定了中原突围是胜利的。毛泽东开门见山：“有人告了你的状，但不要怕，还得干！”毛泽东亲自向李先念转达了中央的决定，湖北解放后，派你回湖北工作。此前，邓小平曾向李先念征求意见，是在解放军第四兵团工作，还是回湖北工作，李先念愿意回湖北工作。
渡江战役高歌猛进，解放军很快抵达武汉城下。5月8日，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第二次委员会决定撤销鄂豫、江汉行署，统一成立湖北省人民政府，任命李先念为省政府主席；12日，中央批准湖北省委员会领导成员的任命，李先念任书记；同时，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为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李先念一肩挑起党政军的重担，当务之急是尽快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建设新湖北。
李先念很快抓住了关键。他在家乡领导过起义，又在鄂豫皖地区工作多年，对湖北的情况相当了解。在8月召开的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上，李先念提出：湖北当前的任务是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完全解除封建势力的武装，并在经济上削夺或消灭其一部，为今后实行土改，彻底消灭封建势力准备好条件。
湖北的剿匪，助攻了中南和西南地区的解放。湖北局势稳定后，兴修水利工程被提上日程。湖北水系发达，同时水患频发。李先念多次表达这样的观点：做好水利工作，关系到全省几千万人的吃饭穿衣甚至生命问题。
1952年，中央决定兴修荆江分洪工程，成立了荆江分洪工程委员会和荆江分洪工程指挥部，李先念任委员会主任和指挥部总政委。长江流经湖北枝城至湖南岳阳城陵矶的一段为荆江，河道曲折，河床淤塞，两岸平原地势低洼，极易溃堤泛滥，是千百年来水患频仍之地，有“千里长江，险在荆江”之说。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长江上兴建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当年春夏之交，李先念率领几十万民工，要在100天内建成工程。全面动工后，李先念深入工地一线，号召30万工程大军战胜一切困难，保证在汛期来临之前胜利完成任务。在他的指挥下，荆江分洪主体工程提前25天完工。
1954年夏，李先念调到中央工作。
毛泽东的用人之道，已经达到了哲理的高度，有时让人莫名其妙，却又大有深意。比如让晕船的萧劲光担任海军司令员，让晕飞机的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都成为军事上的佳话。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新中国成立前后说起。
1949年4月，解放军靠着木船、舢板，百万雄师过大江，历来被人们所追捧，认为体现了人民解放军大无畏的精神。但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大无畏精神不可少，但一支正规的海军更加重要。因此，毛泽东火速征调时任四野12兵团司令员的萧劲光入京，准备让他筹建新中国海军。
萧劲光一听，当即傻了眼，因为他带兵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跟海军有什么瓜葛，甚至他本人还是一只“旱鸭子”，连坐船都晕，怎么可能去筹建海军？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顾虑，笑道：“我就是看中了你这只‘旱鸭子’，要是你精通水性，我还不用你呢！”
萧劲光更加莫名其妙，赶紧又向主席说明自己的实际情况，确实不适合当这个海军司令员。
毛泽东大手一挥，说：“让你当海军司令员，是让你去组织建设，又不是让你天天坐船打仗。中央已经决定了，海军司令员你是逃不掉了！”
萧劲光欣然遵命，新中国的海军近乎是白手起家，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在保卫祖国海洋权益的斗争中，屡建功勋。
1980年1月，萧劲光退休，在海军司令员的位子上一坐就是30年，这在世界海军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身上。
1949年5月的一天，原任四野参谋长时任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接到中央军委通知，让他火速进京，讨论筹建空军事宜。
刘亚楼当时也傻了眼，因为他几十年的军事生涯跟空军也没怎么打过交道，怎么能当空军司令员呢？
毛泽东没有理会他的顾虑，坚决任命他为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没有让毛泽东失望，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让新中国的空军力量迅速壮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连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将军也惊呼：“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我们过去一直信赖的空中优势，现在已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非要让晕船的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让晕飞机的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呢？大家都知道用人之道在于用其长，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反用其短呢？
后来，毛泽东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解释了这么做的原因，大意为：当一个人把他最大的弱点克服了，那这个弱点就会反过来成为他最强的一点，而且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会锻炼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以后面对任何困难都会游刃有余。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对人性的了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后期：李邦振；主播：纪小鹿、王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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