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团结百分之九十”（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七 肝胆相照的统战法宝
“团结百分之九十”①
本篇梗概：
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就必须争取大多数，把绝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延安形成了吸引各方的“磁场效应”，范长江、陈嘉庚等有识之士纷至沓来。
国际青联是著名的国际进步学生组织，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们成立了访华代表团，代表团有4人组成，团长是英国人柯尔曼，团员包括加拿大人雷克南、英国人傅路德、美国人雅德。到中国先后访问了汉口、杭州、南昌、重庆等10多个地方，然后在汉口与八路军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于1938年6月29日到达延安访问。
代表团到达延安，受到万名延安群众的热烈欢迎，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
代表团来到延安，最主要的任务是访问抗大。7月3日，抗大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授予了他们4人“游击博士”学位称号，并赠予纪念章。八路军还送给他们每人一套军装、一顶缀有红星的红军八角帽、一根皮带及一双草鞋，他们很高兴地当场穿戴起来。对于这种荣幸，团长柯尔曼激动地说：“我活了24岁，今天是我最光荣的一天。”
许多奔赴延安的人们，看到的共产党人是无处不在的对崇高信仰的躬身实践。一位当年访问延安的美国人约翰·科林深有感触地说：“我被共产党人为目标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人们在空气中可以嗅到这种气息。”
之后，他们还参观了鲁艺、印刷厂、报社、边区高等法院和监狱。延安整体上给他们留下了美好印象，就像他们自己所说：“到中国后，特别在延安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忠实行动，看到了延安人民抗日热情的高涨，真出乎我们的意想。在此把各党派、各阶层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真使我们世界青年兴奋极了。”
延安的磁场效应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巨大成功。何以天下人心归延安？答案不言自明—自由的空气、清澈的河水、革命的圣地、光明的未来、立志救中国于水深火热的伟大抱负。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个重要法宝。”
他还对三个法宝的意义及相关关系作了科学的阐述。他说：统一战线是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的。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联系着党能否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问题。正因如此，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巩固和扩大的。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就可以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打击主要的敌人。
据周恩来回忆：“毛泽东对我们共产党的许多干部谈，你们每天写日记，不要写别的，就只写一句‘团结百分之九十’就行了。”周恩来由此想到，“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争取大多数为着共同事业奋斗，消灭反动统治，这一政策的运用是我们最大的成就”。
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就必须争取大多数，把绝大多数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而这种争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要消除自己内部同志的各种模糊认识，使他们重视统一战线，并在实际行动中落实统一战线的各种主张，又要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同盟者，使他们愿意并乐于与我们合作。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位善于结交同盟者，善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大师。
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党相继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阵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这些统一战线，为我们党成功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中外著名的新闻记者范长江，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抗日精神的感召下，由一名富有正义感的进步新闻工作者，锻炼成为无产阶级优秀新闻战士的典范。范长江，本名范希天，原是上海《大公报》的记者，他在1935年7月至1936年5月，沿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部分路线，进行了西北地区4000余公里路程的考察旅行。那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国内外都不了解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经过他客观公正地将这些情况在《大公报》上公之于众后，在全国引起了很大轰动。他成为国统区第一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情况的新闻记者，比美国记者斯诺1936年6月进入陕北报道红军长征要早近一年的时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范长江又于1937年2月到西安和延安采访。2月9日晚，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范长江，谈了一个通宵。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多方面问题，特别是详细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总政策问题，使范长江茅塞顿开，解决了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矛盾问题。范长江当即要求长期留在陕北，一面继续学习，一面大量收集材料，以便写几本大书，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和事迹。
毛泽东从团结抗日的全局出发，认为根据当时全国的迫切需要，应尽快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向全国宣传，广泛动员群众，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进行对日抗战。因此，希望范长江能够在四天之内即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三中全会之前赶回上海，设法利用《大公报》当时在舆论上的比较重要的地位，宣传共产党在当时最重要的政策。范长江接受了毛泽东的劝告，第二天便匆忙离开延安，在第五天的《大公报》上就发表了《动荡中的西北大局》一文，具体地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并反复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使蒋介石大发雷霆，而使全国为之轰动。
毛泽东于3月29日特地致信范长江，表示“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表谢意”。
在抗日战争初期，当范长江要求派《大公报》记者进入山西的八路军驻地采访时，毛泽东立即去电告诉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彭雪枫，委派他转告范长江：“欢迎《大公报》派随军记者，欢迎范长江先生。”当范长江对国共两党合作出现新的矛盾一时困惑不解时，毛泽东于1938年2月15日又亲自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恳切地表示：“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不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
这期间，范长江的思想产生了飞跃的进步，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经党中央批准，为了便于范长江在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等地从事工作，秘密地吸收他加入共产党组织。
1942年1月10日，日军占领香港两周后，范长江历尽艰险辗转抵达苏北根据地，写了三篇通讯寄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要《解放日报》以《名记者范长江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为题，于9月6日一版左上角刊登了其中的两篇。9月15日，毛泽东致电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表示：“范长江头两篇通讯很好，已载《解放日报》及广播，第三篇不适当，故未发表，请向他说明目前政策，并代我向他致慰问。”不久，范长江到达延安，为《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9年蒋介石搬弄是非，捏造事实，歪曲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摩擦真相，引起海外华侨的不安。著名华侨领袖、名扬中外的实业家和爱国教育家陈嘉庚，决定亲自率慰问团回国考察。
在国民党人中，陈嘉庚是一位“财神爷”，在南洋具有一呼百应的威望，于是对待陈嘉庚率团到重庆，国民党官员又捧又拉，关怀备至。蒋介石请他吃了一顿花费800大洋的盛宴，想以此赢得陈嘉庚的好感，并劝阻他不要去延安。
虽经国民党多方阻挠，但陈嘉庚访问延安的决心不变，1940年6月1日，他终于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居民的热烈欢迎。到延安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接见并单独“宴请”了他。
说是“宴请”，实际上就是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吃饭的地点，在毛泽东的窑洞门口摆了一张桌子，这个桌面上不平，上面铺了一张纸，纸铺了以后，菜还没有端上来，风把纸吹走了，于是干脆这张纸也不要了。
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豆角、西红柿招待陈嘉庚，只是特地上了一味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也就1.5元。毛泽东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为人正直、尊重事实的陈嘉庚，经过8天的访问，通过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交谈，他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男女衣着朴素，部队种地种菜，边区治安良好，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叫花子，“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通过所见所闻，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对延安方面由最初的怀疑而转为了赞许和信任。他感慨万分地说：“我来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
考察回去后，陈嘉庚从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把延安和重庆作了对比，发出了感慨：“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发自肺腑地说：“就毛主席而言，文武才干，英明智慧，不但为我国历史所未有，亦为世界所仅见。”此言是发自一位爱国华侨内心的心灵写照。
“团结百分之九十”②
本篇梗概：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但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兴衰周期律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5年5月，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以此对抗中国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加紧准备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6月16日发表严正声明，坚决反对国民党所谓的“国民大会”，并宣布不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
国共两党的尖锐对立和斗争，引起部分民主人士深深忧虑。他们希望协调国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战。
蒋介石方面看到共产党不参加国民参政会，无法向美国交代，更无法向爱国民主人士和人民群众交代，所以希望有人出来游说，催促共产党人出席会议。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参政会6名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古舜生、章伯钧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表达他们访问延安的愿望。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独裁、内战的政策，阐述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周恩来收到参政员的电报后，当即决定向他们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来延安商谈国是。
这些参政员都是旧知识分子和党派领袖，大多数年龄偏大，平均年龄60岁，政治上属于中间派，与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广泛的联系，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威望、有影响。
1945年7月1日，6位参政员由重庆飞赴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人隆重地接待了他们，到机场迎接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30多人，并一一握手致意。
延安对他们的到来，准备得细致周全，安排了盛大的宴会和文艺演出，高级干部轮流作陪。
7月2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与6位参政员举行了正式会谈。
会场气氛坦率、自然、诚恳。双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共商国是，十分融洽。黄炎培等谈到了来延安的目的，谈到了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谈到了对国共两党团结问题的建议等。双方虽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但在“国民大会”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当统一。
当双方谈到国共有没有希望重新商谈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引来了一阵笑声。
经过几次会谈，双方在停止“国民大会”进行和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这两点上达成了统一意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还阅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参观了延安市容、供销合作社、供应总站、信用合作社、银行、延安大学、光华农场以及宝塔山等名胜古迹。
延安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精神面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气，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气势，都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共产党并不是国民党所说的“土匪”，他们个个稳重、朴实、谦逊、诚恳，说话有见地，学识不浅，生活在他们中间，感受到古人所说的“如沐春风”。
在这次访问中，黄炎培敞开心扉与毛泽东促膝长谈。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
“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对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这是黄炎培本人观察社会、观摩历史的真知灼见，也饱含着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期望。
毛泽东想了想，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的话给了黄炎培很大的启发，使他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
他说：“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个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个地方的人。他才能使得地方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7月5日，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离开延安返回重庆。
黄炎培这位著名的老教育家因延安之行大开了眼界，澄清了他的许多模糊思想，使他从朦胧中看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鼓舞了他追求真理的勇气。他回到重庆到处作报告，讲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还在短时间内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初版印了两万册，几天内被抢购一空，成了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他还以事实告诉大家，边区是多么自由、民主，多么温暖、光明，共产党的领袖和将领又是多么温文尔雅。这无异于告诉人们，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中，黄炎培和毛泽东有10余次的会面和家宴，这是他和毛泽东交往的续篇。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离了国民党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于3月25日平安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的新的一页。
一批又一批各方人士到延安考察访问，向社会揭示了延安的真相，并得出结论：“未来的光明之路将由共产党指引”，这无疑是毛泽东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结出的硕果。
毛泽东与续范亭结下深厚友谊。续范亭，山西省崞县（今原平）人。作为早年的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就担任了革命军山西远征队队长，后任国民军第六混战旅旅长及国民联合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再任陆军新编第一军中将总参议。
1935年冬天，续范亭千里迢迢从兰州来到南京，带着一路风尘，更带着一身正气，迈着沉重的步伐直奔中山陵。他默默地吟哦着：“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觍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大夫杀身成仁的思想根植于续范亭的人格秉性之中，当他走向最后一级台阶，跪拜于总理墓前时，仰天长叹，拔剑自剖，以死而谢天下。幸运的是，续范亭剖腹自尽并未成功，最后被送到中央医院抢救转危为安。
被救的续范亭终于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把一个时代一个王朝送进了思想的坟墓，他所选择的复活再生的道路，是跟随共产党、跟随毛泽东进行抗日救亡运动。
对于续范亭的人品，对于这位“背上棺材抗战”的民主人士，毛泽东始终是钦佩的。他们的第一次见面是1939年5月，续范亭时任第二战区民主革命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主任委员。这年3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扶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强令取消“战动总会”，破坏统一抗战。会上，续范亭进行了坚决抵制。会后，续范亭借道延安，向毛泽东专门通报会议情况，与毛泽东亲切交谈，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续范亭曾经作诗一首给毛泽东：“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莫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毛泽东读罢，复信给他，表示将“不自高”三字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1941年初，续范亭由晋西北来延安治病，毛泽东亲率领导人迎接，当听说一种珍贵西药疗效很好后，便数次打电报给远在重庆、香港的周恩来、廖承志，要求一定要千方百计设法购买。药买到后，又专门致信续范亭予以抚慰。同年年底，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闭幕之际，毛泽东特意请列席会议的续范亭讲话。目睹并亲身体验边区生活的续范亭深受感动，十分感慨说：“我为中国革命奔走了几十年，始于今日目睹边区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看见了新中国光明前途，因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中国劳苦群众和先进人士的保障，中国革命一定能取得胜利。我们应该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看得出，续范亭真心佩服共产党，对毛泽东的领导衷心地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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