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七 肝胆相照的统战法宝
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①
本篇梗概：
毛泽东客观地看到民主人士的长处，对他们广开言路，与他们共商国是，积极听取他们对革命和建设方面的看法和建议，逐步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和民主协商的基本特征。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初步实践。
民主人士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或是政治舞台上某个党派的领头人物，代表一定的政治势力；或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能影响社会民众的心理；或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可左右社会舆论的走向。这些人虽然崇尚正义，但不是共产主义者，而且性格上各有特点。如何调动他们，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支持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和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往往对这些人物一筹莫展，无可奈何，而毛泽东能像磁铁一样，把这些人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周围。
因为毛泽东能客观地看到他们的长处，既从团结的角度，也从发挥他们自身才干的角度，对他们广开言路，与他们共商国是，积极听取他们对革命和建设方面的看法和建议，从而在党内和党外呈现出各党派民主平等的良好氛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这种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相处方式，互相学习、共同促进、共商国是的民主方式，达到了凝聚人心的目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毛泽东在审定初稿时作了重要修改：将初稿的第5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将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划掉；将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组织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修改为“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将初稿24条，删减为23条。“五一口号”很快传遍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5月1日，毛泽东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沈钧儒，提出“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实施纲领，其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提议由中共中央、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发表联合声明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他还分别给10多位民主党派领导人写信，商讨召开新政协和建国大业问题。
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之下，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北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及爱国民主人士又会合到北平。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各种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使新政协的召开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定中共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这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民主党派参加新政协，将在新中国参政，这标志着民主党派地位的根本变化。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共产党一道担负起管理和建设国家的历史重任。从此，各民主党派走上了新的历史道路。事实表明，民主党派作为中国土壤中产生的一种特殊政治力量，由于国内政治环境不允许和自身的软弱性，不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但是他们坚持反帝爱国立场，这就必须和人民革命结合起来。此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成为众望所归。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毛泽东首创的“三三制”政权思想。他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中，提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原则，并对抗日政权的性质、任务、人员分配，以及二者关系作了精辟阐述。“三三制”政权，包括了共产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各党派参政和民主协商的基本特征。这是毛泽东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理论的初步实践，为加强与民主党派在新政权中的合作积累了经验。毛泽东指出：“这种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建立，将给全国以很大的影响，给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政权树立一个模型。”后来正是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和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应运而生了。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在新政协筹备期间乃至第一届政协召开之时，几乎每件重大事项都体现了民主协商的原则。无论是政协的参加单位、人员名单，还是诸如《共同纲领》、两个《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的领导班子候选人以及国旗、国歌，包括以后决定的国徽、定都、纪年等重大问题，均采取充分协商的办法取得思想上高度一致之后才表决通过。
关于国家名称问题，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直把革命胜利后的新中国称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许多人写文章、演讲都使用这个叫法。讨论时党外知名人士张奚若则认为，用这种称法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也已把人民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与“民主”二字重复。为此，周恩来再次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大会决定将国家名称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足见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协商建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创举。
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等三个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由56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949年9月30日，出任新中国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团结党外人士、社会贤达共同建设国家的指示，在组建中央政府过程，对既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又体现各民主党派参政方面，做到了完美的统一。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社会贤达代表人物都吸收到政府中来了。
在中央人民政府6位副主席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56位委员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7人：何香凝、李锡九、张治中、柳亚子、程潜、龙云、陈嘉庚、马寅初、郭沫若、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傅作义、张奚若、张难先、马叙伦、高崇民、沈钧儒、张东荪、黄炎培、李烛尘、蔡廷锴、彭泽民、章伯钧、李章达、陈铭枢、谭平山。
政务院4位副总理中，民主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
15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
在34个部级单位中，15个正职由民主人士担任，他们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检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农业部部长李书城、林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有几个人的“入阁”被传为佳话。
一个是傅作义。傅作义起义后访问西柏坡，向毛泽东表示过愿意搞水利工作。毛泽东当面许诺请他出任水利部部长。周恩来兑现了毛泽东的诺言，并提名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任水利部副部长，协助傅作义工作。他嘱咐李葆华：“要让傅作义有职有权，凡是傅作义推荐的干部我们都要用。”傅作义推荐的国民党时代治黄技术专家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推荐的前北平市市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一大批中层干部也都在水利部安排了工作。
第二个是黄炎培，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在历史上多次拒绝过旧政府的高官厚禄；参加新政协也表示无意任公职。经周恩来亲自劝说，黄炎培欣然接受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任命。当子女问起时，他说：“以往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第三个是李书城。李书城是同盟会的三位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时是黄兴的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一大，就是在他上海的住宅召开的。李曾是中华民国和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的顾问，在人民革命战争中帮助过共产党。周恩来派薄一波拜访李书城，请他出任农业部部长。
从这些人事安排可以看出，毛泽东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尊重同盟者，调动同盟者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②
本篇梗概：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亲自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同时也指示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要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入新的时期，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真诚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新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党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转变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民主党派也不再是旧中国的在野党，而是参与民主协商的参政党，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从战争年代相互支持、共同战斗，发展到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关系。统一战线也由革命统一战线发展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人民政协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具体体现和重要载体。毛泽东作为人民政协的总设计师和主要创立者，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思想和独创性的战略构想，指导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使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毛泽东曾经就政协的地位、性质和任务指出：人民政协是“伟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组织，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们必须巩固这种团结，巩固我们的统一战线，领导全国人民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还指出：人民政协是非权力机关，是我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实际形成的“三大系统”（党的系统、政权的系统和政协的系统）之一，有“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意见并加以协商”的任务。
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毛泽东指出：“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因为人大和国务院是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管理机关，如果把政协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二元化了……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他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人说，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如果这样说，那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达命令，只能提建议，是否也就不重要呢？不能这样看。”
关于人民政协的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五大任务：“一、协商国际问题”；“二、商量候选人名单”；“三、提意见”；“四、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五、学习马列主义”，当然，“学习是自愿的”。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富有战略意义的思想，为完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新中国成立前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纷纷建立，毛泽东一再指示提醒各地党政领导人，一定要吸收包括起义将领在内的党外人士参加政权机关，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有职有权，并且要关心和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
薄一波有一段回忆说：“组建中央人民政府时，谁担任什么职务，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到，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每个月给程潜五万斤小米，补贴帮助他，是毛主席提出的。主席说，程潜应酬多，开销大。傅作义当了水利部长，毛主席问我，怎么样？他对我说，傅作义和平起义，是有功的，应该让他自己挑一个副部长，有职有权。那时政务院有10个以上的部长都是党外民主人士。”
毛泽东还亲自做党外人士的工作，同他们亲切交谈，坦诚地说明共产党与非党人士长期合作的根本政策。
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同绥远军区的负责人谈话，特别邀请傅作义参加。毛泽东说：“现在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又有了政协全国委员会，我当主席有责任使各个方面都有利，使别的党派也有利，否则会引起不满，会被人骂，甚至会被推翻。绥远也一样要注意，归绥就有两个‘党’，我们的与傅先生的。军政委员会就架在这个矛盾之上，要处理好。现在全国都在执行统一战线，华中、华南的政府也一样是统一战线的政府。农村和城市的情况不同，没有别的党派参加政府，但也有非党干部。没有非党干部参加政府就会出毛病。共产党要永远与非党人士合作，这样就不容易做坏事和发生官僚主义。”
“苏联也是共产党与非党合作，《真理报》说，政府干部中党员占四分之三，其他是非党干部。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的联盟，长期合作。双方要把干部都当成自己的干部看，打破关门主义。没有统一战线，革命不能胜利，胜利了也不能巩固。搞统一战线，哪能怕麻烦、怕捣乱、怕人家吃了你的饭？切不可叶公好龙。”
“长征二万五千里不是因为有统一战线，而是因为太纯洁。这次政府的名单中，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还是一半一半好，要搞五湖四海。别人在民主革命困难时期拥护共产党，为我们说过好话、帮过忙，我们胜利了不能不要人家。傅先生交出了北京，解决绥远问题就要有所不同。这证明我们的政策正确，今后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包括绥远的在内，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眼睛里只看到绥东解放区八十万人民就会弄错事情。”
毛泽东对起义将领说的这一席话，是肺腑之言，十分坦诚，把中国共产党所以要实行统一战线的道理，说得非常明白。
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春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由香山乘车到北平城里，拜访北平师范大学代校长汤璪真、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他们有的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有的是北平九三学社的成员。毛泽东和他们畅叙旧情后，黎锦熙对毛泽东说，新政协会议就要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北平九三学社的人数不多，这个团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毛泽东听后，诚恳地对他们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共有11个民主党派，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联盟。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形式上没有结成党派，但长期参加民主革命的斗争，实际上是有党派性质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发展形成的。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的三个民主党派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布解散，这样就形成了我国现有的8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的参政力量体系。
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③
本篇梗概：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新疆、西藏等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共产党内有一部分同志在对待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着一种“左”的关门主义倾向，看不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瞧不起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而且在民主党派中也有许多人认为，自己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准备宣告结束。
这一情况，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回到北京后，听到人民救国会解散的消息，惋惜地说：“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他表示民主党派不能取消，不但要继续存在，而且还要发展。
195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确定了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总方针，即：帮助民主党派团结、进步、发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祖国建设事业中同他们真诚合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针对民主党派中出现的这些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4月21日同李维汉、徐冰等人谈话时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对民主党派及非党人物不重视，是一种社会舆论。不仅党内有，党外也有。民主党派是联系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权中要有他们的代表。对民主党派要给事做，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干部一样。要团结他们，使他们进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要解放全人类，资产阶级、地主也要帮助他们解放，改造他们。这就是博爱。”
毛泽东把统一战线提到解放全人类这个伟大目标的高度，这就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彻底说清楚了。这个谈话，展示了毛泽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胸怀。
新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如此之广泛，它包括了各民族、各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也包括了从敌人的营垒中分化出来而走到人民方面来的各种人。中国的大统一就是由这个广大的统一战线作保障的。
在旧中国，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海外或旅居海外，其中有许多优秀人才。新中国的成立，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唤起对祖国的憧憬与向往。他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急切地希望回到祖国。不少人经过千难万险，摆脱种种阻挠和迫害，才回到祖国怀抱。他们当中，有杰出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语言学家，等等。他们成为新中国许多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文化事业、经济建设和国家建设，为培养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极端重要。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结合中国的国情，制定了一套正确的和富有远见的民族政策，即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等，废除了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
在筹建新中国、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在民族政策方面，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面前，需要作出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实行“民族自决”还是“民族自治”？列宁和孙中山都提出过“民族自决”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也赞同过这个口号。但是，当形势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时，是继续采取旧政策，还是采取适应新形势的新政策？在起草《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构想，向政协代表征询意见。他说：“关于国家制度方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多民族联邦制？现在可以把起草的想法提出来，请大家考虑。”“任何民族都是有自决权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是今天帝国主义者又想分裂我们的西藏、台湾甚至新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各民族不要听帝国主义者的挑拨。为了这一点，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我们虽然不是联邦，但却主张民族区域自治，行使民族自治的权利。”随后，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民族自治机关。”
194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致电第二野战军前委，并告各中央局、分局及各前委，对这个问题作了更透彻的说明：“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期间，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已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入被动的地位。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
一年后，1950年11月24日，周恩来在政务院第六十三次政务会议讨论少数民族问题时说：“孙中山先生曾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就以‘民族自决’的口号把它肯定了下来。在我们制定《共同纲领》的时候，毛泽东曾提出了以民族自治代替民族自决的原则，因为这样做对于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与合作是有利的。现在，从一年来的少数民族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得出毛主席在当时的预见是十分正确的。”
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检验，证明了毛泽东这个预见和决策的极端重要性和正确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政治制度。它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为了保证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培养和吸收大批能够与共产党合作的少数民族干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是重要一环。
毛泽东在1949年11月14日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坚持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政策外，各级政权机关均应按各民族人口多少，分配名额，大量吸收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参加政府工作。在目前时期应一律组织联合政府，即统一战线政府。在这种合作中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和西藏是中国大陆最后解放的两大民族地区。两区的面积占全国陆地总面积近三分之一，又是中国的重要边陲。处理好这两个地区的民族问题，对于巩固和发展全国统一大业特别重要。在指导这两个地区和平解放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许多指示和讲话，对解决这些地区极其复杂的民族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他要求进驻这些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并一再强调，军队进驻这些地区不得侵扰老百姓，不要增加人民的负担，一切军需物资包括粮食在内均由中央供给。这些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开始就在当地各少数民族的群众和一些上层人士中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1951年10月26日，进驻拉萨部队举行入城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三大寺活佛，以及各族各界僧俗群众两万多人夹道热烈欢迎。这样的场面，在西藏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在欢迎仪式上，西藏地方政府噶伦致欢迎词说：过去，无论是清朝的军队、英国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来到西藏时，我们都没有欢迎过，唯有这次人民解放军到拉萨，我们热烈欢迎，因为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
毛泽东始终抓住民族团结这个旗帜，并使之贯穿于民族地区的一切实际工作中。1949年10月23日，他就新疆问题给彭德怀和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维吾尔族人口三百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各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
西藏由于历史的原因，不仅存在着汉族与藏族之间的隔阂，还存在着藏族内部的不和，由此带来西藏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毛泽东把同时加强汉藏之间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
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第二天，毛泽东举行庆祝宴会。在宴会上，他十分高兴地说：“现在，达赖喇嘛所领导的力量与班禅额尔德尼所领导的力量与中央人民政府之间，都团结起来了。这是中国人民打倒了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统治之后才达到的。”“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在民族团结的旗帜下，毛泽东十分注意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特别是上层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特点，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处理西藏问题上。
1950年5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中央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方针，草拟了与西藏地区当局谈判的十项政策，27日报送中央审定。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他各条均表同意，唯独对第八条作了修改。第八条原文是：“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采取协商方式加以解决。”毛泽东在“由西藏人民”之后加了7个字：“及西藏领导人员”。虽然只有7个字，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个重要政策。这是根据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的实际情况确定的。团结藏族上层人士及其主要代表人物，对于团结整个藏族人民至关重要。这个政策后来在实践中又不断发展和完善。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亲自做过达赖和班禅的工作，或者通信，或者面谈。后来达赖集团叛国，追随达赖的这一部分死硬分子分裂出去了，但中国共产党努力团结西藏上层人士的政策始终不变。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民族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个十分复杂而极其重要的问题，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全中国的大统一。
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7年以后所总结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国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④
本篇梗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逐渐形成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也是世界政党和政权史上独具特色的先进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全中国的空前统一，受几千年封建统治和一百多年帝国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获得解放，成为中华大地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真正主人。这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变。站在历史潮流的前头指导这一伟大事变的毛泽东，被深深地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在到会的1141位代表的热烈掌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一次会议负有重大任务。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
制定宪法；
制定几个重要法律；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
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
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
法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
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
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
进步事业而奋斗。
毛泽东在开幕词里宣布：“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用一些格言式的警句，结束了他简短的开幕词：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
敌人也攻不破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
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正在前进。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
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全中国六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
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们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泽东的开幕词，是一篇充满激情与自信的政治宣言，表达了中华民族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坚定意志。它是新中国蒸蒸日上，人民群众情绪高昂这一历史真实的反映；同时它又极大地激励着千百万群众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奋勇前进。
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会议代表1197人，投票1197张，同意票1197张。
在9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当选为副委员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在闭幕会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结束。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制定的。
1954年6月11日，毛泽东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他在讲到宪法的意义时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1954年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最后一次讨论修改。这时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日期—9月15日，只有7天时间。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第二天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作最后的审议。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
第一条意见是，将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一次会议”，将“庄严地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地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毛泽东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文字性的，但不改不行。过去中国的宪法有9个，说这个宪法是“我国的第一个宪法”，不妥。说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名副其实。这是属于文字性质的修改，但又是重要的修改，不改就不那么妥。
另一条意见是针对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的代表提出，这种写法不妥，说“改革宗教”还可以，说“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语言学家也认为“改革信仰”在文字上说不通。
毛泽东说，这些意见是有道理的。西藏人民信仰宗教信得厉害，有风吹草动，他们就怕得很。这一句改一改好不好？免得误会，免得重复，也免得文字不通。这一条完全是抄《共同纲领》的，可见《共同纲领》也有错误。最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把“和宗教信仰”五个字删去，改为“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
会议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
表决之后，毛泽东说：“这是一个比较完善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位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之后，政协不再代行人大职权，但是人民政协组织继续存在。这时，党内外又有些人对政协存在的必要性提出不同意见。毛泽东重申：“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人大的代表性当然很大，但它不能包括所有的方面，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
人民政协是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紧密相连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人民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搭建起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的基本架构，形成了一整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
1956年，随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民族资产阶级将不复存在。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毛泽东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战略方针，并作了精辟诠释。
毛泽东说：“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各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解决了民主党派发展的前途问题。而“互相监督”，则主要是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毛泽东指出：“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
对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邓小平有深刻领会。他说：“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他还指出：‘有监督比没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
毛泽东首创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理论与实践，极大地推进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巩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八字方针也已发展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
从古今中外各种政治制度比较鉴别中，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好制度，也是世界政党和政权史上独具特色的先进制度。
（主播：宋鲁超；后期：宋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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