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八 勇于探索的创新理念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①
本篇梗概：
毛泽东察觉到“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调整和纠偏，亲自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
1958年8月，毛泽东发现在经济工作指导上出现“左”的错误：片面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一天等于二十年”口号感染下，各地不断修改计划指标，“高产卫星”一浪高过一浪。当时，毛泽东心存疑虑。关于粮食产量，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到天津新立村参观水稻田，公社负责人说这块田亩产10万斤。毛泽东说：“你在吹牛，这不可能，你在放大炮，我是种过地的，你没种过地吧，这靠不住，10万斤我不信，堆就堆不出来。”
关于钢铁，1958年8月30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当年钢铁产量1070万吨明确指出，从时间上看，“相当危险”，“能不能搞到，我总是怀疑。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搞不到，那么，一是我们的工作没抓紧，二就是这个题目出错了，不该出这个1070万吨的数目”。
后来，毛泽东引用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当时钢产量还不到三分之一，离年底不到4个月，能不能完成，他是怀疑的。
“大跃进”的高指标、浮夸风，在毛泽东心中烙下的印痕太深了，一直心有余悸，以致到晚年都忘不了，认为“大跃进”不仅犯了不少错误，甚至“做了错事”，“闹了笑话”。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主动承担责任，作自我批评；1965年的一次会议上又说：“这些教训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
毛泽东在1958年秋冬已经察觉到了“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着手进行调整和纠偏。
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连续召开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以及八届七中全会，重点讨论高指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并取得了积极效果。会议强调要划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等等。这些思想对抑制“共产风”、高指标、浮夸风等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1959年3月下旬，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指标作了进一步调整。
会议期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讲起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
毛泽东提出，希望大家看一看《三国志》中的《郭嘉传》。大家都知道，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著名人物，最初在袁绍部下，但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太难”；后经荀彧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追随左右，运筹帷幄，协助曹操南征北战。擒吕布、破袁绍、北伐乌桓，功绩卓著。郭嘉中年病逝，曹操非常惋惜，称赞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足智多谋，而曹操能够问计于郭嘉等谋臣，听取他们的意见，果断作出决策，这说明他是一个知人善任、多谋善断的人物。
毛泽东介绍大家看《郭嘉传》，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做事要多谋。他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不能谋大局者，断难谋局部。不能谋整体者，断难谋一域。凡事要与各方面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毛泽东还说，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应当根据形势的变化来改变计划；反对党内一些不良倾向，也要当机立断。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亲自给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六级干部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6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方面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300斤，今年能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500斤，今年增产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
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食粮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10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10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10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10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3年以内，大部不可行。3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产丰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试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1961年1月，毛泽东在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做准备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向前发展。这个社会主义是不是也有一个周期率，若干年就是生产也好，建设也好比较低，若干年比较高，这么波浪式的。他还说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急，要搞它半个世纪，要搞几年慢腾腾，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他批评“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什么反什么。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②
本篇梗概：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的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做调查研究，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要有这三条。
第一条情况明，这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无从着手。因此，要摸清情况，做调查研究。情况明了，决心就大了，措施、办法、实现的方针、政策也就有了。
他还强调各级领导干部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在城市要调查一两个工厂。他还说：“省委一把手不了解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又说：“不作调查研究，以感想代替政策，总有一天要走霸王别姬的路。”毛泽东把调查研究比作打仗，打仗先要搞侦察，侦察敌情、地形、火力配备，然后判断情况，下定决心，组织后勤，部署部队。他还说：“历来吃败仗，都是调查不够，情况不明的结果。”
毛泽东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典范。他为了熟悉冶金工业，仅在1958年就考察了重庆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大冶钢厂、上海钢厂、马鞍山钢铁公司、合肥钢厂、邯郸钢铁厂，等等，光马鞍山钢铁公司先后去过三次。
为了摸清中国机械工业建设情况，他花费的功夫更大。1950年从苏联访问回国途中，视察了哈尔滨机车车辆厂；1953年视察了天津机械厂；1956年1月视察了天津第一机床厂，同年视察了广州重型机械厂；1957年7月视察了上海机床厂；1958年视察了沈阳213机床厂和长春第一机床厂，同年6月视察了上海机电厂，等等。
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冶金工业部和机械工业部的领导深入调查研究，制定了《鞍钢宪法》《发展机械工业70条》，促进了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的发展。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中央曾把1961年定为调查研究年。
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几乎全体深入基层蹲点调研。1961年3月，刘少奇去湖南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和宁乡县花明楼公社调查；周恩来去河北省武安县调查；朱德去四川、河南农村调查；陈云到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调查；邓小平、彭真到北京市顺义县调查。
同时，中央还派出许多调查组。杨尚昆去河北徐水、安国调查；习仲勋去河南长葛调查；胡耀邦去辽宁海城调查；钱瑛去甘肃天水调查；王从吾去黑龙江双城调查；平杰三去山东泰安调查；陈正人去四川简阳调查；谢富治去河北邯郸调查；还有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组织的三个调查组分头调查一个生产队。几乎所有的领导都深入基层投入了热火朝天的调查研究中。
他们轻装简从，走家串户，不公开身份，吃住在农户、养猪场或养牛场，找干部群众谈心，召开大小会议，仔细了解山林、水塘、水库、禾场、食堂、医院、学校、企业，以及社员家庭生活情况，等等。这在当时是激动人心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对转变党的领导作风产生很大影响。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于1961年1月26日，亲自率领一路人马，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南昌，2月24日到达广州。用一个多月的时间，一路听取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7个省市的情况汇报，并主持召开“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综合了全国的调查研究成果形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农业60条”，充分显示了实践出真知，和他一再强调的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的道理。
毛泽东有一个表兄叫贺晓秋，曾经救过毛泽东的命。1960年贺晓秋去世，临终前，他要儿子贺风生把最近几年下面发生的事情告诉毛泽东，让毛泽东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1961年底，贺风生到了北京，不久就被请进毛泽东的会客室。寒暄之后，贺风生就直截了当地说：“主席，你晓得乡里现在的情况吧？晓得下面刮的‘五风’吧？”毛泽东兴奋地说：“好哇，我正需要听这方面的情况。”他要贺风生先回去准备一下，然后专门找时间谈一次，而且强调：“越具体越好，要真实情况，不要掺水，是一说一，是二说二，骂娘的也告诉我，只有贺晓秋的儿子才有这样好的礼物给我。”
过了几天，毛泽东安排专门时间与贺风生交谈。贺风生一开始就放炮：“主席……吃食堂饿死人啦！食堂不散我不回去了。”毛泽东说：“讲下去，讲下去……”贺风生讲了解放后的发展变化。毛泽东打断他的话：“不要唱什么赞歌了。”
贺风生就不客气地说起发生在农村的一些不好的现象。他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提出来了，情况变了，“五风”刮得不像话，大跃进来了，要搞公社化，好不容易一家一户有了房子，一夜之间，全部都要拆了去居民点，土砖墙要搞碎了熬肥料，弄得到处鸡飞狗跳的，哭的哭爹，骂的骂娘，一两户连在一起。小铁锅砸了炼钢铁，小灶拆了积土肥，筷子碗碟全部归公，只允许一个大队开一个食堂，大锅饭、钵子饭、双蒸饭，还没得饱饭吃。吃得男人大肚子水肿，女人没崽生。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仓里没有几粒谷，还硬说达几千斤，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说着说着，贺风生流泪了。毛泽东一边耐心地听着，一边思考着。后来他把这些情况转告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
经过研究决定，解散食堂，恢复生产，制止浮夸风。
又过了几天，贺风生准备回家，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对贺风生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刘少奇、周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接着毛泽东说：“社会上像你贺风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看好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丢乌纱帽。农村有句俗话，叫‘三十吃年饭，尽赶好的搬’，这是不行的。要提倡各级干部都讲真话。”贺风生问：“食堂散不散呢？”毛泽东回答：“食堂是肯定要散的。我的意见是大锅改小锅，大碗改小碗。要让农民吃饱饭，不能风一阵，雨一阵，任何一级干部都不能搞假家伙。”
1961年8月在庐山，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时说，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但这些对他自己和后人都是永远的遗憾了。
毛泽东不仅重视调查研究，而且善于调查研究。他对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说：“头脑要冷静，多开动自己的脑筋，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要调查，追根问底。要比较，同周围比较，同前后比较，同古今中外比较。”
在同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谈话时提出了调查研究的四个渠道：一是从群众来信中了解情况；二是交敢于讲真话、实话的知心朋友；三是亲自到基层搞调查，不仅看好的，还要看差的；四是派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下去搞调查，也可以利用他们回乡探亲的机会了解情况。
毛泽东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要成就一番事业，不仅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和智慧，需要有胆量、意志和毅力的支持。还要学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毛泽东曾对人说：“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我就去调查研究。”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这两句话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心得。这是他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战略家、历史巨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经验之谈。
1965年7月26日，毛泽东会见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和夫人。接见时，李的秘书程思远作陪。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动向程思远发问：“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吗？”程一时茫然。
毛泽东缓缓说道：“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每打一个战役后，总要总结一次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的谈话道出了他成功的秘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总结经验、集中群众智慧。
“调查研究，总结经验”，这8个字看似简单，实则奥妙无穷，因为它来自不断的探索，从哲学方法论的高度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感性和理性、现实与历史、个人与群众的内在关系问题。
有了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这两条，毛泽东就突破了个人才智和个人阅历的局限，而步入了一个无限广阔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可以向实践寻求答案，向群众寻求方法，向历史寻求借鉴，从而为自己开掘了无穷无尽、永不枯竭的智慧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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