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30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华魂》网与山东航空集团联合推出大型广播剧《毛泽东成功的秘诀》。这部鸿篇巨著由参加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的老将军黄学禄历经5年撰写，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饱含深情为该书题字，披露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毛泽东成功的超人智慧！敬请收听：
位高权重，本色不改（请点击链接收听）
秘诀之九 为人师表的领袖风范
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毛泽东绝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领袖，更是一个道德领袖，是一个令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道德楷模。
毛泽东一生大公无私，为政清廉，高风亮节，率先垂范，生活简朴，疾恶如仇……他巨大的、持久的道德影响力，天地为证，日月可鉴，历久弥新，青史永垂。
位高权重，本色不改
本篇梗概：
“政者，正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真可谓是一代楷模。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始终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早在井冈山时期，他身为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的缔造者和领导人，同红军战士一块儿吃红米饭、喝南瓜汤，每天一样五分钱的油盐柴米钱。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湘南起义部队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朱德问毛泽东在井冈山是怎样稳住部队的，朱德是从旧军队过来的，旧军队里一个连长每月起码得有七八十块大洋，一个团长每月得两百块大洋，不然就稳不住部队。
毛泽东提出：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大家都一样的生活待遇。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了。
刚上井冈山时，毛泽东提出军队不能发饷，要搞供给制。当时有人怀疑，这个办法行得通吗？当兵发饷，当官发薪，是一切旧军队的惯例。可是后来，这个办法行通了。只要党员干部带头，官兵一致，待遇平等，就行得通。
1931年4月，红军正准备反击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有一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到红8军4师2团的驻地检查工事，中午吃饭时，他们的桌上除了和大家一样的一盘豆腐、一个炒笋芽外，另加一盘红烧腊肉。毛泽东看到战士的桌上没有，对团长叶长庚说：“叶团长，搞么子特殊嘛，快把这盘腊肉分给大家吃。”叶长庚连忙解释说：“首长难得在团里吃一次饭，这点子腊肉是我自己掏的腰包，你们来碰上了。既然做了，就吃吧！”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噢！还是你自己掏的腰包。这么说，你请客啰。”说着，他站起来，端起那盘腊肉，走到战士们的桌前，挨桌分腊肉，边分边说：“你们团长请客，大家分着吃吧。”
长征路上，毛泽东患有足疾，但经常把配给自己的担架和军马让给伤病员，他同战士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忍冻挨饿。
红军到达陕北，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住的是简单的窑洞，吃的是小米窝窝头，穿的是补丁摞补丁的衣服，常常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去巡视、作报告，同民主人士和工农群众交流座谈。
1940年的冬天，陕北比较寒冷，过冬的棉帽显得格外重要。在大生产运动中，部队自己动手赶做了一批棉毡毛帽子，但由于条件差，做工也很粗糙，样子也难看，让人一看就忍不住笑，就连当时毛泽东的警卫员也不愿意戴它。毛泽东听说后，率先戴上了毡帽子，并在以后外出开会、作报告也常常戴着去。毛泽东戴毡帽子的事很快传开了，大家也就纷纷仿效。后来边区人民编了一段顺口溜：“八路军，土包子，头上戴着毡帽子，打仗就像钢炮子，敌人见了像龟孙子。”
冬天里，官兵们都穿上了新发的棉衣，而毛泽东穿的还是那件已经穿了4年的灰色土布棉衣，两个胳膊肘上补丁摞补丁，袖口也开了花。警卫员要去给他换件新的，毛泽东执意不肯，说补补还能穿。后来，管理局做了一件新的棉衣送来，叫警卫员先别告诉毛泽东，趁他休息时，偷偷地把旧棉衣换出来。警卫员依计而行，把棉衣给换了，并立即把旧棉衣送回管理局处理掉，毛泽东知道后，也就无可奈何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道：“现在这件太好了，我不要。这样吧，你们给我领一件普通的，和你们身上穿的一样。”警卫员只好照办。
1945年8月27日，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去重庆同蒋介石谈判时，穿了一身崭新的蓝布中山装，他对镜子扣好扣子说：“还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这身新衣服一换，土包子也变洋气喽。”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刘少奇、叶剑英等上下打量着他。
刘少奇：“就是这双鞋，不太合适吧？”
毛泽东脚上穿的，还是一双圆口老布鞋，在大家的坚持下，换上了一双新买的皮鞋。
毛泽东：“又不是去当新郎官，还真要从头到脚一身新啊？”
任弼时：“那当然，你去，是代表共产党的形象，又不是你个人。”
毛泽东：“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
周恩来打量着他，又摘下自己的灰色太阳盔帽子，给毛泽东戴上：“主席，再试试我这顶帽子。”
毛泽东：“哎呦呦，给我扣这么大顶帽子，我受不起啊。”
周恩来：“这个帽子叫考克礼帽，拿破仑和孙中山先生都戴过，我看您戴了也蛮合适嘛，有领袖气度。”
朱德又将一件新大衣拿了过来：“还有这件新大衣，裁缝新做的，也带上。”
毛泽东：“夏天还没过完呢，重庆那个大火炉，带大衣，老总你成心想热死我啊？”
朱德：“万一要是待得久呢？有备无患嘛。”
抚摸着大衣，感受着战友们不舍与担忧的目光，毛泽东一笑：“好，带上，有备无患，这下你们可以放心，冻不着我了吧？”他哈哈大笑，可大家却并不轻松。
毛泽东一生没有吃过什么补品，如果说吃过，那就是红烧肉。1947年打沙家店战役时，毛泽东三天两夜没出屋，没上床，没合眼。歼灭了胡宗南部队36师，俘敌6000余人。战斗结束后，他对警卫员说：“帮我搞碗红烧肉来好不好？要肥一点的。”
来到西柏坡后，条件好了，毛泽东正指挥气势磅礴的三大战役。那同样是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同志们都担心毛泽东的身体会垮，商量着如何保证他的饮食。但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最高要求：“只要隔三天给我吃一顿红烧肉，我肯定能打败蒋介石。”同志们照他的话办了，他果然打败了蒋介石。
进城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好了，可毛泽东仍保持着他战争年代的生活作风，一切山珍海味都不吃。保健医生徐涛多次劝毛泽东注意营养，改变饮食习惯，吃点营养品，但毛泽东每次都摇头拒绝。有一次，他敲着盛着米饭的碗望着徐涛说：“全国农民要是都能吃上我这样的饭，那就很不错了。你就可以跟我提你那些建议了。”他还找了一条理由：“我是农民的儿子，自小过的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了，你不要劝我改变。”
毛泽东是湖南人，和其他南方人一样，爱吃大米。他吃的大米，也是极普通的南方籼米，粒长、油少、出饭。他还经常爱吃一种所谓的“八宝饭”。据他自己讲，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因敌人严密封锁，红军失去粮食补给，为充饥凑数，就找来各种杂粮，小米、蚕豆、绿豆、红小豆、玉米等全部混在一起煮饭吃。毛泽东常吃这种饭的目的，很大成分是以此铭记长征路上的艰难困苦。在吃菜上，毛泽东最关心的是辣椒和蔬菜。没有辣椒，他吃起来没味。因此，除了炒菜必放辣椒外，饭桌上少不了干辣椒。
毛泽东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四个菜中自然包括一碟干辣椒，一碟霉豆腐，按节气有时有个凉拌菠菜、黄瓜之类。而那“一汤”，有时就是涮碟子的水。他盛菜的餐具没有什么大碟小盘之类，除了小菜用碟之外，其他炒菜通常用几个小茶碗就行了。由于工作繁忙紧张，毛泽东几乎很少正点吃饭，有时饿了就吩咐卫士用搪瓷缸子煮一缸麦片粥或几块儿烤芋头，就着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毛泽东也经常请客人吃饭，但也从来都是四菜一汤，而且都是用自己的稿费开支。
毛泽东平生三大嗜好，爱吃辣椒、爱吸烟、爱吃红烧肉。毛泽东离不开烟，这是人们都早已熟知的事。尤其是在写作、思考问题时，他手上必有一支烟，卫士们为了限制他的吸烟量，曾把一支烟折为两截，使他吸烟有个间隔的时间。为了他的身体健康，医生和众人曾多次劝他戒烟，可他戒不掉。
在重庆同蒋介石面对面的谈判中，他控制住了吸烟。因为蒋介石不吸烟，而且不喜欢烟味。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始终没吸烟，这种毅力和意志，引得了许多人的感叹和敬佩。
毛泽东还喜欢吃鱼，爱吃鱼头、鱼尾，不论鲤鱼、草鱼、胖头鱼，吃法也很简单，既不红烧也不浇汁，更不用油炸，他说那样太费油，只用一点油煎一下，然后放上佐料用砂锅炖就可以了。
毛泽东对接待外宾的国宴浪费突出，很不满意。他多次指出：“接待外宾，不能总是吃山珍海味，既浪费，又不实惠。吃掉的还没有扔掉的多，白白浪费国家的金钱和物资。”“这是阔少的恶习，阔少是挥霍国家资金的败家子。”他有他的理由：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不是为了吃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这才是人跟动物的区别。
毛泽东外出时多坐国产汽车。他到各地视察，从来不吃请，不搞特殊化，为了减轻地方负担，自带洗漱用具，他在人民大会堂喝一杯茶水还要付一毛钱的茶水钱。
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回国，乘专车到达哈尔滨，与周恩来一同到东北一些地方视察，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同志谈话说：“这次我和恩来路过东北，主要是了解一下东北的工作情况，了解东北地方工业生产情况，发现这里浪费太大。我在哈尔滨提出不要大吃大喝，到沈阳一看，比哈尔滨还厉害，我和恩来不是为了吃喝，搞那么丰盛干什么？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中央三令五申，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艰苦奋斗，你们应该做表率。”
作为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在进城前夕，竟然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来不及做新衣，他只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张澜、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知名人士。
开国大典时，毛泽东才做了两套衣服：一套是参加开国大典的礼服；一套是访问苏联时穿的礼服，当时买了一双圆头皮鞋，这双皮鞋他一直穿到与世长辞。
毛泽东除了在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以外，平时常穿有补丁的衣裤、内衣，他的被褥及平时穿的衣裤袜子都补了又补，直到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20多年，补了70多个补丁，一条毛巾被也有70多个补丁，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不经他本人同意不准扔掉他一件旧衣服，也不准给他做一件新衣服。
毛泽东对穿衣服的要求：一是“不露肉”，二是“宽松随便”。他对旧衣服特别有感情，补了又补，补好再穿。
在延安时，有一次卫士李银桥拿着一件补丁摞补丁的灰军衣，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了。说不定你在台上作报告做手势时，它就会碎成布片呢。”毛泽东接过衣服，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像抚摸伤员一样，抚摸那件旧衣服，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呢。”片刻他又历数出几件旧衣服的“功劳”，叹口气说：“这样吧，补一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我也能继续见到它。”毛泽东讲这些话的语调，仿佛看到的不是几件旧衣服，而是同他患难与共的战友。
毛泽东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年轻人穿新衣服精神，我岁数大了，穿旧衣服舒服。”随着年龄增长，毛泽东身体发胖，许多旧衣服瘦得不能再穿了，便送给儿子穿。
毛泽东的卫士小封有一段亲身经历的记述：
“那是在毛泽东发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的前夕，他已经三天两夜未睡觉，很长时间没有吃饭了，每逢大事，主席生活便无规律可言。当时，主席将头朝上仰去，张开嘴深深地吸气。我抓住时机，请主席吃饭。他摇头又点点头，说：‘不用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了。’我到厨房烤熟6个小芋头端去。一进门，就听到响亮的鼾声。他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笔，又睡着了。我便退到门口坐等。十几分钟后，主席咳嗽一声。我手捧碟子进去：‘主席，芋头烤好了’，主席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噢，想吃了。’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剥皮，吟诵起他过去的一首词：‘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自得其乐。他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很多时候只用搪瓷缸子在电炉子上烧一缸麦片粥，就算一餐饭。一天24小时，他吃两餐的时候多，也有吃三餐或一餐的时候。我在主席身边10年中，没见他老人家吃过任何补品。当他脑子消耗过度时，时间隔得稍微长一点，他会到厨房走一走，诙谐地说：‘怎么最近张飞是不是没有赶集了？’遇到这种情况，炊事员就给做一碗红烧肉送去。”
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习惯夜间工作。如果没有重要会议和国家庆典等必须遵守时间外，一般在中午起床吃饭，下午两三点开始工作，再到次日的凌晨4点左右上床睡觉。对他来说，在夜间工作的好处是环境安静，干扰较少，易于高度集中精力和思考问题，效率高而且质量好。他认为这在精神上起到一张一弛的调节作用，使精力更加充沛，以利于进行下一次战斗。
1961年8月，毛泽东在庐山开会，结识了江西农垦文工团演员邢韵声。在交谈中，小邢惊讶地发现主席手上戴的那块表又老又旧，表壳上镀漆都脱了，表盘上的刻度模糊不清。小邢问：“毛主席，你这块表这么旧了，怎么不换一块呀？”
毛主席“喔”了一声：“这可不能换，这块表跟了我几十年哩，为我立了大功呢！”
说起这块手表的来历，那是1945年8月25日，毛泽东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下飞机时，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张澜、黄炎培、雷震、郭沫若等到机场迎接，当毛泽东和郭沫若握手时，郭沫若发现毛泽东手腕上没戴表。郭沫若深感毛泽东的清贫、艰苦；另一方面也感到即将在重庆度过紧张而险恶的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有安排，没有一块手表掌握时间是极不方便的。
9月3日，郭沫若去毛泽东下榻的桂园参加座谈时，摘下自己手腕上的手表，双手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未感到意外，双手接收。似乎不用言语，心已相通。如此场合，公开赠送礼物，双方显得那么坦然，这其中蕴含了非同一般的友谊。
这是一块欧米茄表，系机械表，产自世界钟表王国瑞士。本来，毛泽东是不轻易接受他人赠送礼物的，即便接受了礼品，也都交公，可是郭沫若送给他的这块手表，被视为至宝，从重庆谈判回来后，一直在用。后来因为戴久了，表底发黄，表盘模糊，牛皮表带破了，工作人员建议换一块，毛泽东说，送到表店里修一修，换只表带继续戴，这块表一直陪伴毛泽东到临终。
2007年7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讲述他在毛泽东身边服务多年的往事。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江苏盐城有一个名额，吴连登被选中了，被分配到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把吴连登从人民大会堂选拔进入中南海。在中南海颐年堂，吴连登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问过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泽东见到吴连登说：“你不就是那个盐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吴连登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自己帮忙。他激动地说“好”。就这样，吴连登进了毛主席家。
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原来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困难时期后，他带头将工资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没有变过。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样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腰包。另外一个开支是抽烟，每月将近100元，还有几十元的茶叶钱。”
毛泽东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北京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的路费，都由毛主席负担。“钱不够用时，我就拿着账本，向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不够用了？’然后要我打报告，后面附一账单，主席签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取主席的稿费。”
毛泽东的唯一享受—“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名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代。”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
有人说毛主席喜欢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也不是天天吃，每周吃一次，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什么生活，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爱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为了进一步核实毛泽东家庭财产的问题，吴连登特意去找了汪东兴同志，还专门拜访了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中南海财务处长刘元祥、中央办公厅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等人。
汪东兴，人称“中南海大管家”，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30余年，曾任公安部副部长、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央办公厅主任、党中央副主席等职，为粉碎“四人帮”发挥过特殊作用。汪东兴对吴连登说：“‘文革’期间出版过数亿册的《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毛泽东诗词》等，但是毛泽东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稿费。”
1952年开始专职负责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特别财务的郑长秋说：“毛主席的稿费一直是我管的，到他老人家1976年9月逝世，共计为124万元人民币。到1983年底，毛主席的全部稿费为157万多元，原因是存款利息上调了。每次稿费的收入和支出都由汪东兴同志签发。”
郑长秋回忆，当年毛泽东的稿费主要用于资助党外民主人士和特殊开支。“毛主席每年都给章士钊、王季范各2000元，到1972年，经毛主席批准，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李讷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吴连登还说：“毛主席早有规矩，孩子们参加工作，拿到工资，他就不再补贴。最初是因为1972年李讷生下了儿子后，几十元的工资，要维持家庭生活，要请保姆，要买奶粉，生活非常困难，才找到张耀祠同志求助。”张耀祠写条子请毛主席批准。毛主席也动了情，说：“不要批了，你说该多少钱？”张耀祠说：“这回李讷开销不小，给几千块吧。”毛主席这才同意从稿费中支取8000元钱给李讷。之后，毛主席出于对亲属一视同仁，分别给贺子珍、江青、李敏各8000元，作为生活补贴之用。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各省省委书记在毛泽东家里轮流向他汇报情况，会议开得很晚。管理员吴连登问主席要不要给大家做饭，主席说：“一人一碗面条就好，我就要让省委书记们尝尝饿肚子的滋味，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让省委书记“挨饿”，用一面“镜子”，其用意就在于让干部传承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践行与群众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鱼水深情，让干部恪尽职守、勤政为民、不忘根本、不贪私利、振奋精神、永葆斗志。
吴连登在回忆最后说：“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说：“从爷爷去世以后，他老人家的全部遗产，包括生前用过的遗物，一律都由中央办公厅保管，虽然我的父母及李敏、李讷姑姑都没有从爷爷那儿得到遗产，但我们永远继承的是爷爷这种伟大的精神遗产。”
1996年10月，中央警卫局与韶山毛泽东纪念馆一起清理毛泽东生前遗物时，在地下室里翻出毛泽东生活开支账目。这些账目非常齐全，从生活费的收支报表，到日用生活费的开支，写得非常详细，从1950年初开始，一直到1977年元月。
毛泽东生活账目包括12个部分：一是外面购买的日用品，包括茶叶、牙具、卫生纸、火柴盒、香烟。二是毛泽东外出的时候，餐饮到地方交粮票等。三是毛泽东家庭的杂务记载，比如修热水瓶、修理家具等。
毛泽东固定开支：房租、水费、电费、租用家具费，包括桌子、椅子、床铺、挂衣架等所交费用。冬天要交取暖费，公务活动中喝茶要交茶水费。甚至身边工作人员的医药费及出差的补助费等，毛泽东也经常自掏腰包。
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们这个国家不缺我一个人吃的，一个人喝的，一个人花的，如果我随便吃了、花了、用了、拿了，部长也可以，省长也可以，县长、村长都可以，这个国家都无法治理了。”
“上有所行，下必效之”。毛泽东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作为党的主席，必须以身作则。他同身边工作人员订了“约法三章”：“凡是首长需要的一切东西，托当地办的必须货款两清，对方不要钱，我们不收对方的东西。”
“严格认真执行中央不准请客送礼的规定，不得大吃喝、公私不分、铺张浪费；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对方索要东西不付钱。”
毛泽东曾对萧劲光大将说过这样一句话：“劲光呀，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迟早要搞垮自己。”
毛泽东不搞配专车的特殊。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1951年，中共建党三十周年，很多地方的党政领导纷纷向中央及毛泽东本人写贺信、赠锦旗、送礼品。对此，毛泽东十分震怒，他在一份文件上气愤地批道：“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
为了彻底杜绝送礼歪风，毛泽东特意委托周恩来总理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公开批评道：“我向大家转达毛主席的意思，各地向中央赠送土特产的做法是不好的，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果实，我们白吃，这种风气要不得。以后你们谁送东西来，我们一定原封不动退回，而且要批评。”
湖北蕲春县云丹山一带，自古生产一种人们称为“水葡萄”的大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明，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丰富。唐、宋以来，历代王朝把它定为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享用的贡米。解放后，当地农民翻了身，分了田，可以自由地享用这种过去只能种不能食的贡品了。为了感谢共产党、毛主席，当地农民于1950年10月，把刚刚收割的这种“贡米”包了几十袋寄往中南海，送给领袖毛主席。没想到一个多月后，他们收到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汇款单和一封令人感动的书信。信中说：“……钱寄上，以后再也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党的纪律所不能容许的……”消息传出，当地民众深受感动。
1964年，瑞士总统来华访问时，送了两块金表给毛泽东。当工作人员向他征求是否留下时，毛泽东说：“这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
20世纪60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邬参观制茶。他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厂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到北京后将茶叶送给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龙井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感谢。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他对保健医生说：“我不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肉要去换机器、还外债。我看有米饭、有盐、有油就可以了，我们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度荒还债。”
毛泽东说到做到，1960年他连续7个月没有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他20多天没吃一粒粮食。有时一盘马齿苋、一盘烧菠菜，便撑一天的工作。由于不吃主粮，营养不良，腿脚浮肿。周恩来总理看了过意不去，一次劝他：“主席吃口猪肉吧，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摇头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宋庆龄副委员长从上海赶来看他，亲自上门送一袋螃蟹。毛泽东出于对宋庆龄的特殊敬意，收下了螃蟹。但宋庆龄一走，他把螃蟹转送给警卫战士。
一次，印度尼西亚朋友赠给毛主席62斤珍贵食品—燕窝。据说这东西是金丝燕吞下海藻后吐出的胶状物凝结而成，不仅是一种珍贵的营养品，而且还有防痰、止咳的作用，它是印度尼西亚的特产，印尼朋友特意送给主席品尝。
但是，毛泽东不吃。他说：“这么多珍贵的食品我一个人吃了那不是太浪费了吗，把它摆到国宴上去，让更多人享用，这样可以给我们国家节省一笔开支。”
主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这些燕窝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许多人对毛泽东带头不吃肉，营养不良，腿脚浮肿，半信半疑。纪登奎的夫人王纯等几个女同志拉上江青结伴去看望毛主席，耳闻目睹毛主席营养不良腿脚浮肿。
当时来看望的几位女同志都哭了，说这么大的国家，就差主席这口肉吗？供主席一天一头猪也供得起，为什么不吃肉？
毛泽东回答说，吃肉我还是吃得起的，我的工资够买肉吃，我是想到全国人民吃不上肉，我有责任，我应该与人民同甘共苦。去看望的人听到后都哭了。
“政者，正也”。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身作则，生活简朴，处处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真可谓是一代楷模。
（主播：纪小鹿、王瑞、孙铄；后期：孙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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