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小兵）
这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重温这篇拙作，仍新潮起伏，热泪盈眶。伟大导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清明节到来之际，再次转发这篇旧文，怀念追思我敬爱的父母亲、八路军老战士罗义淮、衣向璞。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每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或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都使人们分外思念和追忆已逝去的千千万万抗敌老战士。今年的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更是如此。对于我和我的家人来说，这些日子更加思念和追忆我亲爱的母亲衣向璞――一位普通的八路军女战士。14年前的6月30日，她老人家离我们而去，伴随着也是八路军老战士的父亲罗义淮，与众多普通老百姓一起，永远安息在京北燕山深处一片悠静的绿丛中。
“俺是个土八路！”这满含着自诩、自谦和自强、自豪，带着浓重胶东乡音的口头语，是处世一向低调的母亲生前经常爱说的一句话。
母亲家在山东蓬莱。也就是电影《三进山城》里的那座古城。衣家祖辈与明代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同住在一条街上，出门就可看到斜对门的戚家祠堂。母亲虽是个柔弱女子，却从小受着中华民族勇于抵抗外敌入侵而不屈不挠的传统民族精神的教育和熏陶。
1937年，日本鬼子打来了，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也占了母亲的家园。1938年7月，正在念高小、未满15岁的她，满怀着打日本、救中国的一腔热血，背着家人，追随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偷偷溜出城参加了八路军，进入胶东军校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营部技术书记（排职干部）。第二年，她入了党，又潜回城内把闺中待嫁、不满封建包办婚姻的二姐衣洛夫悄悄领出城外，也当了“土八路”。
一时间，老衣家两个黄花闺女“投了八路”的讯息在蓬莱城里传开了，汉奸二鬼子把我姥娘衣栾氏抓到宪兵队，残忍地灌了辣椒水，刑讯逼供两个女儿的去向。我姥娘是个深怀民族大义的老人，早年守寡，辛辛苦苦拉扯着四个孩子艰难度日。她心里明净得很，对我母亲和二姨投身抗日革命是默许的，只是在外人面前从未捅破这层纸。姥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始终只字未说，敌人没有确凿证据，只得把姥娘放了。这些故事都是后来听我舅舅讲述的。抗战胜利后，母亲和二姨与亲人团聚时，曾为自己的抗日举动使姥娘受了那么大的苦、遭了那么大的罪而深感内疚和不安。我曾经问过母亲，你当“八路”连累了姥娘，后悔吗？她并未正面回答是否后悔，只是重复了姥娘当年说过的话：“舍小家，为大家，值得！”这就是胶东老区人民的朴实纯正胸怀，也是他们为了抗日救国大业能够输送成千上万子弟兵的深厚根源。
记得我上初中时，学校假期安排了请革命前辈讲战斗故事的活动。我想，父母都曾是“老八路”，爸爸一定有打仗的故事可讲。当我请爸爸讲故事时，他却推荐妈妈来讲，说：“你妈妈在基层当过指导员，和日本鬼子面对面打过仗。她来讲更合适。”母亲起初不愿讲，说女同志打不了什么大仗，但在我再三缠磨下，母亲才讲了参加马石山战斗的亲身经历。
那是1942年11月，日寇在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下，纠集3万多日伪军，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拉网扫荡”，把我根据地的许多军民围困在马石山地区，企图一网打尽抗日武装。母亲当时任抗大一分校三支校卫生队副指导员，部队被敌人打散了，周边不时倒下牺牲的战友，母亲带着两个比她小四五岁的男卫生员，也被敌人包围在了马石山的沟壑里，情况万分危急。当时天已全黑下来，敌人吆喝着搜山，还点起了一堆堆篝火，不停地向四处乱放枪。两个小兵急得用眼神征询母亲的意见，担心突围不出去被敌人俘获。三个人只有我母亲带着一支小手枪，几枚手榴弹。怎么办？不满19岁的母亲已是参军4年多的老兵了，她给两个小战士各发了一枚手榴弹，安慰大家不要慌张，沉着应敌，宁死也不当俘虏。夜深了，母亲在草丛中细致地观察着敌情，发现敌人的枪声大多响在暗处，篝火通明之处反而没多少动静，于是大胆地判断，越是亮处越有空隙，很可能是突围的最佳处。于是拖到后半夜，趁敌人松懈之机领着两个卫生员迅速从敌人的篝火燃烧处冲了出去，终于抵达安全地带。马石山一仗，我抗日军民损失惨重，被日伪屠杀的和平人民达千余人，我二姨衣洛夫也在这场战斗中负了重伤，被敌人机枪打断了双腿。母亲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和机智勇敢，带领战士安全脱险，受到上级领导表彰。
2013年，小妹在家中收拾母亲遗物时，在一个盛药的铁盒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张父母亲72年前的结婚批准书。在一张泛黄的白纸上，用钢笔清晰地写着：
罗义淮、衣向璞二同志：
你俩的结婚问题，现经区党委批准，特此告知。并致贺忱。
张英勃
严 政（签名盖章）
十二月廿九日
这是1941年12月29日，由八路军抗大一分校三支校政治处主任张英勃和副主任严政联名签署的干部结婚批准书。我父亲时任三支校政治处宣传股长，母亲任女生队副指导员。战争年代，军队干部结婚都由上级政治部门批准。这份结婚批准书具有法定效力，就相当于现今政府颁发的结婚证书。区党委应是胶东区党委，抗大三支校远离在鲁南的一分校，当时归胶东区党委代管，那个时候营以上干部结婚要报胶东区党委审批，三支校本身还无权批准这一级干部结婚。这张小纸条，几十年来，从胶东到上海、南京，又到北京、昆明，再到南京、北京，母亲一直随身带着，精心保存了那么多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依然完好无损，可见对其珍视程度。她是艰难岁月一对志同道合抗日志士坚贞爱情的信物，是父母亲如影随形、相濡以沫一路走来的历史见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我母亲的家乡山东蓬莱县城也解放了。二姨衣洛夫夫妇和母亲一起返回家乡看望我姥娘，我父亲原打算陪母亲一起探望从未拜见的丈母娘，姥娘也特别想见见小闺女嫁的“南蛮子”（父亲是四川人）女婿究竟什么模样，但因父亲组建新部队工作太忙脱不开身终未成行。后来因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议、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前方战事繁忙，直至我姥娘病故，父亲始终未能抽出时间亲自拜见丈母娘，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在战争年代，母亲还先后在部队担任过指导员、协理员、民运股长等职；解放后在副团（副处）职岗位上工作了几十年，直到1983年离休前才享受厅局级待遇。她从未对人讲过自己的功劳，“俺是个土八路！”却一直挂在嘴边。与母亲接触过的人都反映，这个老太太平易近人、没一点架子，哪像个“三八式”干部！1955年，在我军第一次授衔授勋时，未授衔的母亲，被授予了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很多人是从母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才了解了这位女“土八路”的经历。
我的父亲罗义淮辛劳成疾于1978年就过早离开了人世（享年60岁），此后20多年一直是母亲呵护着我们五兄妹健康成长。母亲身上映衬着中国劳动妇女的坚毅品格和博大胸襟。记得1968年3月我参军时，是母亲只身到火车站为我送行。周围其他送行的父母，在与儿子告别的最后一刻，禁不住泪如泉涌，有的甚至抱头痛哭。我的母亲不愧当过“土八路”，不仅没在我面前落一滴泪，还鼓励我到部队好好干，别想家，为革命前辈争光。
在那一刻，我心里最明白母亲为何不流泪。早在1943年冬，她刚生下第一个孩子，就遇上日本鬼子扫荡，她只得和婴儿躺在担架上随部队紧急转移，路上怕婴儿啼哭引来敌人，就用棉被死死捂住孩子的嘴，到了宿营地，我那可怜的大姐竟早已断了气。我父亲当时在前方作战竟未能亲眼看到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欠下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更加深了父母亲对日本鬼子的刻骨仇恨，坚定了誓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雄心壮志。每次抗大的老战友见面总会提起这段辛酸悲壮的往事，父亲也常不无遗憾地对我们说，要是你大姐还活着，我早就抱外孙了。但是父亲生前最不愿在母亲面前提及这件事，怕勾起母亲撕心裂肺的惨痛回忆。为了抗日，我的八路母亲确实献出了太多太多……
1948年淮海战役之前，父亲罗义淮得知母亲又一次怀孕了（战争年代颠沛流离的紧张生活，使母亲自长女夭折后连续流产了四次，这次是第六次怀胎）。一场大仗在即，后面紧接着就是向江南大进军，如果随军出动，很可能又是流产。此时在九纵（后整编为27军）后勤部任政治协理员的母亲眼看要过长江端蒋介石的“老窝”了，不想当个“半截子革命派”，便与父亲商量早点做掉孩子，以不影响随军出发。 “再做流产，恐怕以后成习惯性流产，就再不会有孩子了！”父亲想起部队医生的警示，对做掉孩子一直在犹豫徘徊中。做为女人，母亲何尝不知道这个道理呢！副军长贺敏学（贺子珍的哥哥）伯伯从其夫人李立英阿姨之口知道了此事，对母亲下了死命令：衣向璞留下保胎。于是母亲只好留在曲阜27军留守处，未随大军参加淮海战役、渡江作战。后来陈毅司令员也闻听此事，赞许说：“贺副军长做得对头，不要孩子，不要后代，我们革命为了啥子嘛？！”正是在攻打上海的隆隆枪炮声中，母亲5月23日在济南生下了第一个儿子。三个月后，母亲怀抱着取名“小兵”的我搭乘敞篷军列平安开进了大上海。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更加怀念自己的“土八路”母亲。发生在我与母亲之间的三件事情，像回放电影一样，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一件是我小时候曾与“土八路”母亲“打过一仗”。记得在我六岁时，一天夜间被尿憋醒，爬起来四处找痰盂撒尿，黑暗中误把我的翻毛皮鞋当做痰盂，一泄而快，尿完了又稀里糊涂地上床继续呼呼大睡。第二天早上，母亲看到新买的翻毛皮鞋遭此“劫难”，不由得勃然大怒，操起一根扫帚把我揪起来一顿暴打。学龄前的我出于自卫，不知哪儿来的这么大劲，竟然大哭大叫地与母亲争夺起扫帚对打。后来被带妹妹的保姆阿姨拉架，才止息了这场“战事”。事后，母亲曾多次自责不该打我，说我一定是睡觉睡糊涂了，不是故意尿到皮鞋筒里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挨母亲的打。俗话说，“打是亲，骂是爱”，我一生都悔恨自己不该如此大逆不道，敢与自己亲爱的母亲对打，还让母亲为此而经常自责。如果母亲能够重生，我宁愿天天挨母亲的打而绝不还手。世上还有什么比母亲的大爱更加珍贵呢！
第二件是1974年父亲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挨整时与母亲的一段对话。父亲时任原昆明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因患胃溃疡被切除五分之四胃，到南京军区总医院康复休养。“四人帮”在昆明军区的帮派势力丧心病狂，硬逼我父亲回昆明参加运动，交代所谓“林彪派来昆明军区抢班夺权”的罪行。我此时正好回昆明探家，一进家门，楼梯走廊都贴满了父亲的大字报，父亲被造反派批倒在床上，患了严重的低血糖症，随时有昏迷的生命危险。母亲非常着急，她怕我一时冲动与造反派干仗，拉我到另一间屋子对我说：小兵，你要相信，你爸爸一生对党忠诚，绝不是坏人。政治风浪经的多了，万一有意外一定是被迫害的，绝不会自杀。“土八路”母亲不愧经受过多年政治风浪的严酷考验，对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做了最坏的打算，甚至于提到了死，让我们子女都有思想准备迎接风浪。世上还有什么比母亲的视死如归更加伟大呢！
第三件是1998年陪同母亲回昆明为父亲祭扫20周年路上的一件小事。从昆明返回北京的火车卧铺车厢上，母亲去卫生间洗脸迟迟没有回包厢，我怕发生什么意外，就到卫生间去找母亲，推开卫生间门的情景让我惊呆了：75岁的母亲正弯腰半跪在地上从下水道里捡什么东西，我问她捡什么呢？原来是洗脸时一小块香皂头滑落下去了，我说算了算了，不要捡了，别把你腰闪了。可是母亲依然执着地要捡回香皂头，我只好让母亲起身，顺从地帮她捞起掉入下水道的香皂头，并帮她冲洗干净放进盒子里。“土八路”母亲就是这样为人师表、艰苦朴素了一辈子，我的眼睛立马湿润了……世上还有什么比母亲的精神境界更加纯朴呢！
其实说起“土八路”，只是一句玩笑话。母亲是高小生，当年在八路军中算是有点文化的。一参军就入胶东军校学习，毕业后到抗大工作。建国后先后担任华东军大子弟学校副校长、南京军事学院幼儿园主任、北京高等军事学院红山小学校长；从军队转业后又在八机部、昆明医学院、江苏教育学院任职。母亲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于党的教育事业，她的学生可谓春催桃李满天下。
14年前的7月10日，为母亲送行的仪式呈现了令人永生难忘的场景。告别大厅悬挂着巨幅挽联：
“十四岁投笔八路历尽寒暑侠女忠勇抗倭寇；
六十载献身教育春催桃李良师盛誉享神州”。
这是囊括母亲一生主要经历的真实写照。送行队伍的许多人胸佩白花，眼含热泪，缓缓前行，他们中有共事多年的老战友，有朝夕相处的老同事，有共和国的新一代将军，还有受年迈的祖父母委托代为送行的第三代年轻娃娃。
军委副主席迟浩田叔叔派秘书送来了代表他和他哥哥迟浩谦叔叔亲笔题写的挽帐：“衣向璞大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是的，亲爱的母亲，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来不因曾是“土八路”而自觉矮人三分；相反，坚信“土八路”能够打败一切武装到牙齿的洋鬼子。其实大家都深知：“土八路”并非保守落后、羞于挂齿的称谓，而是涵盖着一种永不过时的八路军精神，即始终坚持依靠人民、艰苦创业、自强不息、以弱胜强的战斗精神和不怕流血牺牲、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我永远怀念我的“土八路”母亲，为有这样一位受人敬重的母亲而骄傲和自豪！
写于2015年7月9日
衣向璞简历：
衣向璞，1923年12月26日出生于山东蓬莱，家庭出身城市贫民。1938年7月参加八路军，入胶东军校学习，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历任抗大一分校三支校文书、副支书、副政治指导员，营技术书记，妇救会组织委员，妇救会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山东军区五师政治指导员，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供给处协理员，二十七军教导团民运股长、休养队协理员，济南警备区卫生部协理员等职。建国后，她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大学子弟学校教导员兼副校长，南京军事学院幼儿园主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部干部部协理员，红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第八机械工业部办公厅档案处副处长，昆明医学院政工组副组长、人事处副处长等职。1980年12月到江苏教育学院，任轮训部党总支副书记（享受厅局级待遇）。
衣向璞在战争年代，南征北战，先后参加过马石山战斗、高济战斗、灵山战斗、粉子山战斗，莱芜、孟良崮、周村、潍县、济南、淮海等战役，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2001年6月30日20时08分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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