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并描绘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再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热词。而毛泽东主席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不仅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而且是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更是指引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文献。作为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论十大关系》不仅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探索走好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确立并特别强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一重要原则，并开启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篇章。今天，经过历史的一再检验，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毛主席60多年前的光辉著作，不仅在我们党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上始终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更是我们应该经常重读、深刻理解、永远铭记的重要遵循。
一、选择“一边倒”：新中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帝国主义阵营的封锁，只有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真正愿意帮助中国，其中最主要帮助中国的就是苏联，再加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建设经验，而苏联又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很多巨大成就、成功经验，因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坚定地站在了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一边倒”是毛主席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确定的。1949年6月30日，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旗帜鲜明地宣布了新中国必须“一边倒”：“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①由此可见，他所强调的“一边倒”决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倒向苏联这么一个具体国家，而是指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这一边，是指新中国坚定不移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走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而决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并且，这个“一边倒”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超人的政治远见，奠定了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政治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领全国人民开始全面学习苏联。1950年3月3日，访苏归来的毛主席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②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现实而正确的选择，是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毛主席并没有僵化、迷信地对待苏联的经验，而是反对照抄照搬、盲目模仿，从一开始便注意到了如何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学习苏联的同时，他也非常重视向更多国家乃至资本主义国家的学习。早在1950年3月10日，他在接见外交部首批驻外大使学习班的同志时，就对这些不久就要出国赴任的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们说，任何一个国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要通过研究，认识和学习别国的长处。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也要学。③他这里提倡的向外国学习，不仅包括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更包含了向所有国家学习。1955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的谈话时就表示，日本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哪一天有机会我还想学一学，还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我也想到别的国家去看一看，甚至还想去美国看一看，把中国人民的友谊表示表示，但现在却没有希望实现。”④这也表明了中国“一边倒”是政治上的，“一边倒”并不排斥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等的学习。
二、“第二次结合”：坚持“以苏为师”“以苏为鉴”相统一，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一生中一直都是教条主义的天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已经开始思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他便开始着手开启了探索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伟大进程，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探索。1956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中暴露出苏联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科学地学习苏联，更加深入、全面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探索，《论十大关系》就是探索中的一篇标志性文献。正是《论十大关系》，标志着毛主席从“以苏为师”向“以苏为鉴”的重大转变。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在开篇部分便特别提醒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⑤并且，在具体论述十大关系时，他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如在论述第一大关系，也就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时，他就拿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却忽视农业和轻工业而带来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等问题提醒大家，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决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在论述第四大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时，他又用苏联的教训提醒大家：“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⑥“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⑦在论述第十大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他不仅提醒大家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缺点，而且毫不回避地指出我们曾经存在的问题：“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⑧在此基础上，他强调了“第二次结合”：“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⑨并紧接着批评了教条主义，揭示出教条主义的巨大危害和实现“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性、紧迫性。
1956年3月23日晚上，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时指出，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⑩这是“第二次结合”的破题。4月4日，在最后一次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进一步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首次明确提出“第二次结合”，并紧接着进一步强调：“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毛主席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及后来在国家建设中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就是在进行这种探索。1958年3月9日，他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强调：“对苏联的经验，只能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3月10日，他在第二次讲话中特别批评了教条主义，强调要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该接受，不好的应该拒绝。”3月18日，他在主持会议时又强调：“建设路线不能迷信苏联，不破除迷信，要妨碍正确贯彻执行建设路线。”一次次强调，就是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要注意苏联经验的中国化，只有真正做到既“以苏为师”又“以苏为鉴”，进一步切实搞好“第二次结合”，才能把新中国更好地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事实上，在此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主席一直注意坚持“以苏为师”“以苏为鉴”相结合，在继续向以苏联为代表的外国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且，他还进一步告诫全党：“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从不盲目排外，更不崇洋媚外，而是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坚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独立自主，始终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道路，努力走好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对国外的经验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决不盲信、更不迷信，这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牢记的重要原则。
三、形成强大合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更好地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主席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论十大关系》开篇，他就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且，他在结尾部分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善于团结多方面力量，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合力，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毛主席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很好地将之付诸实施，使之凸显出更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毛主席不仅指出了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主要有哪些，而且强调了要辨证地看待消极因素、积极因素，科学认识正确处理各种问题、矛盾和关系，争取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样才能使得积极因素的力量越来越强大，更好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不仅不能丢，而且要用得更好，在《论十大关系》中第七大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就是论述这个问题。毛主席不仅强调了要继续保留民主党派，要继续搞好统一战线事业，而且明确提出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抓好统一战线工作，明确提出了“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并多次强调和告诫全党，统一战线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坚持的重要法宝，必须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的关系，努力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正是毛主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重要思想在新时代的生动体现，也让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继承、发展、创新。
在明确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后，毛主席一直在思考把这个思想真正贯彻好。几天之后的4月29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谈话时再次强调：“争取中间势力很重要。”并进一步强调指出：“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敌人缩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少数亲帝国主义分子，即同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大资本家和大地主。对我们来说，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对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不管它多反动，只要愿意同我们做生意的，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都争取，不论是小的还是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强调一定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在这里特别阐释了在国际上如何去做。1956年9月15日，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开始就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再一次向全党强调这个问题，也是对全党的一次大动员。一次次强调，可见他对整个问题的高度重视，也推动着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贯彻好这个思想的重要性。
《论十大关系》论述的十大关系既是十大问题，也是十大矛盾，处理好这些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矛盾，也都是围绕着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展开的。并且，毛主席对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辩证地看，从来没有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其辩证统一的关系，强调要努力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同时警惕积极因素衰变为消极因素。今天，我们要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要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形成强大合力，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四、聚焦重点：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建设工业、农业相互促进的全面现代化
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毛主席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开始筹划，新中国成立后更是高度重视。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准经过毛主席修改的中央宣传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不仅第二部分的题目就是“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而且进一步明确提出：“必须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极端重要的意义，认识它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国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利益都应当服从这个最高的利益。”这是党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对全党发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号召，为走出一条社会主义中国工业化道路进行了思想动员、舆论营造和政治准备。经过几年的探索，《论十大关系》这篇重要讲话标志着他开启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建设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全面现代化的宏伟篇章。
能否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是能否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和重心所在，自然成为他要论述的十大关系之首。没有农业现代化就很难实现工业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首先强调必须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之后，毛主席结合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展开论述，提醒大家要注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深刻认识到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从而真正做到引以为戒，从中国是一个大农业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努力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并进而建设一个全面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如何正确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提出要加大农业、轻工业的比例：“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并且，他还透过繁纷复杂的矛盾现象科学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比剖析了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和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两种办法之间的利弊得失，用浅显易懂的道理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农业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而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力量，从而让更多人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方面形成共识，更好地把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统一起来，凝聚起走好中国工业化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合力。历史也证明，毛主席坚持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的位置，始终注意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出伟大领袖的高瞻远瞩和人民情怀，而且成为其关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毛主席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这一重大问题。1956年9月15日，他在党的八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向全党提出了把社会主义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重要任务。1957年2月27日，他进一步明确提出：“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他第一次提出“三化”，并且将原来讲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改成“现代工业”，“农业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改成“现代农业”，体现出他对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视。而且，他在讲话中还把“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单独列了出来，再一次强调了要处理好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就是要反复提醒大家要注意这是走好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的关键和重心。后来，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更是提出“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其中“工业现代化”仍是第一位的，凸显了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在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担负起的时代重任。
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娴熟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坚持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剖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继续辩证地剖析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揭示出中国要建设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国防等在内的全面现代化，让大家深刻认识到处理好这些关系是建设现代化工业强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谈到如何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时，不仅在对比中强调了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非常必要性，而且指出了忽视发展沿海工业的巨大危害性，使越来越多人深刻认识到真想发展内地工业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的工业基地，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更多地利用和发展以轻工业为代表的沿海工业。正是毛主席作出的充分利用沿海工业这一重大抉择，为沿海省市赢得了又一次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并大大支持、促进了内地的发展，推动着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又好又快地发展。此外，他关于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思想也成为新中国处理这一关系的重要遵循。
伟大思想的力量穿越时空。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讲话中高度评价指出：“《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同志运用普遍联系观点阐述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典范。”这也启示我们，不仅要看到《论十大关系》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还要看到其在毛泽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思想中的重要地位，更要看到其对沿着正确道路进一步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该结合新时代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新机遇继续深入挖掘其丰富内涵，使其闪耀出更耀眼的思想之光。
注释：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2-1473页。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③《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3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1页。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6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556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4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页。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679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习近平：《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