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重重考验，渡过一道道难关，冲破一道道险隘，化解了一个个矛盾，破解了一道道难题，取得一个个胜利，为新时代攻坚克难提供了重要历史启示。《中华魂》网特推出“延安时期的创新启示”专题，刊发朱玺同志的系列文章，以飨读者。
党中央带领红军征战陕北、到达延安后，面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发生根本性转变。为尽早形成团结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局，我党立即调整革命策略，在经济工作方面也展开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创新探索。
一是农业根基保持稳定。调整土地革命政策，变“没收地主土地分给雇农”为“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兼顾地主与农民双方利益，鼓励地主富农积极主动参与抗日救亡。支持农民开荒种地、发展多种经营，并帮助农民改进劳动技术提高生产率。号召部队机关学校利用闲暇时间积极参加生产，以自主改善生活、减轻农民负担。
二是同步发展民用工业。为统筹解决根据地军民衣食住行的问题，边区政府提出“工业第二”的方针，颁布条令、奖励投资，形成一系列适宜边区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是：统一领导，分散经营，以手工业为主，党政军民一齐动手，公营、民营、私营和个体经济共同发展。
特别是1938年10月武汉被日军占领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其侵华政策，逐步将主要军事力量转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诱降面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经费，加之华北等地连年遭受自然灾荒，致使整个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军队供给濒于断绝。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1941年春，120师第359旅奉命开赴南泥湾，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创造了大量财富，不仅完成了生产自给任务，而且在农业、工业、运输业和商业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打下了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减轻了人民负担，培养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作风，支援了边区建设，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全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①。
三是重视商业贸易探索。随着解放区早期相对稳定的发展，出现了寻找新的社会管理模式的机会，边区政府着手探索商业贸易的路径。主要政策是“对外调剂、内部自由”，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保护商人自由经营。整体上，无论对私人商业还是合作商业、公营商业，政府都给予扶持引导，为其创造便利条件，促进边区商业发展。为此，《红色中华报》发表短评《目前只有苏区财税经营商业最好的地方》，号召从业者“大胆的放心的在苏区里经营工商业”②。
四是财税收入在艰难困境中突出重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初期，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除军民大力从事工农业生产和贸易收入之外，大部分来源于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以及国民政府调拨。比如1938年，外援占边区经济总收入的51.6%（50%-85%）。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特别是从1940年起，国民政府不仅完全停发军饷，而且配合日军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边区的一切外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濒临崩溃。这就不得不开始又一轮探求创新、另谋出路。政治局首先提出方案：一是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二是开荒；三是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经过中央领导们深入调查研究后决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南泥湾为突破口，开始了一场决定抗日大业能否从相持到反攻并取得胜利的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从1940年到1943年四年时间，我党领导边区政府创新工作思路，农工商协调发展、财税经济统筹运营，创造了惊天奇迹，保障了解放区抗日军民生活需求，粉碎了日伪敌顽对边区的残酷封锁围剿，使抗日战争终于挺过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迎来了最后反攻胜利。
延安时期经济领域的创新探索，实质上就给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期、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超级大国对我国的全面封锁，提供了一个雏级模型——建立国内农、工、商相互支撑的大循环体系，实现短期自我封闭发展。“改革开放”之前的28年公有制经济发展时代，是使新中国从一穷二白的战争废墟中艰难站立起来，竭力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聚力改善生产条件、倾力完善工业体系，一步一步地实现国力的原始积累，不得不选择的一条最切实有效的道路。
（作者：朱玺，系平利县财政局干部、延研会会员。责任编辑：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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