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7月25日爆发的黄海丰岛海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的开始。此战以清政府惨败并签署十分苛刻的《马关条约》告终。正是《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割让了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还辽而未能得逞）、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并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曾几何时，煌煌大清“天朝上国”有着占全球GDP三分之一左右份额的骄傲，竟然败北于“蕞尔岛夷”。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失败，同时也极大地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世界各国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艰苦奋斗，挽救了古老又辉煌的中华民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回顾、反思那场令人心酸、心碎的甲午战争，对于制止或打赢有可能爆发或已经爆发的各种形式的侵略战争其中包括第三次世界大战，极富现实意义。
——编者
那场悲愤雄壮的甲午海战赋予了中国所特有的干支纪年“甲午”以特殊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过时。能不能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那场甲午海战作出具体、正确的分析，关乎能不能从根本上汲取那场战争的惨痛教训。
甲午海战失败的原因，可以寻找出许多条，比如在于政权和社会的普遍腐败，在于没有实行所谓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等，但这些都是根本原因之下的子原因，而不是根本原因之本身。从根本上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的内因，在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自身的盛极转衰，封建社会制度由停滞不前进而转向腐朽反动。1894年甲午战争的败北，则是由于从1840年以后的这54年间，中国的社会性质即社会经济基础亦即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已经由原来的十分成熟的封建社会逐渐蜕变、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清朝社会这一性质的蜕变沦落，相对于一个成熟的封建社会而言，相对于进步的历史潮流而言，相对于人民对政权的企盼而言，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退步，因而也是一个极大的历史性反动。从这种意义上讲，甲午海战的失败，并不是个别人和统治集团的腐败，而是整个社会性质即生产关系的腐朽与反动。人民群众在任何社会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主体，都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清王朝后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出现，使得最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比先前多得多的苦难和灾难，最终失去对其的信赖、支持甚至是最后的忍耐。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终向背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进程特别是方向。蒙古族是游牧文明的生产关系，元忽必烈灭南宋，满清也战胜了明，从整体上说，元灭南宋、满清灭明，这并不是其生产关系的先进，而主要是宋朝和清朝生产关系中人民群众这一主体对其王朝统治残酷和腐朽的强烈不满、冷漠直至反抗所造成。苏联之所以不战而亡，从根本上说，也是由于苏联党和政权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酿成的。
历史由偶然和必然所组成，必然决定偶然并通过偶然开辟道路，偶然反映必然。经济不仅是政治而且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基础，政治仅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已，而战争又是政治的最高表现形式。任何一场具体战争的胜负，都有不少偶然性因素。我们在分析这些胜负原因之时，一定要具体剖析这些具体的偶然的因素；但任何战争，都植根于丰厚的经济基础之中。如果考察一场重大的战争，不从经济基础亦即社会性质上寻探根源，就有可能看不清这场战争的本质和胜负的缘由。
当然，学术界可能会对上述结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半殖民地虽然使中国主权受损，但毕竟带来了比封建主义进步的资本主义因素。笔者认为，自由竞争时代的新生的资本主义，对抗着腐朽的封建主义残余，有着极大的历史进步性。但进入帝国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其进步性则逐步丧失，尤其是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其反动、腐朽性则更加彻底显现。这恰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所讲：“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1840年后，用坚船利炮从外部“强加”给中国封建社会的资本主义因素，正是在殖民主义蹂躏下依附于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相对于独立、完整的封建主义而言，相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历史进步性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则是凝结了资本主义生产中最野蛮、最污浊、最血腥、最腐朽、最反动的东西，并渐次摧毁了清朝政府的整个社会结构，使得中国新遭受的苦难与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相比较，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而在程度上却更要深重得多。它使得中国人民与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一样，经历着“一切可怕的波折”，却无法“享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些已与原本意义上的发达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变异的畸形的资本主义因素，使得中国人民失掉了自己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并使他们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悲惨色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用枪炮利剑“杀入”中国的这一更加血腥、更加反动的生产关系，既扼杀了我国明末清初就萌生的原本意义上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资本主义幼芽，又在民族与人民的苦难中，开启了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篇章，催促了1949年一个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得中华民族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在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方面，走到了人类历史的前列。而帝国主义一百多年来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则仅仅是充当了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已。中国社会当时的半封建性质，同样是由外国殖民主义和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所主导的。因此，此时的半封建社会，相对于原来完全的封建社会，同样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正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海战的惨痛失败，应是主要来源于清王朝的完全的封建社会性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大倒退这一内因。从根本上说，离开阶级关系即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看待所有重大社会和国际问题，都将是雾里看花。
中国历史悠久，从脱离奴隶制演进到封建制以后，曾创造了灿烂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取得了相当可观的科技成就，也具有位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实力。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后期，由于比较成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经济结构的形成，比较稳固的封建皇帝、贵族和地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统治阶级集团的出现，加上排斥工商业人士的以八股文为主要载体的科举制度的完善等，中国社会长期地陷入发展迟缓的状态。到了近代，欧洲资本主义迅猛发展，中国却进一步强化封建专制，这就阻碍了明末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从而逐渐沦落为历史的落伍者。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并签订城下之盟。此后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之下，一盘散沙式的大清帝国节节败退，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加诸中国的枷锁，不仅阻断了中国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途径，而且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社会性质。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的甲午海战爆发这54年间，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状况、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必然会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在1894年甲午海战爆发前和爆发中，中国社会各主要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要研究甲午海战败北之根源，就必须对此加以研究。现在，社会各界对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笔者看后深受启发，但从阶级分析方面的探讨，看到的却不多。笔者在这里先谈一些很不成熟的陋见，以期抛砖引玉。
剖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应当研究当时的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因为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是当时大清帝国的主导阶级。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及其所建立的政权，是这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根本体现。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则是不同国家及其政权之间的较量。人民群众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中国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由于政局和社会的动荡、财政收入减少，这一统治阶级便愈加与买办资本及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对广大农民实行更为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由于阶级和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他们对外国侵略者则逐渐采取消极抵抗政策，却对反抗外来侵略与遭受残酷剥削的农民阶级进行更加残酷的镇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愈加显示出其反动性与腐朽性。比如，1860年因英法战争失败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后，外国侵略势力不但扩大到中国沿海各省，同时还深入到了内地，不仅承认外国商船有在中国内河航行的特权，而且承认外国人有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和游历通商的特权。1884年的中法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并屡获胜利，但是，腐朽的清政府在战争胜利之后反而签订了屈辱的《中法越南条款》。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依靠这样的统治阶级想取得甲午海战胜利的概率几乎为零。
剖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也要研究当时的农民阶级。这里主要是指中国的贫农。他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的主要承担者。所以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10年，即爆发了中国农民起义史上所罕见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是当时农民阶级新的状况的集中体现。该运动制定了带有空想性质的为消灭封建地主所有制，创造永远摆脱剥削、贫困的“地上天国”而奋斗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其后期，在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与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又提出企图把农民运动引上资本主义轨道新倾向的《资政新篇》。尽管这一运动从时段上说顽强坚守长达14年之久，地域驰骋大半个中国，但其本质仍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旧式农民战争，加上清朝军队与英、美、法等国侵略军的联合围剿，最终必然归于悲壮的失败。这样的阶级，也不可能成为领导甲午海战的中流砥柱。
剖析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层次原因，还要研究当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萌芽的新进展。笔者在请教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海鹏诸同志后认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一般来说是在19世纪末才逐步形成，甲午战争前很难说已经形成。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出现，但很难说已经形成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萌芽已经显现并在发展，但也很难说已经形成阶级。洋务运动也不能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这一运动，从本质上而言，仅仅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1898年的戊戌维新才可以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言人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台。1905年上海总商会发起的反美爱国运动也可以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主动发起的反帝运动。甲午战前，中国无产阶级也未形成。在少数外资工厂里，有一些工人，但还未形成阶级。工人阶级的形成应该是20世纪初期的事。五四运动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工人阶级才逐渐从自在的阶级走向自为的阶级，才有了阶级的觉醒。洋务运动时期的工厂工人大多是军人。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日本人可以在中国自便设厂制造，这才在法律上开放了外国人可以随意在中国开工厂。此前开的工厂是非法的。此后才有较大规模的工厂。1903年清政府实施新政期间，在政府里设置商部（1906年改组为农工商部），才提倡中国人开办工厂，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才大规模产生。中国大资产阶级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展起来。甲午海战前，正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新兴阶级均尚未形成，所以甲午海战的中方，本质上仍由更加腐败和没落了的皇权贵族和地主阶级所主导。
而当时的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大力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加强军备，建立了新式陆海军，因而迅速崛起，成为东亚的资本主义强国。明治维新开始，就宣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显露出对外扩张的巨大野心。中、日两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是决定战争结局的根本因素。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清王朝社会性质的倒退，经济、政治和文化主权的被侵夺，就必然使得国家更加贫弱落后，就难以避免挨打的命运，这是历史昭示的血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以反帝反封建为旗帜，浴血革命几十载，终于获得对外的主权独立和对内的政治统一。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全面危机才真正纾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开放才有了根本的前提与保障。实践证明，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增强综合国力，才能确保免遭侵略欺凌，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今我国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属于社会主义社会，而不属于其他性质的社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制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丝毫动摇，但也决不能按照国内外一些人所主张的那样，把我国的经济基础亦即生产关系倒退到资本主义。
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观点，人类社会将分别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仅仅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卡夫丁峡谷是古罗马史上“耻辱之谷”的代称。1881年，时值俄国正在废除奴隶制开始向资本主义发展之际，马克思曾以卡夫丁峡谷作比喻，认为当时的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所引起的经济危机及其灾难和导致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某些阶段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而我国就是没有经过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而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生产阶段的。据此，一些同志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搞早了，搞糟了，必须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补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课并进而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回过头来搞社会主义。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并未跨越“卡夫丁峡谷”亦即人类社会形态中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阶段或是资本主义生产给人民所必然造成的苦难，从1840年至1949年，这长达一百多年的空前的苦难和耻辱，同时又是逐步觉醒与奋起反抗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的经过艰难跋涉终于穿越的“卡夫丁峡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或资本主义罪恶在我国的特定表现。我国的殖民者统治半统治下的“卡夫丁峡谷”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卡夫丁峡谷”相比，仅仅是有着更为独特众多、更加灾难深重的苦难而已。我们已经过灾难深重的“卡夫丁峡谷”挺进到比资本主义更为先进和高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并在逐步巩固着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要先进的生产关系，决没有必要再回头重返代表灾难苦难的“卡夫丁峡谷”。若如此，我国也决无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强国，因为当今的帝国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十分强大，仅仅是改变了过去侵略、压迫和盘剥世界的方式而已。若把当今中国倒退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我国必将重新步入人民大众无比悲惨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极而言之，还会导致甲午战争重演，只是重演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已。这不是危言耸听。
由此说开去，为什么当今美国一直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徘徊，不可能直接“长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它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金融、科技、军事、文化等各种霸权，可以直接间接从世界各地获取各种丰厚的超额利润，从而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进而把自己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锁定、固化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历史的辩证法正是如此：愈是灾难深重，愈是风景独好。在未来三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最有希望跨入社会主义国家的，极有可能是现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即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哪里所受的压迫、剥削愈深重，哪里的斗争和反抗就愈激烈，哪里的希望就愈加光明灿烂。这是历史发展的铁则。因此，只有最终斩断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者伸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欺压、盘剥之手，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盘剥世界各国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霸权、强权才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其国内人民的反抗烈火才可能势若燎原。
（作者：李慎明，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原副院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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