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团体。100年前，李大钊组织有进步思想的北大学子在这里翻译了大量外文马列著作，成为有组织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最早的翻译队伍中，有3位云南人，他们是德文组的王有德和法文组的王复生、王德三，被同学们称为“云南三王”。这三位学子从北京大学亢慕义斋走出，①奔赴陕西、广东、云南、东北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燃革命星火，用生命谱写了一曲为信仰不屈奋斗的英雄赞歌。
“云南三王”中，王复生和王德三是亲兄弟，原名王濡廷、王懋廷，他们出生在云南省祥云县一个耕读世家，旧学功底深厚。中学时赴大理求学，开始接触新学。哥哥刻苦自励，才思敏捷，甚得老师和同学赞许；弟弟成绩优异，才能颖敏，曾为营救被巡警关押同学发动全校罢课。王有德则来自云南省砚山县红果树村。因受进步思想影响，他们不远万里，从昆明来到北京，先后考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王有德1917考入北京大学德文系，没有学过德文的他从头学起，异常刻苦。王复生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次年升入法文系。他成绩优异，是北大法文班会负责人，也因此引起李大钊的注意，后被吸纳进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担任法文组组长。王复生到北大读书后，常常写信和弟弟交流思想，并寄《新青年》《新生活》等进步书籍回家。王德三1921年考入北大理科预科班，受哥哥影响，逐步认识到科学救国道路行不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遂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王有德、王复生进北大时，正是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心，各种思想、各个学派交相论争，十分活跃。两人耳濡目染，眼界大开。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新文化主将非常推崇。王有德爱好文学，他常去听鲁迅在国文系讲授的课，并不时登门求教。王复生则像一块海绵，古今中外什么学说、什么书都看，从孔孟老庄到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再到卢梭、杜威、罗素，还有马克思、列宁，无不涉猎。
1919年“五四”前夕，王复生通过同宿舍好友罗章龙，秘密参加北京多所院校青年学生参加的秘密行动小组，主要成员有易克嶷、罗章龙、宋天放、匡互生、王复生、李梅羹、陈德荣、张树荣等二三十人，小组以北大学子为主，平时分散活动，遇有大事则集中讨论。4月底，青岛事件发生，中国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外交失败。行动小组认为政府是靠不住了，必须靠民众的力量，便派人去探查卖国贼住宅、识别卖国贼样貌、查明行动路线，准备采取行动。5月3日晚上，北大召开学生大会，决定第二天到天安门前举行北京各校学生联合大会并组织大规模游行。行动小组连夜做了安排。王复生分在交通队和口号队，把标语传单和口号译成英文、法文，便于国际社会了解这次游行的意义。
5月4日当天，北京十几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潮水般涌向天安门。随后，群情激奋的队伍开始游行。王复生、王有德和众多北大学子举着校旗、标语，走在队伍前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喊着口号前进，在东交民巷受阻后，转道去了位于东城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因没找到曹汝霖，便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痛打一顿，并火烧了曹宅，史称“火烧赵家楼”。
6月3日，因北洋政府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北京上千名学生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演讲活动。王复生和王有德也积极加入其中，王复生在回校途中被捕，与170多名学生一道被临时关押在北大三院。监禁时，他用但丁的两句诗激励大家：“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6月5日起上海、北京、唐山、汉口等开始罢课、罢工、罢市并蔓延全国，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几天后释放了被捕学生。
在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中，王有德和王复生思想受到洗礼，认识到西方列强的虚伪蛮横和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开始热心时政社会问题和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为体现与旧我彻底决裂的决心，“作成有益于社会、国家、世界、人类的工作”，王复生取“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意，将名字“濡廷”改为“复生”。
志同道合信马列
王复生爱读书，常去图书馆借阅，也正是在这里，与担任阅览室助理员的毛泽东有了交集。王复生和毛泽东很谈得来。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期间，王复生特地去看望他。1920年1月3日，王复生在日记中写道，“访毛润之言：湘人与张敬尧誓不两立⋯⋯与吾意同。”毛泽东时任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赴京公民代表团团长，两人在谈话中比较皖系军阀张敬尧与直系军阀吴佩孚督湘之不同，谈得非常投机。1月18日，王复生还参加辅仁学社在陶然亭为毛泽东举办的聚会，与邓中夏、罗章龙、易克嶷等纵论国事，并合影留念。②
王有德、王复生是云南老乡，两人交从过密、情谊深厚，经常在宿舍交谈，有时还约其他同学一起谈天。1920年1月31日，王复生约邓中夏去王有德宿舍，三人聊了很久，邓中夏谈到“人当勇往任事，真实求学”，此后还推荐他阅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李大钊经常约集一些思想进步、谙习外文的学生到北大图书馆帮助整理外文书籍，王有德、王复生和罗章龙、李梅羹、范鸿劼等被吸纳参与外文书籍的编目提要工作。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经过思考、比较，1920年1月，王复生在日记中写道：“我受老庄余毒固矣⋯⋯近日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心稍知物质社会（道德、法律、风俗），亦不可侮也。”③3月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秘密成立，王有德、王复生加入，与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李梅羹等成为研究会最早的一批核心会员。
中共一大后，为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1年11月，王有德、王复生与邓中夏、罗章龙等19名会员作为发起人，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募员启事。因获蔡元培支持，学校拨了西斋两间房子给研究会。研究会将其作为办公场所和图书阅览室，取名“亢慕义斋”，意为“共产主义小屋”。屋子中间墙上贴有一幅会员宋天放书写的对联：“出实验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出实验室”指传播科学，“入监狱”指搞革命准备坐牢；“南方兼有北方强”，指来自南方北方的同志济济一堂，象征着五湖四海的团结，生动概括了当时研究会的情况。
由于亢慕义斋成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代名词，因此当时凡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都统统盖有“亢慕义斋图书”的印章。直到现在，北京大学还保存着盖有这种印记的藏书。
研究会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和法文三个翻译组，专门翻译马列经典著作。英文组成员有高君宇、范鸿劼、李骏、刘伯清等20多人；德文组成员有王有德、李梅羹、罗章龙、商章孙、宋天放等10来个人；法文组成员有王复生、王德三等五六人。④另外，俄语有四五人，日语也有一些人。⑤王复生是研究会法文翻译组组长，入学不久的王德三也在法文组。王有德在德文组，同时是研究会干事，负责联络工作。他们参与翻译了一系列马列经典著作，如康姆尼斯特（即共产主义）丛书、马克思丛书、列宁丛书等著作，还有国内最早的《共产党宣言》全文和《资本论》第一卷。
他们的译书不同于当时多从日文转译而来的马列译本，而是国内比较早的原文直译版本。毛泽东1920年1月在北京看到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研究会直接翻译的全文版，⑥早于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版本。在这之前，成舍我用白话文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发表于1919年4月的《每周评论》第16号《名著》栏目，1919年11月《国民》第2卷第1号曾刊登北大学生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半部分。⑦
研究会经常开展三方面活动：搜集、翻译、研究和讨论各种马克思学说著作；邀请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教授定期演讲；举行辩论和纪念等活动，如曾在北大红楼举办为期两天的辩论会，讨论“社会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吸引了北京各大学的师生，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这些活动激发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会员增加很快。1922年初，会员为63人，1922年夏发展到150余人，1923年达两三百人。研究会不但在北大影响很大，还成为北京各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研究会发起人大部分是北方党团创建时期的主要成员。1920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1921年中共一大后转为中共党员。1922年，王有德和王德三分别经罗章龙、邓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深入京郊搞工运
1920年5月1日，中国第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在北京、上海、广州、九江、唐山等地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北大召开500多名工友和学生参加的“五一”劳动节纪念大会，李大钊主持大会，王有德、王复生在场聆听李大钊的号召：“本着劳工神圣的信条，跟着这个明灯走向光明的地方去。”
在“到民间去”口号的号召下，为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实际相结合，王有德、王复生等每逢星期天便走出校门，自带干粮步行到北京郊区的丰台和长辛店铁路道栅、门头沟煤矿等地调查工人情况，为工人开办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返校后再向研究会成员作“劳动运动研究”的专题报告。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开学，成为中国最早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机构之一。
1921年4月24日，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大会上，罗章龙、王有德、王复生、王永禄等7人被选为“五一”运动委员会委员，领导青年工人举行“五一”游行活动。王有德、王复生具体负责组织北大印刷厂、在京各报馆工人和各所学校工人参加游行，并预备印刷品和旗子届时散发。⑧
5月1日这一天，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举行隆重的纪念大会。北京、天津和保定等地工人代表，以及北大学生和报社记者赶来参加。大会通过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游行。工人们手挥小旗，喊着口号，“工会成立了！”“劳动万岁！”“八小时工作万岁！”“五一万岁！”王德三1921年考上北大后，经常跟王有德、王复生参加研究会和长辛店工会共同举办的工人学生座谈会。座谈会有时邀请工人来京游园时举行，有时是学生们去京郊工厂召开。经讨论交流，学生和工人们感情日渐接近。在研究会支持下，长辛店工会办得生气勃勃，成功举行几次小规模经济斗争，各地工会纷纷派代表前来参观，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⑨1921年8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在各地成立分部，王有德、王复生和王德三参加北方分部工作。《工人周刊》是中共北方区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机关报，罗章龙任主编，三人是编辑委员会成员。他们积极承担编辑和发行工作，多次深入门头沟、丰台等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开展社会调查，宣传马克思主义，采写了大量稿件。罗章龙曾评价王有德：“他搞工运工作，很勇敢，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得力的工作者，起过很大作用。”⑩
每逢《工人周刊》出刊发行，三人都会参加义务劳动，包扎付邮，如遇邮费不足，大家便自动捐款，确保当天把刊物全部发出。如果赶上星期天或者假日，他们就分别乘车把刊物送到长辛店、丰台、门头沟、南口等工厂或矿区，还就地征求工人们对刊物的意见、邀约通讯稿件。《工人周刊》第一期试印1500份，后逐期增加到2000份，再后来发行激增长期稳定在5000份左右，发行范围远至东南亚、远东赤塔、海参崴和法国等地华工人群。《工人周刊》从1921年办刊至1926年被迫停刊，在工人中很有威望，成为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持续时间最久的党刊之一。
亢慕义斋是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活动场所之一。有一天，这里来了一位长辛店机修厂工人，他叫吴国有，经常受工头克扣、欺压，无处申诉，只好来这寻求帮助。刚好王复生在场，便给机修厂总管、法国人札曼写了一封信要吴国有带回。这封信起了直接作用，札曼让工头和吴国有对质，工头后来受到处理。于是，吴国有逢人便讲，王先生使了连环计把他给解救了，“王先生给外国人写的信，大环套小环，中间杂些芝麻雨点”，说得工人伙伴们大乐不止。其实，这是信中的法文和标点符号。王复生用法文向札曼反映工头克扣工人工资的情况，并用法国思想家卢梭、孟德斯鸠的人道主义思想讲理，维护工人权益。这事在工人中传开了，说书记部真不错，真能替工人们办事。
王复生事后说，必须为工人解决切身问题，才能让他们相信马克思的理论，这是我们北京大学中马列主义的信仰者，在摸索怎么和中国产业工人相结合的过程中，获得的一些具体经验。
大江南北播火种
1922年3月，经北大同学杨钟健介绍，因家境困难休学的王复生，到陕西华县咸林中学任教。他改革教学内容，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介绍《先驱》等党的刊物，受到学生广泛欢迎。面容苍白、身形消瘦、文雅温和的王复生永远留在了学生关中哲的记忆中：“先师性情文静，举止文雅，待人彬彬有礼。常在课余后带领我们在种满果木菜蔬的校园里散步述谈⋯⋯给我们讲社会科学，用一些当时的具体事例，说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义。”“先师的生活十分俭朴，每月薪金只有40元，除过自用的之外，还要负担二弟、三弟在北京的费用。就在这样的艰苦情况下，先师知我家境贫寒，常把他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薪金给我一些，以助我完成学业。我知道他的困难情况和负担，但是如果不接受，会使他不安，为不拂先师对我的厚爱，每次我都是含着热泪接受先师的馈赠。”
1923 年春，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消息传来，王复生发动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并在县城举行示威游行。不久，他与赤水职业小学校长、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王尚德取得联系，共同成立青年励志社。在王复生、王尚德等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职业小学的进步师生阅读进步刊物，组织讲演团到乡镇宣传。这是陕东革命力量开始联合战斗的标志，为此后渭南、华县地区建立党组织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3年7月，王复生回北大复学。王德三接替哥哥去咸林中学任教。两兄弟在京读书期间相互接济，经济来源主要是两人轮流任教所得。王复生回北大时，带着咸林中学应届毕业的进步学生潘自力、关中哲一起回京，并为他们安排住宿和补习，介绍他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又将他们托付给邓中夏、刘天章，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
王德三在咸林中学展现出杰出组织才能，巩固和发展了哥哥成立的青年励志社，使之成为陕西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之一。1924年夏，他被李大钊派到绥德第四师范任教，协助李子洲在陕北建立党团组织。1925年春，陕北第一个党支部即中共绥德四师支部成立。7月，王德三回北大复学。9月，王复生又到陕北绥德第四师范学校任教，1926年春回京。1922年至1926年，兄弟两人轮流赴陕任教，为陕北早期革命作出了卓越贡献。到1926 年冬，绥德四师全校400多名学生，80%以上加入党团组织。陕北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乔国桢、白明善、武开章、杜嗣尧、杜振庭、安子文、冯文江、贾拓夫、马文瑞、常黎夫、白如冰、张达志、张德生等，都是在这里培养成长起来的。绥德四师也因此被誉为陕北革命的策源地。
王复生很赞赏毛泽东、罗章龙等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辅仁学社，还通过罗章龙加入辅仁学社。1925年夏，他和王德三、杨青田等发起组织“云南革新社”，团结了一大批在北京的云南籍学子，后改称新滇社，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和日本东京等地成立分社，从事进步活动。在两位哥哥的影响下，三弟王馨廷1922年赴京求学后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参加学生运动时，不幸被追捕打伤，吐血成疾，1924年病逝于陕西，年仅16岁。
1926年春，王复生奉命组织云南青年南下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后回云南开展革命活动。他积极工作，云南省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妇女解放学会、昆明市总工会等群众团体纷纷成立，一时间，云南国民革命风起云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王复生曾被捕，后经营救出狱，1928年奉命到东北开展工作。东北沦陷后，王复生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帮助解决抗日义勇军马占山部的粮食和武器供应问题。1934年他利用黑龙江《民报》社长兼总编辑的职务，积极发展党员、恢复建立党的组织，刊发揭露日伪黑暗统治、歌颂东北抗日联军的文章，组织白光社剧团演出抗日救国剧目。1936年6月，王复生不幸被日军宪兵队逮捕。日寇施以酷刑，逼王复生说出党组织和抗日活动，王复生胸骨、肋骨、腿骨全被打断，但他视死如归，始终严守党的机密。8月15日，王复生在齐齐哈尔北门外江坝被日军杀害，时年40岁。
1926年夏，王德三来到广州黄埔军校任第四期政治教官，在学员中培养发展了一批党的骨干。1927年春，王德三被派回云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书记、临委书记、第一任省委书记。1928年6月，王德三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他与项英、蔡和森等29人在大会上联名提议，强调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获大会通过。这为当时反对“左”倾错误发挥了积极作用。 罗章龙、王德三在回国途经哈尔滨时，曾分别短暂住在王复生、楚图南家中，传达六大精神。这是兄弟二人难得的会面，也是最后一面。此后，王德三回到云南，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开展工作。1930年底，云南省委遭到破坏，王德三被捕壮烈牺牲，时年32岁。
王有德也于1926年南下广州来到黄埔军校任第五期编译官。他一直敬仰鲁迅，当从报纸上得知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立刻动身和同学去拜会。1927年1月31日，鲁迅在日记中记载：“午后，王有德、杨伟业来。”1927年底，经云南老乡李一平介绍，王有德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陈铭枢部当营长，随部队驻防湖北、湖南等地，后转入19路军任团长、78师参谋处处长。1932年1月，淞沪会战爆发，王有德身先士卒，率全团官兵多次打退日军进攻，不幸劳累过度病逝于前沿阵地，以身殉国，时年35岁。
从亢慕义斋走出的三位云南学子，他们信仰如铁，把革命火种撒向大江南北，他们短暂灿烂的人生犹如一道闪电，留下了划破暗夜的璀璨光华，照亮了层层黑暗笼罩下的旧中国。
（本文作者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公室）
注释：
①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西斋有两间房屋分别用作办公和图书阅览室，这两间小屋又名亢慕义斋，其中，“亢慕义”是德文音译，全称意为共产主义小屋。（罗章龙：《亢斋回忆录》《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②宋修见：《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8-159页。
③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精神财富永育后人——纪念王复生烈士》，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323页。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2页。
⑤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8页。
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页。
⑦当时李泽彰已译完全书，因篇幅受限，准备分两次发表。前一部分发表后，因胡适做了李泽彰工作未再连载后半部分。（许德珩：《纪念“五四”话北大——我与北大》《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
⑧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2、490页。
⑨出自上海共产党支部创办的《共产党》月刊第六期。
⑩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63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1页。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12页。
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精神财富永育后人——纪念王复生烈士》，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25页。
1919年，陕西华县私立咸林中学由清末民初陕西省教育家杨松轩、杨钟健之父筹资创办。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192页。
杨佳贤：《大江南北留英名 一门忠烈献赤胆——中共第一任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传略》（二），《云南档案》1994年第4期。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宋修见：《红楼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北京大学》，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219页；李继红、余红：《莫道是蛮荒 风雷百倍强》，《百年潮》2000年第3期。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6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6页。
丁怡全：《勇于为理想献身的共产党员》，《当代广西》2018年第20期。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中共党史人物传》（第2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157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一门三杰——王复生、王德三、王馨廷烈士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李一平（1904-1991），又名李玉衡，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陈国勇：《共产党员王有德事略》《云南档案》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