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蒋介石反动集团便迫不及待的发动对各个解放区的进攻。1946年5月18日，西安靖绥公署主任胡宗南上报《攻略陕北作战计划》，决定以“雷霆扫穴”之法直接攻取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蒋介石很快就批准了这一邪恶的“计划”并要求尽快组织实施。7月中旬，胡宗南在西安召开军事会议，调集10个旅的12万兵力集结陕甘宁边区南线，伺机进犯延安。
面对蒋介石的背信弃义，194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9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1月初，胡宗南再次进言蒋介石：“以突击方式占领延安。”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的党政军民中公开动员保卫延安（但暂不登报），一切笨重器材在一两个月内疏散完毕。” 11月11日，刘少奇在中央党校召开干部大会作撤离动员，部署疏散转移行动，成立中央直属纵队，由司令员杨尚昆、副司令员邓洁、参谋长李涛负责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的疏散转移。
为贯彻落实中央这一决定，中央直属纵队司令部首先将年老体弱的干部，可不坚守延安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学生近3000人，以及重要物资档案分批撤往瓦窑堡一带。必须留守延安的工作人员，在敌军大规模进攻陕甘宁边区前后，有计划地轻装撤离。为此，中央直属纵队参谋长李涛还对各部门人员编组、指挥、主要档案物资的押运、人员转移方向、路线及沿途警戒、宿营与防控等做了具体部署。为防敌机轰炸，所有转移人员和物资都昼伏夜行于崇山峻岭之间。
1946年11月14日，延安抗小（即抗日小学）师生奉命第一批撤离延安。他们经安塞白家坪与边区保育院儿童会合，向北转赴子长瓦窑堡。延安洛杉矶托儿所小孩则由征调的40多头毛驴驮着96个孩子，转移至瓦窑堡附近的一个村庄。电影《马背上的摇篮》就是以这些小娃们撤离、转战陕北作为背景素材创作并搬上银幕的，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当年情景的真实写照。
中央医院于1946年11月11日奉命一分为二，大部分人员、物资向子长转移，延安只留少数精干人员坚持工作，并实行军事化建制。13日，全部撤离人员落脚子长东川，当地百姓主动腾窑让房，热情接待。医院院部住湫峪沟并设立门诊部，小儿科住马家坪，家属和带孩子的女同志住花窑坪。一时间，前后约10里的三个村庄里求医问药的群众络绎不绝，医护人员还上门送医送药。不久，中央医院魏一斋带院部工作人员赶赴湫峪沟领导开展工作。1947年2月，留守延安的中央医院奉命改编为陕甘宁靖绥联防军第一后方医院。3月7日下午，第一后方医院撤离，8日到底梁村准备接收前线送来的伤员，但因敌方步步紧逼，于次日转移至子长南部榆树峁一带。因为住地分散，遂遵命分设4个所，分别配备医生、护士、司药、化验、卫生员以及管理人员。1947年3月底，第一后方医院往子长李家岔阳道峁，于4月5日到达石灰岔，一个多月后离开石灰岔，于5月下旬移至佳县康家涧。1947年3月19日，已转移子长湫峪沟的中央医院大部分医务人员去前线工作。随后留下体弱多病和带小孩的女同志组成家属队，由刘潍、陈岘带队携物资、药品向山西临县转移。
1946年冬，延安无线电和新闻部门派员赴子长勘测采点。1947年初，中央军委三局、新闻战线第一批疏散人员，把举重设备肩挑军拉运往子长东川。军委三局总部住宇则湾，无线电台架设于不远处的吴家坪，发电机则放置于汉斜对面小沟里好坪沟村。《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文字编辑部进驻史家畔。战备广播电台选址好坪子沟沟口破旧小庙，接替延安电台播音。小庙下是石砌过路门洞，是进出沟的唯一通路。经过简单改造小庙即作为播音室，过路门洞即作为发射机房。1947年3月14日，留守延安人员与先期到达这里的人员会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遂停止播出，改由郝坪子沟更名的陕北电台接替，原每天中午，晚上两次播音改为每晚一次。陕北广播电台文字编辑则由住史家畔的《解放日报》编辑人员兼任，两地相距10多里。因此，不是电视台编辑跑去送稿件，就是电视台工作者跑来取稿件。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却乐此不疲。编辑温齐泽、张潮、杨兆麟，女播音员钱家媚、杨慧琳，机务刘振中、李志还等为此可没少跑路。3月20日晚，延安电台宣布：“……给敌于大量杀伤后，西北野战军主动撤离延安。保卫延安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中共中央机关也完好无损，仍然留陕北继续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翌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正义之声经无线电波，传遍神州大地。1947年1月，中共中央、中央西北局组成由崔田夫、张仲实作为正副团长的慰问团，赴山西吕梁慰问贺炳炎旅。他们从《靖绥日报》看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无不为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所感动。3月中旬慰问团回陕北解放后，张仲实来到已转移至子长王家沟的中共中央所在地，立即向任弼时汇报了刘胡兰的事迹。3月26日，刚到王家沟的毛泽东听完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挥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 。当晚，新华广播电视台不仅播出了女英雄刘胡兰的事迹，还将毛泽东的题词一并播出。狂妄自负的胡宗南占领延安没几天就督师北进，被彭德怀、习仲勋指挥的西北野战军于青化砭伏击，致其损兵折将，损失惨重。这天下午，周恩来、朱德走出王家沟过秀延河，看望慰问电台工作人员。3月28日晚，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修改的青化砭战役捷报。不久，为防止敌无线电监测仪监听定位，停止播音，改由先行转移晋西北的电台以及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之名继续开播。1946年12月5日，《解放日报》社一部分转移子长东史家畔，根据战士需要，将报纸改为缩小版，以便于携带，与延安的《解放》同时印数。1947年3月13日，延安最后一期《解放日报》第2117号印刷发行。第2天，廖承志社长即带领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撤离延安，15日抵达子长史家畔村。16日，《解放日报》第2118号，改为中型缩小版第一期印制发行。在史家畔期间，《解放日报》的主要内容为报道战时评论等，缩版第一期第一版显要位置即载评论曰：“蒋军占领延安这座空城后背上了包袱……以后必然更加困难。”又告诫蒋军：“……若要生还故乡，唯有放下武器。” 3月27日，《解放日报》最后一期第2177号，于史家畔编发。28日，报社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路由社长廖承志带队东渡黄河，一路由副总编范长江率领，编入第四大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从1946年12月5日至1947年3月27日，缩小版的《解放日报》共编辑出版60期。每期的发行范围为中共中央及边区前后方工作人员。就是这小小的报纸为交流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效率，配合前线作战起到积极作用。
第一次大疏散时，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除留少数坚守延安，大部分经安塞李家渠迁移子长西部的白庙岔一带。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迁往瓦窑堡西南高家枣林，世界上第一个流动法院开启了流动办案程序。与此同时，由边区工业局率领兵工厂、化工厂、制草厂等企业转移子长，分别散往于瓦窑堡城南与水沟坪、桃树洼沟、草坪等村庄。中央延属分区党委、政府先撤工作人员，转移子长县川栾家坪一带，不久又转移至子长北部山区。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机要处、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中央军委政治部等单位，统由李涛将先撤人员，所带主要档案、物资，统一编组，调配骡马车辆，以及沿途警戒都作了安排部署。特别是对机密文件、档案，制定专人负责、保存，以防转移途中出现丢失和泄密。这些单位和人员安全转移子长，统一安排于杨家园侧一带。
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底，第一批撤出延安的人员和物资作3个月的周密细致的运作，分批次移往子长地区，计划中的疏散任务顺利完成。这3个月期间，子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流接踵，车马跟踪，到处都是身穿灰衣的公家人和搬运行李物资的老百姓。每个路口，儿童团员们认真检查路条，不出示通行证便阻绝通过。有的还要往当地政府核实同意，方可放行。子长各分村自卫军、民兵自觉为前往单位站岗放哨，收集柴火，排水筹粮，打扫卫生。
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轰炸延安。防空警报刚解除，中共中央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决定：由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带领部分工作人员，转移先前勘查好的子长东王家沟办公，以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央中枢运转自如。同时决定一周内疏散完延安城及其周围村庄的父老民众。就在这一天，延安第二次大疏散大撤离正式启动。
1947年3月12日，朱德、刘少奇、叶剑英率队离开延安，3月13日下午到达子长杨家园则镇王家沟村。王家沟是一条南北走向，深约5里的支毛沟。沟所在的小村名任家山，只住三五户人家，沟口的王家坪地处川道。王家沟为先期到达的中共中央组织部、统战部办公厅、中央军委机关等单位工作人员和中央警卫团手枪连驻地。3月18日，胡宗南部逼近延安南三十里铺，枪声依稀可闻。黄昏时分，毛泽东、周恩来才从容不迫、依依不舍的乘车离开居住了10年零2个月的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毛泽东一行往延川县刘家渠、永坪转赴清涧高家硷。3月20日，周恩来前往子长王家沟，毛泽东则迁往高家硷南不远处的徐家沟暂住。同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致电贺龙、李井泉：“中央全部先后移到晋绥……在辛关渡准备少数船只，紧张时供我们从河口渡河之用。” 这是党中央第一次提出转移晋西北的想法，从此，中央高层谁东渡谁留陕北的讨论便开始了。3月23日傍晚，毛泽东经涧峪岔口王家沟，入住任家山早有准备的土窑洞。时为子长杨家园则区区长的樊志杰回忆说：“记得3月23日，（延属）地委送来紧急通知，让我和县长苏耀亮去王家坪参加一个紧急会议，但不知会议内容。会议开始后，大家才知道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率领的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从延川转战来到子长县杨家园则，也就是东一区二乡的任家山村……让大家保卫好毛主席，保卫好党中央。晚上，我们加强了区自卫队的力量。把上级分配的仅5支长枪、15发子弹全部发给队员。增加了各道口哨兵，所有干部夜间都进行巡逻。 3月25日，中共中央收到青化砭大捷歼敌一旅又一团的消息，这无疑又为党中央留在陕北提供了战略上的支撑和考量。当晚，中央五大书记召开会议，毛泽东首先提议：“中央和军委除留少数人员（二、三百人）于延安以北地区保持工作以外，其余部分和老弱妇孺，包括董（必武）老、吴（玉章）等均移到晋西北柳林、临县、兴县地区。 会议决定周恩来前往晋绥根据地与贺龙等商量落实转移工作。3月26日，周恩来离开王家沟去晋西北。3月27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为牵制蒋军投向其它战场，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同时，他又致电贺龙：“中央率数百人在陕北不动。这里人民、地势均好甚为安全。目前主要敌人是胡宗南，只有打破此敌，即可改变局面，而打破此敌是可能的。 ”这显然是谁走谁留的问题，还未形成共识之前，毛泽东先声夺人，为自己留在陕北造舆论作宣传。3月28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再次开会讨论走与留的问题，当晚午夜撤离王家沟。3月29日早晨，中共中央和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总部，转赴清涧县北枣林沟。当晚，经过讨论最后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央机关、军委总部精干人员留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留去问题从王家沟争论到枣林沟，横跨两个县区。事情终于一锤定音，领袖们的高尚情操，优秀品质让人肃然起敬。他们在安危之间选择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
1947年3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分三路从枣林沟出发。一路由朱德、刘少奇率队乘车东渡黄河，一路由叶剑英、杨尚昆带队赴晋绥，毛泽东、任弼时这一路轻装简从，到达绥德田庄互道别后各奔前程。毛泽东一行沿重耳川的一条骡马大道西进，后半夜因步行劳累遂于路旁邱家坪（为汾县境）宿营。4月1日下午，毛泽东一行继续溯淮宁河而上，夜宿子洲县高家塌村。4月2日傍晚离开高家塌经何家集进入南沟岔子长境内。住一夜行军，4月3日黎明时到达涧峪岔庄科坪休息。也就在这一天，胡宗南部135旅占领瓦窑堡。从高家塌到涧峪岔之间夜行中，所见所闻所感，使诗人毛泽东感慨万千，触景生情，酝酿成诗。4月3日晨，毛泽东稍作休息之后，，挥笔写下《五律•张冠道中》：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
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
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
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这首作于子长涧峪岔的五律诗，收录由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
1947年4月3日晚，因敌步步紧逼，毛泽东一行离开涧峪岔，由两个民兵带路在阴云低垂下，沿着羊肠小道经过店子坡，翻羊儿山，行程60里抵达子长西北石家湾。4月4日白天休息后，晚上毛泽东一行离开石家湾顺沟而行折面向西，抵达靖边县青阳岔，与从晋西北返回的周恩来会合。与此同时，撤离延安第一站的大部分人员和物资，也陆续安全离开子长，进而东渡黄河。
中共中央为什么把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个大本营选在子长？应该是从两个方面考量的，其一党中央还未到陕北前，这里就是西北革命根据地政治中心，而非游击区域，所以1935年11月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便毫不犹豫的决定定瓦窑堡，且在这里一住就是7个多月。子长又是为纪念西北红军和红军创始人谢子长革命烈士而命名的县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党中央进驻瓦窑堡后的12月13日，也就是毛泽东从直罗前线回到瓦窑堡的第二天，国民党井岳秀部队纠集反动地主武装突然来袭。面对生死考验，子长人民义无反顾，没有讨价还价，自觉组织起来冲向战斗一线。击退来犯之敌，使党中央安然无恙。还有发生于1936年3月10日的突发事件，让毛泽东等中央高层铭刻于心。那天东征红军最为惨烈的兑九峪之战打响，红军抗日先锋军总部突遭晋军一部偷袭，致使总部危在旦夕。以子长人为主体的红81师第241团看到后不顾自身安危，撇开正面之敌冲过去歼灭了顽匪。随后，红81师又调派第423团去保卫总部。所有这些战役都彰显了子长人不怕死、敢拼命的大无畏精神，同时，也给中央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党国民党匪兵咄咄逼人进犯延安之时，党中央便将战略后方选择于子长，就是选择了那里忠实可靠的人民群众。因为他们关键时刻拉得出，靠得住，且能冲锋陷阵。 其二，是从战略角度和地理地形方面考量的，子长东北面为国民党杂牌军驻守而非蒋之嫡系，因此一时半会构成不了威胁，西面虽为宁夏马家军所占领，但因距离较远，所以不足为虑。北边是人迹罕至的沙漠，没有后顾之忧。南面虽有渐渐逼近的蒋匪胡帮，但有西北野战军和人民群众的有力抵抗，且回旋余地之广使进犯之敌难以集中优势兵力。因此，子长自然就成为中央高层认定的理想缓冲之地。
责任编辑：白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