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刚到农村的北京知青
1969年1月，我和周吉平、夏鹰、梁林、李长超、黄宇、林沈辉、郝竞七个同班同学，一起来到陕北插队。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我们来到了插队的小山村——延长县安沟公社阿青村。这个村子只有百十来口人，村民们都姓谭。当时，村里还保留着几百米长的寨墙。就在这样一个封闭古老的小山村里，我们开始了人生的新征程。在这里，我们的精神得到升华，身体得到锻炼。至今还记得许多令我们津津乐道的趣闻轶事。
房东
我们插队时住的院子在村子西面。院子里有三孔石窑，这在当时来说，算是最好的住所了。我们住在西边窑里，中间住的是房东老大娘，东边是老大娘的儿媳妇。我们住的窑洞虽然好，但只有一个炕，炕头就是灶台大锅。一个炕上，挤了8个小伙子，其拥挤程度可想而知。周吉平靠灶台最近，我紧挨着他，夏鹰排第三。
有一天夜里大家睡得正酣，忽然听见周吉平大叫起来。大家爬起来一看，原来我们把周吉平挤到大锅里了。后来，村里又给我们调了一个窑洞，这才把拥挤问题解决了。房东老大娘是位非常和蔼的老太太，她家老头叫谭永昌，早年参加革命，后来在公社信用社工作。
老两口对我们都非常好，我们在阿青村生活得十分愉快，很大程度应归功于房东老大娘的照顾。我们做饭、操持家务的本事大多是老大娘传授的。她很和善，也很慈祥，看我们的眼光总是充满爱怜。大娘没有孩子，他们过继了谭永青的儿子，大名叫谭志远，小名叫大毛，我们便直呼其小名。
大毛是从事保密工作的军人，他每次回家探亲，总和我们打得火热。大毛非常和气，但他的婆姨比较厉害，大毛常年当兵在外，婆姨留在家中，经常惹老大娘生气。每次发生争吵，我们总是坚定地站在老大娘一边。大毛回家探亲，我们就向他告状，说他婆姨欺负老大娘，大毛一听，就勃然大怒，回到窑里就把婆姨痛打一顿。
因为我们的告状，大毛婆姨没少挨打。后来，房东老两口相继去世，大毛全家也搬到西安定居。许多年后，我也调到西安工作，有时还去看望大毛。每次到了他家，他婆姨总是热情地招呼我，十分亲切，全然不记当年我们告她状害她挨打的仇。为此，反而使我顿生歉意。
开会
在农村插队期间，经常开会。每天收工天色已晚，回来吃过饭，再收拾一下就八九点了。这时，又听到敲钟声，便明白又要开会了。当时，由于村民住得分散，要将开会的人召集起来，需要一个小时，队长还不时要对没来的人去呐喊一番。每次的会议内容多有雷同，小到队里的牲口怎么处置、庄稼怎么种，大到传达公社的一些会议精神。
会场一般都设在饲养员睡觉的窑洞，开会时，老乡们有的蹲在地上，有的靠在炕上，有的一锅一锅地抽烟，有的在低声闲聊，有的索性呼呼大睡。会场一般不会出现冷场，每个人的发言也不会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而简短。
有的老乡发言开场白是：“我来说点不成熟的意见。”你不要以为这点意见大概三言两语就能表述完毕，而一讲就是半个小时，其内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赶到春耕和夏天翻麦地时，会议常常开到凌晨两三点，会后，大家就直接吆牛去翻地了。这样，人也晒不着，牛也有精神，干到上午九、十点钟收工，我们回来可以好好睡一觉，而老乡们则趁机去自留地里忙活。
会虽然很多，但真正重要的会每年也只有三四次，主要是公布夏季和年终分配方案。这样的会议不需要队长吆喝，大家早早就来了，竖着耳朵认真听。当时，陕北农村分配粮食的办法是：按“二八”开，80%按人口分配，工分占20%。然后再把粮食按官方价格折成钱，工分少而人口多的家户免不了还要交些粮钱，而我们知青户，人口少，工分多，所以，除了分到粮食外，还可以拿到些钱。
大家都喜欢多分些粮食，因为粮食官方价格比黑市要低得多。村里的经济作物分配则是按工分分配。记得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除分到粮食外，每天10个工分还可以得到1毛钱，这在当时陕北农村已经是相当不错了。我常想：我们今天热议的社会分配制度改革，缩小社会贫富差异，何不借鉴一下当年陕北农村的“二八”分配制度呢！
北京知青在劳动中
养猪
1969年，阿青村的夏粮、秋粮都获得大丰收，群众的生活开始好起来。这时，我们就想学着老乡养猪。养的第一头猪是当地的土猪，长得很慢，过春节时把它杀了。把猪杀了之后，我们没有把猪肉卖了，而是由南方长大的林沈辉将猪肉腌制起来，放在缸中，让我们足足享用了几个月。
我们养的第二头猪是一个洋猪崽。所谓“洋猪崽”就是与外来种猪交配出来的。洋猪与土猪从外形上看，最大的区别在耳朵。洋猪的耳朵又小又尖，土猪是大扇风耳。自养了这只洋猪后，我们发现，洋猪比土猪聪明、活泼。对任何事情都喜欢琢磨和研究的黄宇开始拿这只猪做实验。黄宇的实验首先从猪饲料下手，他搞了一种“糖化饲料”，其实就是在喂猪之前，把猪饲料发酵，经过发酵，猪饲料内的养分更容易被吸收，收效比较明显，非常成功。
后来，我们发现这只猪太活泼了，院里没人时它一声不吭，只要听到我们收工回院子放声一唱歌，它就开始又吼又跳。一米五的围栏，它可以一跃而过。黄宇认为，这样太浪费猪的体力了，不利于长膘。怎样才能控制他不跳不叫呢？黄宇给猪的两个耳朵塞了棉球，让它听不见。第一天相安无事，第二天晚上收工回来，我们发现猪不见了。大家急得满村子找，又是唱歌又是呼唤，但是，还不见猪的踪影。
直到晚上，我们才在果园一个角落里发现它正在呼呼大睡，真令人哭笑不得。
做醋
我们在阿青村插队时，村里的经济作物也是按工分分配。当时，村里每个壮劳力平均要养活四五口人，而我们知青户全是壮劳力，没有负担。我记得以全村人每年工分总数计算，我们知青户约占四分之一。年终分配时，我们分的经济作物特别多。
阿青村盛产水果。当时，村上有百亩大的果园，到了秋季，我们分的梨就能堆半个窑洞。这可让我们犯了愁，当时，政策不允许我们去市场上卖，所以，就动员周边村的知青来吃，甚至有的村同学赶着毛驴来驮梨。但还是吃不完，眼看着梨一天一天不新鲜了，黄宇大胆提出要自己酿造梨醋。
他不知从哪儿找来了醋曲，随后，又让我们搬来一个大缸。他让我们把梨捣碎，放上醋曲后，将大缸密封起来。过了20多天，打开缸后，立即有一股清香味扑鼻而来。我们去掉梨渣后，只见梨醋已酿成，足足有半缸。从此，我们吃饭时，总要洒上些香喷喷的梨醋。
知青会做醋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许多老乡前来讨醋吃。我们紧邻村有一户爱占便宜的老乡，他也来讨醋，第一次端了一只大碗，我们颇有些心疼的给他装满。过了几天，他又来讨醋，居然端着一个小盆，我们十分不情愿地给他装满拿走后，立即做出决定，如果他再来，就告诉他没酷了。这件事至今回忆起来仍让人觉得好笑。
拖拉机手
被选为拖拉机手的周吉平（后排左二）在陕北插队时的留影
上世纪60年代，陕北的经济十分落后，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很低。当时，延长县只有几台7.5马力的柴油机。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延安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延长县有了第一台汽车，是分配给县医院的救护车。
不久，我们村分到一台柴油机和一个钢磨，李长超便成为村里第一个会摆弄机器的人。这台柴油机质量不怎么样，一年里，它运转的时间和修理的时间几乎同样长。李长超不得不起早贪黑地琢磨它。李长超掌管磨房后，变成了浑身沾满面粉的“白人”。由于他认真细心，对前来加工面粉的老乡十分和蔼，所以，村上的群众都十分喜欢他。
后来，我们公社也分到了两台55马力的“东方红”拖拉机。公社开始招收第一批拖拉机手。非常荣幸的是，周吉平被公社选中，让他当拖拉机手。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周吉平就在公社拖拉机站上班。当时，安沟公社几乎没有一块宽展的土地能让拖拉机来进行耕作，所以，拖拉机主要用于跑运输。
当时，阿青村没有通公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开拖拉机的英姿。但村里老乡都很自豪，认为阿青村能出一个拖拉机手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几十年后，周吉平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领导着世界最大的石油企业集团。不知他是否还记得当年他驾驶着拖拉机飞奔在陕北的山间小路时的感觉。
2002年6月，李连元（后排中）捐资修建的招商国旅希望小学举行落成典礼
李连元，男，1969年1月赴延长县安沟公社阿青村插队，后任陕西省团校校长、招商局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党委书记。现任北京延安知青联谊会会长。
（本文选编自《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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