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北京知青在广播站播音
陕北这个地方山大沟深，群山连绵。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造成了这里的封闭。我们刚来延安插队时，当地的村民围着我们看稀罕，觉得我们说话、穿衣、包括走路都与当地人不一样。闭塞造成了信息的不畅、物流的不畅，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落后。
就拿我所在的那个村子来说，一条窄窄的山沟里，住着百十户人家。老乡们在半山崖上挖出几孔土窑洞，再平开一个硷畔，就算是一个家了。远远看去，这个村子好像挂在半崖上，只有一条细细的小路将每户人家与沟底的川道联结起来。
在如此落后的地方要生活，无非有两种选择：一是知天安命，生在这个地方，就凑合着活吧；二是要改变这里的环境，让生在穷山沟的乡亲们能换一种活法。
我们来后与乡亲们一起，打坝造田、修路挖渠，经过近两年的苦心奋战，村子里的面貌有了明显改变。尤其是通往公社的路修通之后，村里有一个姓邵的老乡，用卖猪的钱买了一辆自行车，他隔三差五，骑上车子跑一趟公社，每次回来都会把我们的家信和邮政局分发的报纸捎回来。
一张报纸、一封家信，在那样一个年代，在那么一个封闭的村庄，无疑是获取外部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和来源。更让人可喜的是，有一年5月，首都人民支援延安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给凡有北京知青插队的村子赠送了一台三用半导体收音机。老邵从公社将这台被村民们称为“洋匣子”的收音机用自行车带到村里之后，全村人都来看稀罕。
收音机里一会儿有人在说话，一会儿有人又在唱戏；换一个波段，就能收一个新节目。村里的饲养员听着听着，觉得奇怪，便拽着我的衣襟悄悄问：“小张，这个‘洋匣子’里能盛多少人，连说话带唱戏，听着可红火哩！”我一听，赶紧给老饲养员讲收音机的原理，可讲了半天，他还是有些不明白。
自从有了这台收音机，村里一下子变得热闹了。队长怕老乡们不会使用这洋玩意，便让我们知青把收音机保管好。每到晚上，老乡们挤到我们住的窑洞里，只是为了听一段新闻，或听一段戏曲。老乡们爱听秦腔，每当把收音机拧到能收听秦腔的波段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听着听着，竟随着秦腔的板路在摇头晃脑。
知青在收听广播学习时事政治
一看这个情况，我们几个知青在一起琢磨了一下，既然这是一台三用的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为何不能把它所有的功能都开发出来，利用这台收音机为村里办一个小广播站。说干就干！知青高劲松在上学时就十分喜欢物理，来插队后经常给老乡家里的铁锁配钥匙，焊洗脸盆，老乡们都夸赞说：“小高的本事可大哩！”
有一天，我和小高把办小广播站的想法给队长作了汇报，队长一听，当然高兴。可他对如何办广播站有些不太明白，便犯难地说：“咱村上啥都没有，要办广播站可不是个容易事。”我和小高看到队长面有难色，又鼓励他说：“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由我们来办。”
我和小高到老邵家把自行车借来，两个人去了县广播站。站上的领导一听我们是从马茹子沟来的，又听说我们要在村里办一个小广播站，便二活没说，叫来仓库保管，将仓库打开，让我们选。我们从中选出已经废弃了的四个破喇叭和一个损坏了的三用扩大机。我俩如获至宝，带上这些宝贝就往村里赶。
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喝了两碗清米汤，啃了一块玉米团子后，高劲松就把他从北京带来的“百宝箱”打开，里面有漆包线、小开关、螺丝刀、烙铁、焊锡。凭着之前学来的一点无线电知识，我俩开始鼓捣起来。就这样，接连干了两个晚上，我们把几个破喇叭修好了。接下来，还要改喇叭的阻抗，光一个喇叭就要缠上几千圈漆包线。没有工具，我们就发动其他知青来用手绕；没有电表，大家就一边绕，一边记缠绕的圈数。
这些活计干完之后，该买广播线了。逢集的那天，我和小高领上队长到了公社的供销社，一问，供销社正好有广播线。我问一圈线多少钱，售货员说一圈15元。队长一听每圈15元，便低声问我：“咱一共得用几圈？”我说：“最少得用5圈。”队长当时就低下头盘算了起来：一五得五，五五二十五，得花75块钱。我看出队长的心思，他感到有些贵。花75元买5卷广播线，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开支。
我和小高一看队长犯了难，便不再坚持要买广播线了。这时，队长又问我：“能不能找其他材料代替。”小高随口说：“行！有细铁丝就行。”队长是个有心人，他一听说拿细铁丝能代替广播线，便来了劲。他把我和小高又领到供销社的后院，那是一个收废品的地方。队长在那里转悠了一会儿，发现废品上有细铁丝。他通过一个熟人，将废品堆上的两大捆细铁丝按原价又买了回来，一共花了六块四毛钱。
万事俱备，只待安装。但我们回来之后，发现麻烦事又来了。用细铁丝代替广播线，喇叭里的线圈不能太密，要拆开重绕。小高不怕麻烦，连夜又找来几个知青将线圈又重绕了一遍。到了第二天，他将连夜改好的一个喇叭和细铁丝一连接，喇叭响了，而且功率相当好。
如法炮制，我们将剩余的三个喇叭也都接好了。可没想到，夜里刮了一场大风，将接好的线刮断了。这时，队长过来看试接广播的情况。一听说线太细，经不住风吹，他说：“其他事我干不了，这个事好办。”他让村里的人每家拿来一根绳子，将绳子和铁丝合并在一起，又在线路之间多栽了几根椽，就这样，这个问题顺利解决了。接下来，我们又用了两天时间，将广播线全部架设好。
小广播站试播的那一天，村里像过节一样，充满了喜庆的气氛。四个喇叭分别被安在村子四个方向的四棵大柳树上。随着收音机的打开，全村便有了响动。从遥远的首都传来的声音，让老乡们听着舒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这熟悉的声音，没过三天，连饲养员老汉都学会了。
过了几天，小高和我又翻开无线电书籍，把邻村一个知青从北京带来的小舌簧喇叭经过重新装修，做成了一个简易话筒。话筒的支架是用一节粗铁丝弯成的，插头是用半截铁钉代替的。这样一来，山村广播站的广播能收音，还能转播县广播站的节目，又能放唱片。
一根银线，将外部世界与一个小山村联结了起来。插队时，我们办的那个小小广播站算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得意之作。
张兴祥在陕北插队时留影
张兴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毕业，1969年1月插队到延川县冯家坪公社段家圪塔村。1972年12月延川县委宣传部工作，1982年1月西北大学毕业分配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工作，至2010年退休。
（本文选编自《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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