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知青用插秧机插秧
“广阔天地炼红心，插队来到河庄坪。”这是当年我们在延安插队时自编的一段顺口溜中的两句。这两句顺口溜有点自报家门的意思，也蕴涵着一点小得意。因为河庄坪公社离延安城很近，骑自行车一上午就能打一个来回。
我所在的生产队是河庄坪公社井家湾大队，队里的生产条件相对来说比较好。知青作为一支生力军来延安插队，他们所在的各个生产队也都将知青视为科学知识的传播者。就拿我所在的井家湾大队来说，我们到村上没多久，队长就给我们说：“以后，咱队上搞科学种田，还要靠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年轻人。”
当时，我听了队长的话后，有点心虚地说：“我连韭菜和麦苗都分不清，哪里会搞科学种田。”队长笑着说：“分不清不要紧，以后慢慢就分清了。要干好种地这个营生，光有苦水不行，还得要有文化、有知识。”我听得一头雾水，觉得插队就是“修理地球”，与文化高低扯不上关系。
但是，后来证明队长说的话是正确的。
那一年，队上修的引水渠贯通了。队长按照公社的指示精神，即刻成立了由贫下中农、农业技术员和知青组成的“三结合”科学种田试验队。我和另外4名知青被选到试验队里，才干了没几天，就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队长说种地也要有文化，这话算是说对了。
我当时人年轻，干什么事情都充满热情。自从到了试验队，我们每天寻找一些农业科技方面的书籍来读。有一次，在另外一个知青住的窑洞里发现他从北京带来的一本杂志，上面刊登着介绍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生产的文章，还有农科院几位专家论述干旱、半干旱地区如何提高粮食单产的论文。
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杂志里还刊登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一株玉米结了6个玉米棒子。当时，我想，我们井家湾的玉米地若能长出这样的玉米，那亩产量得多高。出于一种好奇和热情，那一年，在春播过后，我和几个知青在我们的自留地上种了一溜玉米。玉米的种子虽是老种子，但我试着将在杂志上看到的农田管理知识运用到自留地里。
知青在学习田间管理知识
过了20来天，大田里的玉米苗子都长齐了，可我们种下的那溜玉米刚冒了头。在村上和我们一起搞试验田的技术员说：“这溜玉米将来也长不好。一是误了播种期，跟不上趟；二是玉米种子还是老种子，再怎样管理也结不出6个玉米棒子。”技术员说得对。这溜玉米到后来还是没长好。到秋底，每株玉米最多结了两个棒子，和种在大田里的没什么区别，甚至连大田里的也不如。
自从干上这件事之后，我一心想干出一点成绩来，想着不要把“知识青年”的“知识”二字糟践了。当年，我探亲回家，去了一趟中国农业科学院。那时人年轻，也胆大，再高的门槛也敢往里闯。我在农科院见到一位专家，他一听我是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对我很是热情。那时候，延安的牌子很响亮，我大胆地向这位专家提出了我的想法和要求。那位专家给予了大力支持，赠送了我几本农业科技的书籍，还让我带回来一大包在山西试种成功的玉米种子。我如获至宝，在北京连一天都不想多待，就赶回了生产队。
第二年春播快开始的时候，大队经过商量，决定拨出300亩好川地来搞良种培育和耕作试验。为了能更好、更集中地使用劳力和肥料，队上还退出一些山地。春播开始后，我们试验队一方面积极参加大面积的科学种田，一方面开展小区实验。除了我从北京带回来的玉米种子之外，我们试验队还在玉米方面引进了7个单杂种、双杂种，在高粱方面引进了13个品种和5个杂交种，还试种了几亩棉花，搞了“红薯下蛋”、旱稻试验、“九二O”农药试制等。
在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我们从耕作、下种做起，在每一项生产技术和种植过程中，严格按照科学的办法，再结合士壤结构、水利设施等实际情况，将试验田耕种完毕。在玉米地的试验上，由于我们下的工夫多，种子优良，再加上管理到位，从出苗到结棒，一路下来，还比较顺利。但在试种高粱时，由于我们选用的榆杂一号品种与当地气候略有不适应，出现了雄性败育。雄花不足，就会影响结籽。为此，农技员提出进行人工授粉。
北京知青在陕北参加生产劳动
村上的知青为了让试验能搞成功，便和女社员一起，担当起人工授粉的任务。这个活计看来简单，但操作起来还要懂技术。采花粉时，要看客观环境，要掌握风向的变化，把托盘迎风对准高粱来接花粉。期间，我们试验组和知青们不管天气多热，不论刮风下雨，坚持对农作物的生长进行观察、记录、总结，不断摸索科学种田的规律。经过春播，夏锄，终于迎来了能见分晓的秋天。
那一年，尽管有“倒春寒”，夏季的旱情也相当严重，但300亩实验田平均亩产都过了“纲要”。玉米亩产量达到1070斤，高粱达到1200斤，第一次种的棉花亩产皮棉60斤，创井家湾有史以来粮食生产的最高纪录。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看到当前中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农业现代化所展示出的新成果，让我想起当年在河庄坪插队搞科学种田的往事。以我个人的经历来作一个总结，我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当然也包括农业生产的发展与进步，都是知识和科技推动的结果。想当年，我们能用知识的甘霖来浇灌延安的黄土地，这对我来说，既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荣耀。
（本文选编自《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作者：井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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