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在中国亘远绵长的农耕社会中，农民无不对仓与囤充满了感情和希冀。我发现，从北京到陕西，不少农户都给自家孩子起名叫满仓或满囤，甚至还有叫金仓、金囤、银仓、银囤的。当然，金与银对那时的农民来说，未免奢求过甚，而对粮食满仓与满囤的期盼，则还比较接近现实。因为仓与囤，都是农家储粮的必备之物，谁不盼它们满而又满呢？
我们知青到农村插队后，就由学生转变成农民了。既然要参加队里的劳动分配，就得解决自己的仓储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除靠队里的协助外，也要靠我们自己的才智。我们在插队后的第一个麦收前，按政策享受国家的供应粮。而自麦收后，就开始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也就是按人口和工分参加队里的粮食和其他劳动果实的分配。
那年麦收前，队长带人给我们抬来一只丈把长、一人多高、带有白木支架的特大粮囤。我当时挺纳闷，心想能分多少麦子，何用偌大的粮囤？没想到夏收的场景那么宏大，那么激动人心！一连十几天，全队男女老少齐上阵，白天收割打场、夜间分麦，人人脸上都透着难以抑制的兴奋。我们谁也记不清分了多少，更记不清往家背了多少回，反正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林林总总分下来，竟高达6000余斤，正好把那些囤子全部装满。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质疑：在那粮食奇缺的年代，你们为何能分得那么多的粮食，而且又全是珍贵无比的小麦？主要有这样几重原因：一是按当时的政策，每个知青的口粮按一口半人分配，五个知青即可分得七口半人的口粮；二是我们队是全县有名的余粮队，不但地多而且人勤，粮食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三是我们的工分多，按此分粮亦占优势；四是在那公社化的年月，生产队分粮从来是瞒上不瞒下，而且暗分的手法很多，如不用平斗用满斗，不用平升用满升。这样分下来，自然会多！
即使这样，我们看着满囤的麦子也禁不住啧啧称奇，因为我们也是从饥馑年代走过来的，深知粮食的珍贵，所以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能拥有这么多的粮食。而队长却告诉我们，这才仅仅是夏粮，秋粮比这还要多呢！什么玉米、糜子、谷子、荞麦、豆子、油料等，不下八九个品种，并叮嘱我们提前准备好粮囤。
队长的话提醒了我，使我意识到备囤的迫切性。此后，一有闲空，我就带着知青们下沟割条子，不久，就积起小山似的一堆。
所谓条子，乃是对各种树条和灌木条的统称。虽然这些条子基本上能够用于编织，但又由于其柔韧性的不同而需分别放置。
为了增加条子的柔韧性，我们便成束地将它们放入门前的涝池中浸泡。这是编织前的最后一道准备工序了。接下来，编织列入了我们的议事日程。就如何编织，知青们产生了两种意见：一是请队上代劳；二是自己动手，请队上派人指导。
“编囤不是什么细活，何必麻烦别人，还是自己琢磨着干吧！”我却胸有成竹地说：“虽然我们没有编过，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我们可以照着葫芦画瓢，哪怕画得不成样，只要能舀水就行了！”而大家对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毕竟不是人人能干的技术活。
北京知青在饲养场喂牛
然而，我说的也绝非大话，之所以敢揽这样的“瓷器活”，就是自己确有一定的把握。我小时候在北京门头沟河滩居住时，左旁的邻居就开着一个筐铺。我那时出于童稚的好奇，常跑到他家的院子里，观看伙计们手编筐子、篮子、车帘、荆笆等各种器物。当时我虽然无心学，但时间一长，还是对如何选条、如何打底、如何成形、如何收边、如何校正等各道工序了然于胸。当时我就想：见过这种世面的人，还怕编不成相对比较粗糙的粮囤吗？
大家见我这样自信，也就无话可说，只有甘当我的下手。
一般初学者，总习惯于墨守“先易后难”的规律，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因为我十分笃信古人“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的说教。而选择实践的结果，就是先从装玉米的大长囤开始。
我先指挥大家从涝池中捞出几大捆柳条，解开后，稍加摊晒就开始了编织。我先打了一个2米乘0.5米的底，然后用行李绳将四处伸展的条子收拢成形，再一道接一道地编下去。我一边编，一边校正，同时适时地纵向加条。当编到1.5米高时，便适时地收了边。当我用铲刀削去了它周身的毛茬，再一端详，模样还真的不错呢！
知青们都说我编得真好，比队上送的那只还精致，并问我这手艺是什么时候在哪儿学的。当他们得知我小时候的经历时，无不感到惊诧。我也借此谈了自己的感想：“哲人说：经历就是财富，一点都不错！就拿我们在插队中学到的东西来说，将来也一定有机会派上用场。”大家对我的话产生了共鸣，表情一时变得深沉起来。
我先编成了一个最大的，再编小些的就容易多了，无非是根据分配的每种粮食的多少，量体裁衣而已。
当我将这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粮囤全部编好后，便选了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将它们的内壁统一涂泥。涂囤之泥有个讲究，即黄土中必须掺以相当比例的牛粪。因为这样和出来的泥，比重既轻又不龟裂，还能有效地防鼠。
我们将这种泥一下和了个够，涂抹的活就要靠我独立完成了。干这活时必须赤膊上阵，而且最好一气呵成。因为稍一停顿就会影响到泥片的上下接缝，也影响了泥层的整体效果。我就这样涂涂抹抹地干了大半天，待全部完成后，自己也就变成了一只泥猴。
当这些粮囤阴干后，秋收也就开始了。自此前后约月余，几乎都是白天收割打场、晚上分粮。我们分得的粮食，分别装入了自己编织的粮囤，待秋收完毕，这些粮囤都已基本装满。这充裕的粮食，使大家初尝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快乐，使一颗颗原本还有些飘移不定的心，变得更加充实，更加坚定，更觉得有了奔头。
我们终于可以自食其力，而由此产生的自信，不就是我们步入人生的第一块基石么？它必将激励我们在未来奋斗中，摘取一个又一个劳动成果。
每当我走进自己的仓房，欣赏这一囤囤粮食的时候，都会深切地感到：无论囤子编得多么好，只有装满了粮食，才能尽显出它那壮美的丰姿。而这不仅是色彩对比的结果，更是虚实对比的结果。正是虚中存实，务实务虚，才使粮囤产生了一种整体的美感。而这又多么像人的大脑与知识的关系呵！
广阔的农村天地，我真诚地感谢你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洗礼与启迪。
陈立胜在延安留影
陈立胜，男，1969年1月赴洛川县武石公社贝郊生产队插队，1970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任延安地下水工作队车间主任；延安乡镇企业局小车修理厂党支部书记；延安乡镇企业局薯类开发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于2014年1月30日去世。
（本文选编自《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
责任编辑：林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