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近两万八千名16至20岁的北京知识青年，告别首都的繁华，发扬前辈“爬也要爬到延安去”的革命精神，乘坐 “知青专列”奔赴圣地延安，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在这片贫瘠又富有的黄土地上。
半个世纪后，从青年走到暮年，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深藏着一个圣地情结，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矗立着一座精神丰碑，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流淌着爱党爱国的红色血脉。
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华魂网”特別推出“北京知青延安情”专栏，让正值青春或曾经青春的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倾听北京知青在延安插队的青春故事，看他们如何在艰苦环境中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从中接受一次精神洗礼。
当年插队的北京知青在喂猪
我们到延川插队的时候，正是寒冬腊月。
进到村子没几天，马上就要过年了。我所在的关庄公社处在清平川。有一回赶集回来，发现川道里各个村子的碾盘上、大树上，包括牲口棚上都贴着红纸，上面写着“出门见喜”“抬头见喜”“槽头见喜”的吉祥话语。后来才知道，这是一种乡俗，寓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用陕北民歌来解释，这就是：“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盼得好光景。”老乡们将自己心中的期盼在过年期间，通过写对联或写门楣表达出来，图一个吉利。
没想到插队插到两年头上，我被生产队安排到“槽头”当饲养员，这对于一个女流之辈来说，不仅是一种考验，还夹杂着对传统习俗的一种挑战。起初，我不愿接受这个差事，后来经不住生产队长的三说两劝，我将这个差事应承了下来。在生产队当饲养员，较之上山掏地、送粪、背庄稼，苦要轻一点，但喂牲口的事情琐碎，人要勤快，还要有爱心。
自从我当上饲养员之后，每天忙得团团转。刚开始，生产队给我派了一个姓高的老汉当帮手，他年纪大了，手脚不灵便，但喂养牲口他是内行。高老汉手把手地教我怎样拌草料，怎样拴牲口，就连放牧时，拉牲口的缰绳应该挽多长，他都给我交代得清清楚楚。
有一回，两头毛驴给生产队驮粮食，从早晨开始到晌午，来回驮了六七趟，走了至少有五六十里地。回到饲养室，毛驴身上大汗淋漓，我心疼地赶紧把毛驴拉过来，往驴槽上拴。这时，高老汉急匆匆地赶了过来，他笑着对我说：“好娃娃哩，驴身上的汗水没干，驴圈里又阴又潮湿，停上一个时辰，驴就要中风。”说完，高老汉让我把这两头驴拉出去遛一遛，等驴身上的汗干了，再拴到槽头。临走时，高老汉又给我安顿说：驴吃过草料之后，要把水饮足。
高老汉对牲口的呵护令我感动，让我懂得了对待牲口也要像对待人一样，要从细微之处给予悉心照料。
劳动中的北京知青
自从我当上饲养员之后，村上的知青和一些婆姨女子都叫我“阮槽头”。作为我来说，既然干上这档子事，就不敢怠慢，要把生产队的牲口管好。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牲口是生产队的重要财产。当时，生产队除了牛和羊之外，还有九头毛驴。队上为了鼓励我将牲口喂好，还派了村上的一个女青年和另外一名女知青在饲养室给我做伴。
每天吃过晚饭之后，我在这两位的帮助下，将喂牲口的草料铡好，到了晚上，我还要起来给牲口添料。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锻炼，我已经一个人能顺利地完成喂牲口的全部工作。与我做伴的两个女青年白天在山上干活，晚上还要帮我给牲口铡草料，我感到她们有些累，不能让她们帮我铡草了。
于是，我学会了一只手往铡刀口进草，一只手铡草。实践出真知。铡了半个月，我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铡草的要领，而且铡出来的草长短一致，十分均匀。高老汉看到后，给生产队长说：“小阮这个碎女子干活细心，成了喂牲口的好把式。”
陕北这个地方干旱少雨。人们倒山种地、广种薄收。除了水灌溉到的川地能多打一些粮食之外，山地里的谷子和糜子亩产也就是百八十斤。人吃粮尚且困难，牲口缺草少料就更不必说。为了节省一些草料，每年一到春天，我抽空将牲口赶到山上，一来让圈了整个一个冬天的牲口能出来遛一遛，二来也能省下一些草料。有一次在放牧时，一头老叫驴为了贪吃“天窖”边的几茎鲜草，前蹄踏空，跌进窖里。我死死拉着驴的缰绳，可越拉越沉，最后，缰绳还是从我手中脱落，驴掉进“天窖”里。当时，我急得满头大汗，呼唤来人相救，可呐喊了半天不见有回音。
这时，邻村的一个后生正路过，他走过来一看，发现这口“天窖”并不深，驴跌下去并没受到大碍，便让我先把驴看好，他到村上去叫人。过了没一袋烟的工夫，村上来了3个后生，他们每人扛着一把老镢，顺着“天窖”的豁口，挖出一个斜坡，然后用镢头将驴缰绳勾上来，用力一拽，驴一跃从窖中站起，顺着斜坡被拉了上来。
一头毛驴，在村民眼中是一个宝物。在耕牛少的情况下，它还能拉犁。尤其是每年开春时给地里送粪，秋收时往场里驮庄稼，交粮时还要靠毛驴将公粮驮到粮站。“善待牲口，就是对生产力的一种保护。”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自从村上人叫我“阮槽头”之后，我就将饲养室当成了家。我吃住在那里，给牲口铡草拌料，尤其是在夜里，刚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又记起要给牲口添料。一晚上起来三四回，时间长了，我也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睡上一个时辰自己就醒了。有时睡不着，我还能就着饲养室里的灯光，看一会书。在牲口吃草料的咀嚼声中，读书似乎能读出一种别样的滋味。
北京知青大战引水渠
身在槽头喂牲口，除了繁琐辛苦之外，更多的是寂寞。因为要干好这件事，夜里的劳作十分重要。尽管如此，这些长毛的牲畜还尽出毛病。有一次，一头老驴患上了一种皮肤病，村上人将这种病叫“起骚”。驴一“起骚”，身上就溃烂，而且不吃不喝，没过半个月，驴瘦得只剩下一副干骨头架子。一看这个情况，我心里很着急，于是，便找来村上的赤脚医生，向他讨教，看有没有办法给驴治一治“起骚”病。
在他的帮助下，我又翻看了一些兽医书，终于弄明白“起骚”病是驴的皮肤受到细菌感染所致。为了给驴看好病，我买来给人治皮肤病的药膏，将剂量加大，然后在药膏里加了一些“六六六”粉，在驴身上溃烂的地方涂抹了3次之后，烂肉开始结痂。这期间，我悉心照料这头驴，把草筛干净，拌入一些麸皮，勤添少加，少吃多餐。为了让驴早日康复，我将水烧开、晾凉，再加入少量的黑豆面让驴喝。
10天之后，这头驴的“起骚”病好了，体形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也许是出于对我的一种感激，这头通人性的驴，每次一看见我，就伸出舌头，我便将手展开让它来舔。生产队的老乡们看见我如此上心来喂养牲口，都不住地夸赞说：“‘女槽头’比男人心细。人要善待牲口，牲口干起活来就不撒奸。”
春去冬来，不知不觉，我已在饲养室当了近两年的饲养员。这两年里，队上的9头毛驴都添了膘，有4头草驴都下了驹子。队上的毛驴由单位数变成了双位数，13头毛驴吆在一起，看上去有一种“军团”规模。我插队的第三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到秋后，队上给粮站去交公粮，毛驴一字排开，好长的一串，而且每头驴都戴着缨簪、挂着铜铃，驮着粮从清平川走过时，那阵势看上去很排场。
（作者：阮忠键，本文选编自《苦乐年华——我的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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